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风流派·后七子

诗词研究·诗风流派·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诗文流派。由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七人组成。为了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人相区别，世称“后七子”。他们在“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声势更为浩大。嘉靖皇帝开始当权，虽有些中兴气象，但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一些有识之士力图有所改革。而“后七子”中许多人正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在政治上力图改革，而在诗文上也反对疲软现象，再次提倡秦汉古文和盛唐精神。其理论核心仍是沿袭“前七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三)。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句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他们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他们认为：“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谢榛《四溟诗话》)极力颂扬盛唐诗歌。“后七子”左右文坛的时间比“前七子”要长，他们之间的文学主张也有不少差异，并且有所变化和发展。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认为“历观十四家之作，咸可为法”，“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待到李攀龙声名大盛，更把复古理论推向极端，“谓文有两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当时还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名目，影响更为深广。就在这声势大盛的发展过程中，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运动中某些流弊，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有取于宋元诗。并且，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常用直写性灵为其赞词。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偏狭，有的通达，所以他们创作中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七言律诗方面皆有一定功力，如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一些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诗句重复雷同的现象。后来，在公安派、竟陵派的极力反对下，“后七子”的诗文理论已不能左右文坛。但是，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李因笃、朱彝尊、屈大均、毛奇龄的手眼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其影响。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