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世族的兴起与世族制度的确立

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世族的兴起与世族制度的确立

关于世族兴起于何时，说法颇多，有的甚至上溯至春秋。一般的意见是将世族的酝酿期定于两汉。随着刘秀借助豪族势力登上帝位，征辟、察举等选官制度更多地向豪族子弟倾斜^①。一些达官显贵以家族为中心，以“门生”、“故吏”为羽翼，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仲长统《昌言》)，“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王符《潜夫论·论荣》)现象的发展，最终造就了一批累世公卿的门阀世族。汉末之乱，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各种家族势力依违多端，虽有消长，但亦为后来世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尔后，曹魏创行九品中正制，其本意虽然不是专为世族而设，但在客观上为世族提供了操纵选举的工具。西晋提出“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①，在中正品第中明确在“德”、“才”之外加上“资”的标准，门阀制度正式确立。《晋书·卫瓘传》载卫瓘上疏称九品中正制开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在以“平次人才之高下”(《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为目的的九品中正制下，“计资定品”的后果，就是使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文苑·王沈传》)的局面。然而，此时的门阀制度，主要还是立足于官位高低。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统治者“优借士族”(《颜氏家训·涉务》)的政策，无疑加速了门阀制度的发展。于是形成了以血统高贵与否而区别的“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阶层。在人品的评定上，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东晋以后则完全以门阀高下为标准。《南史·谢方明传》记载，东晋末刘穆之评论出身于陈郡谢氏的谢方明与另一高门子弟济阳蔡廓时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也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位居三公，何况还有才干。世族的特权，不仅表现在品第居官上，而且遍布户籍、赋役等诸多领域，一时形成了士庶界限森严的社会风气。至南朝，高门世族特权更加制度化：“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武帝纪》)但是另一方面，到了南朝，由于宋齐梁陈四朝皆凭武力上台，皇权的力量相对恢复。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统治者往往有意识地提拔寒士或低级世族，以打压原来的显赫之族，寒人掌机要的情况越来越不鲜见。但是，在文化上，世族仍占据着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首先，从在上者的态度而言，世族在政治上的强势固须限制，但其长期积淀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仍然相当牢固。为了朝政的稳定，在打压世族政治力量的同时承认其客观上的文化优势乃是明智之举;另一方面，文化优势正是乍登帝位以及借权势而获得特殊地位的家族所需要获致的，尽管他们可以在政治上、军事上统帅世族，但在文化观念上却始终惟世族马首是瞻。宋文帝曾对何尚之坦陈自己的奉佛心理：“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高僧传·慧严传》)宗教方面如此，文学方面亦然。出身于寒门庶族的帝王也以极大热情努力跻身于文人行列，他们不仅爱好文义，礼遇文士，而且亲自制作诗文。《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载：“上(孝武帝)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鲍照毕竟还是出身寒门，换作是世族高门，虽然在政治上不能再和帝王争胜，但在文学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他们，有时还颇不买帝王的账。《南史·刘峻传》记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①，帝乃悦，加其赏赍。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南朝的帝王多是武事起家，但世族文学审美标准的权威性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寒士虽可因得到皇帝出于种种动机的信用而立致高位乃至“势倾天下”(《宋书·恩幸传总论》)，但多半长于吏事和武职^②，整体的文化素质学术修养远不能和世族比肩，况且又没有世族业已形成的社会心理和舆论集团的帮助。缺乏团体的文化力量，难以向固有的世族文化领导权发起冲击，遑论取而代之。

其次，就世族本身而言，在其不需要依赖政治实权来巩固自身社会地位和家门声誉的情况下，对文化学术的兴趣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惯性和推动力的传统。政治风波的无情更使得传统的一流高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政治，其政治才干亦随之衰减。南朝皇帝对此采取优容政策，置其于不掌实权的清要之职，无吏事之烦心，远朝政之纠葛。世族士人借此游心艺文，在某种程度上更提升了他们的文化地位，更有利于原有文化特色的发挥，在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做出突出贡献。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对于这一问题，前人已在史实整理上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对东晋南朝文集的统计^①，在东晋南朝总共257部个人文集中，只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24个世族就贡献了183部，占70%以上，若统计中加上声名不那么显赫的次等世族，比例将会更高。这一事实，已可确凿无疑地证实世族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即使抛开这些细致的数字，我们也仍然可以从别的方面、以更宏观的视野来观察世族与文学的关系。

作为一种绵延数百年的社会现象，世族及世族制度本身是有其发展阶段的，它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它的反作用也并不表现在一朝一夕。诚然，随着世族制度的成熟，在东晋南朝的时代背景下讨论世族与文学的具体关系更能说明问题，但从追根溯源的目的出发，有必要先从世族学术文化传统之形成以及文学进入此种传统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讲起。

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 中指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中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又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当魏晋南北朝之乱世，学术文化既为世族所掌握，世族又以之为优美门风的基础，文化传统受世族之重视^①，可想而知。而六朝文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学普遍为世族所重视，逐渐被纳入世族的文化传统。

考察东汉以来世族之形成过程，我们会发现，除了累世公卿的政治传统外，他们在文化学术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和“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既是政治世家，又是经学世家，杨氏四世均传欧阳《尚书》，袁氏累世传孟氏《易学》。这当然与东汉以来重视儒学、提倡教育的政策导向有关，所以，这种现象非独杨、袁二氏为然。后来夺取魏祚的河内司马氏亦是靠经学起家的大世族，另外，颍川颍阴荀氏、太山平阳羊氏等魏晋高门，都是从东汉以经学传家的名族中成长起来的。

在汉末大乱中，这些经学世家及其传统的文化结构受到了巨大冲击。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局面摧毁了儒学独尊的地位，经学传统亦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三国鼎立之势确定之后，当世家大族重新确立自己位置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要考虑到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原因很简单，与较易取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相比，长期积淀而成的家风、家学更具垄断性，更能满足世族体现高门地位和盛流清誉的心理需要。单纯以治经名家的时代已经终结，原有的文化传统需要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曹魏政权的出现及其继承者司马氏的统一全国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首先，该政权地处中原，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最高文化水准，在文化上无疑有导引风气之力。而在这样一个政权中，恰恰出现了提倡文学而又“气爽才丽”(《文心雕龙·乐府》)的魏氏三祖。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以曹植为代表的一大批热衷文学创作的士人的频繁活动; 从在上者的有力倡导到一系列高水平的创作实绩的产生(尤其是文人五言诗的兴盛)，文学作为一种体现文化修养、彰显才华的方式渐渐获得了普遍认可，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文学价值观也逐渐得到普遍承认。西晋的统一，更使文学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熏陶渐染，以至于与各地世族的文化传统相融合，被世族的文化传统所吸纳。我们可以看到，从曹魏到西晋，世族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安七子中的代表人物王粲就是世家子弟，其曾祖王龚、祖王畅，皆为汉三公，其父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魏志》本传记载他见蔡邕于长安，蔡倒屐迎之，谓宾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刘桢，父刘梁，汉宗室子孙。孔融，孔子第20世孙。此外，在魏晋文人中，杨修是太尉杨彪之子，弘农杨氏的后代;皇甫谧是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荀勖出于汉魏名门颍川荀氏。大体而言，多是世家子弟。世族优游往来的生活形态，在客观上促进了唱和宴游活动，从而提供了文学发展的大环境。与此同时，思想领域兴起的玄学，跟文学相当自然地结合了起来。优雅清畅的玄风，辨难无违的玄理，乃至徜徉山水的玄学活动，不仅提供了适宜文学发展的思想土壤，而且影响了六朝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比如“清”、“自然”)，更不用说直接促成了玄言诗、山水诗这样颇具特色的文学类型的出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玄学、佛学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在六朝文学批评体系形成过程中所提供的借鉴之力，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当然，这不是说原有的经学体系解体后，世族文化传统就完全为文学所代替，而只是强调在种种因素作用之下，原先被儒家视为小道的文学，已经堂而皇之地为世族传统所接纳。在这一点上，除了要强调曹氏父子的功劳，还不可忽视世族自身的转型，他们不仅以主观努力为文学张目，而且在客观上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在文学创作尤其在适于宴饮唱和诗歌这种文体的创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 以任子范围的扩大最为典型。西汉时“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汉书·哀帝纪》注应劭引《汉仪注》)。而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令“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后汉书·安帝纪》),已取消任期限制,且校尉、尚书秩奉低于二千石。这无疑使高层官吏子弟进入官场更为顺利。① 具体参见《中国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七册),丙编第三章“门阀制度”第二节之论述。① 《梁书·沈约传》:约尝侍燕,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可见在沈约的心目中,“引短推长”之举,只是顾及皇帝的面子,让让而已。② 西晋以后,官位即有清浊之分,由士庶分而处之。清官之位多是职闲禀重,倒是浊官承担了大部分的实际工作。发展到后来,世族高门皆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储渊王俭传论》)为尚,以致一些原本由世族承担的需要才干的高位也被寒士占据。而南朝以后随着户籍控制的混乱,寒人通过种种途径挤入世族的情况越来越多。具体可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载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① 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刊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三分。① 另可参见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