宋代文学·宋代文学与海外汉籍·历史上宋代与海外的汉籍交流

宋代文学的文献·宋代文学与海外汉籍·历史上宋代与海外的汉籍交流

宋代与海外物质文化交流的活跃程度不逊前代。以书籍等文化用品的交流对象而言，主要是周边汉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琉球、越南诸国，其中主要是朝鲜和越南。以与日本的来往为例：“在宋(北宋)王朝的一百六十多年(960—1127年)之间来往的宋船数，仅判明的就达70次。次数是相当多的。而且其中没有一只能够断定为日本的商船。”^①而北宋印刷术的发展、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及学术的发达，使得中外典籍的交流也空前活跃。

宋代的中外典籍交流，还是以中国输出为主。周边诸国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典籍的记载，史不绝书。如朝鲜，仅据其《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记载，北宋对当时的高丽王朝就有数次官方赐书：

高丽成宗九年(宋淳化元年，990)，“遣兵官侍郎韩彦恭朝宋，求印佛经，诏以《大藏经》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论》赐之”。

(成宗)十一年(宋淳化三年，992)，“遣使于宋，上书愿赐版本《九经》，用敦儒教。诏给之”。

显宗七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民部侍郎郭元朝宋，帝赐 《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等书”。

(显宗)十年(宋天禧三年，1019)，“遣礼宾卿崔元信等入宋，求佛经。诏给之”。

(显宗)十二年(宋天禧五年，1021)，“遣韩祚入宋，表乞阴阳地理书、《圣惠方》，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奠一藏”。

肃宗四年(宋元符二年，1099)，“《朱子语类》云：诏赐高丽王介甫《新经》三十本”。

肃宗六年(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王虾、吴言宠等朝宋，还，帝赐《太平御览》一千卷，又赐《神医普救法》”。^①

对日本的汉籍输出同样如此。当时日本所拥有中国文献典籍的数量，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此前，据9世纪后期日本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奉敕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彼时存于日本公务机构以及天皇私人藏书处的汉籍已达1568种，计16725册，如果与《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前者著录典籍3127种，后者著录典籍3060种)作比较，则9世纪时代在日本流传的汉籍，已经分别为隋代的50%及唐代的51.2%，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东传日本^①。到了宋代，印刷术的改善，书籍的大大增多，使得日本汉籍的输入规模更大，数量更多。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列传七》载，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求印本《大藏经》，这是宋代较早的汉籍输出日本的记载。后来的输出在规模、种类上都与早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据载，1211年，日本僧侣俊芿从中国归国，带回佛典一千二百余卷，外典汉籍719卷(其中就包括朱熹《四书集注》的初刊本)，碑帖96卷。1241年，日本僧人辩园园尔从中国回归日本，带回中国经籍数千卷，经整理，有94种，其中包括《吕氏家塾读诗记》等至今在中国都显得很珍贵的文籍^②。可以看出，使节往来、商船、入宋僧等，在当时都成为汉籍向周边国家输出的常见方式。如《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载，元祐七年(1092)，高丽遣黄宗慤来献《黄帝针经》，“请市书者甚众”，虽经当时的礼部尚书苏轼劝阻，仍“卒市《册府元龟》以归”。书籍之外，民间更有书版输出，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曾提及元祐四年十一月“泉州百姓徐戬公案”：“徐戬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公私并不知觉。”苏轼也曾说到当时宋与高丽人员往来之频繁：“奸民猾商，争请公凭，往来如织。”

汉籍源源不断地输出，丰富了输入国的汉籍收藏，也促进其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中国由于战乱、灾祸、禁毁等各种原因散佚的典籍也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到中国，这也是宋代文化交流中开始出现的新现象。其中对于中日而言，“十世纪前后，唐末至宋初，中日典籍交流出现了新的动向，即从中国方面的单方输出、日本方面的积极接受，开始变为中日双方的双向交流。尽管此时日本输出的典籍数量甚少，远远没达到对等交流的地步，但这毕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也可称为一个转折”^①。其实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与高丽等周边国家。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宣和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盖不经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文渊阁《四库全书》)韩无咎曾经说，高丽入贡时，神宗喻其进先秦古书，及进来，内有六经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颁行天下^②。

《宋史》卷四九一《外国列传七》载：“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除贡献日本本国书籍之外，“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欧阳修《日本刀歌》显示出当日宋人对于海外汉籍的向往：“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这种心情，到了南宋，理宗时的诗人牟��也有。他在《题高丽字迹》中写道：“片纸殷勤赠跋篇，来从箕子旧朝鲜。六经原不经秦火，好为刊传惠后贤。”汉籍的回流，有时候不仅限于作为贡献礼物或者民间商务、学术往来的行为，像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朝廷征书高丽，就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政府行为了。《高丽史》宣宗八年(1091)载其事云：“丙午，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需传写付来。”《高丽史》则收录了北宋政府在元祐六年(1091)所编出的《嘉祐搜访阙书目》，其中应包括哲宗所求之书，这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日书籍缺失情况以及所求书籍之概貌：

《百篇尚书》 荀爽《周易》十卷 《京房易》十卷郑康成《周易》九卷 陆绩注《周易》十四卷 虞翻注《周易》九卷 《东观汉记》一百二十七卷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韩诗》二十二卷 叶遵《毛诗》二十卷 吕悦《字林》七卷 《古玉篇》三十卷 《括地志》五百卷 《舆地志》三十卷《新序》三卷 《说苑》二十卷刘向《七录》二十卷 刘歆《七略》七卷 王方庆《园亭草木疏》二十七卷 《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张仲景方》十五卷 《元白唱和诗》一卷 《深师方》 《黄帝针经》九卷 《九墟经》九卷 《小品方》十二卷 陶隐居《效验方》六卷 《尸子》二十卷 《淮南子》二十一卷公孙罗《文选》 《水经》四十卷 羊祐《老子》二卷 罗什《老子》二卷 钟会《老子》二卷 阮孝绪《七录》 孙盛《晋阳秋》三十三卷 孙盛《魏氏春秋》二十卷 干宝《晋记》二十二卷 《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卷 魏澹《后晋书》一百卷 鱼豢《魏略》 刘璠《梁典》三十卷 吴均《齐春秋》三十卷 元行冲《魏典》六十卷 沈孙《齐记》二十卷 《扬雄集》五卷 《班固集》十四卷 《崔骃集》十卷 《汲冢记年》 十四卷 《谢灵运集》 二十卷《颜延年集》四十一卷 《三教珠英》一千卷 孔进《文苑》一百卷 《类文》三百七十卷 《文馆词林》一千卷仲长统《昌言》 《恕体论》 《诸葛亮集》二十四卷 王羲之《小学篇》一卷 周处《风土纪》一卷 张揖《广雅》四卷 《管弦志》四卷 王祥撰《音乐志》 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 信都芳撰《乐书》九卷 《古今乐录》十三卷《公羊墨守》十五卷 《榖梁废疾》三卷 《孝经刘劭注》一卷 《孝经韦昭注》一卷 《郑志》九卷 《尔雅图赞》二卷 《三苍》三卷 《埤苍》三卷 卫宏《官书》一卷《通俗文》二卷 《凡将篇》一卷 《在昔篇》一卷 《飞龙篇》一卷 《圣皇章》一卷 《劝学篇》一卷 《晋中兴书》八十卷 《古史考》二十五卷 伏侯《古今注》八卷《三辅黄图》 一卷 《汉官解诂》 三卷 《三辅决录》七卷 《益都耆旧传》 十四卷 《襄阳耆旧传》 五卷嵇康《高士传》 三卷 《玄晏春秋》 三卷 干宝 《搜神记》三十卷 《魏名臣奏》三十一卷 《汉名臣奏》二十九卷 《今书七志》 十卷 《世本》 四卷 《申子》 二卷 《隋巢子》 一卷 《胡非子》一卷 何承天《姓苑》 高士廉 《氏族志》一百卷 《十三州志》十四卷 《高丽风俗纪》一卷 《高丽志》七卷 《子思子》八卷 《公孙尼子》 一卷 《慎子》十卷 晁氏 《新书》三卷 《风俗通义》 三十卷 《汜胜之书》 三卷《灵宪图》 一卷 《大衍历》 《兵书接要》七卷 《司马法汉图》一卷 《桐君药录》二卷 《黄帝大素》三十卷《名医别录》三卷 《曹植集》三十卷 《司马相如集》二卷桓谭《新录》十卷 《刘琨集》十五卷 《卢谌集》二十一卷《山公启事》三卷 《书集》八十卷 应璩《百一诗》八卷 《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 《集林》二十卷 《计然子》十五卷^①

这份目录所包含的汉籍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充分显示出中外汉籍交流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当然，这种现象也只能发生在文化与书籍印刷高度繁荣的宋代，而在唐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汉籍回流的加强，无疑会给宋代文学的发展增加新的血液，起到促进作用。当然，这种促进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文献上的补缺。因为当时周围国家的文学发展，暂时还难以与中国匹敌。《宋史》卷四九一《外国列传七》载：“咸平五年，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世昌以其国人唱和诗来上，词甚雕刻，肤浅无所取。”

注释

① 中村新太郎[日]《日中两千年》第119页,张柏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 转引自王勇、大庭修[日]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第3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① 详见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2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② 同上,第45—46、127—128页。① 王勇、大庭修[日]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第22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三《夷狄》,中华书局1986版。① 转引自王勇、大庭修[日]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第328—32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