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兵家韬略·国防韬略

传统文化·兵家韬略·国防韬略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国之间战争的发展，就产生并初步形成了古典的国防理论和韬略，以管仲为代表的政治家、军事家制定了“文武并用”、“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以孙武为代表的军事家对国防建设的实践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概括，秦始皇则在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国防体系。(图295)古代军事家用全面的观点观察战争、指导战争，提出了处理战争与和平、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人民相互关系的思想观点，以及相应的“有备无患”、“富国强兵”、“以民为本”、“文武并用”的国防韬略，成为历代奉行的国防建设指导原则。

有备无患 古代军事家认为，在战争危险存在的条件下，有没有战争的准备，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国家大计”。吴起(? ～前381)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保证国家安全的办法，最重要的是预先搞好戒备。“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只有在战争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必要的武器和物资储备，虽然出师正义，也不能征服非正义的一方(“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没有完备的作战预案，就不能应付突然事变(“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他们总结国家安危存亡的经验教训，深刻阐明了安与危的辩证关系，指出安危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不仅危可转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而且安可致危，“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柳宗元《敌戒》)，“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战国末年的齐王田建，面对秦始皇与六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修战守之备，也不助五国抗秦，只求苟且偏安于一隅。结果，秦国大兵压境，齐国不战而溃，田建束手就擒。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前期励精图治，使唐王朝出现“开元之治”，再次达到鼎盛时期;后期则“自恃承平”，穷奢极欲，“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结果突发安史之乱，国都长安失陷，唐玄宗被迫逃亡四川。这类因忘战而导致国家危难灭亡的事例，历史上屡见不鲜。古代军事家由此得出结论：“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南史·陈暄传》)。“善为国家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八)。“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虎钤经》卷一)。战前的准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善于指导战争的人，不仅要在战争到来时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要在战争到来之前远谋深算、预作准备。这样，才能应付突然事变，夺取战争胜利。

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的国防韬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在群雄争霸、列国兼并的战争中，各国都把富国强兵作为当务之急。古代军事家、政治家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军事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以及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兵力的动员受国家经济力量的制约。管仲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又说：“ 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管子 ·参患》)。《孙子兵法》反复论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带甲十万”要有“日费千金”的经济保障，“兴师十万”要有“七十万家”承受物力和人力负担(《作战篇》、《用间篇》)。孙膑和齐威王讨论强兵的办法，认为“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富国是强兵的最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还指出，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国富则民众，民众则兵强;兵强则土广，土广则主尊”。“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所以，“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就是说，治理国家，最为紧要的是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战备。这样，就可以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没有战争的时候，国家财力富足，“国富而民安”;一旦爆发战争，就可以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克敌制胜。管仲辅佐齐桓公治国图霸，就是以富国强兵作为基本国策。他认为，“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他们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实行改革，首先从富民抓起，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政治上强调以法治国，变贵族分治的宗法制度为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军事上，实行“寄兵于政”制度，建立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军事体制。终于使齐国由乱到治，由贫变富，由弱转强。秦国原是经济落后、国力衰弱的国家。战国初期，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其重要政策就是奖励农战，“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备”。实行的结果，使秦国“家给人足”，“兵革大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总结他的经验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 · 农战》)。

以民为本 古代进步的军事家、政治家用朴素的唯物观点观察战争，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利害得失则是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这是他们的国防韬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们认为，富国强兵要“以民为本”，“本固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如果“不务得人”，“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而“得人之道，莫如利之”。“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因此，如果“为天下致利除害”，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而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管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善于治国用兵的明君贤将，都十分重视“人和”，把“附民”(依靠人民)、“壹民”(团结人民)作为治国、治军之本。姜尚在协助文武二王兴周灭商的事业中，首先“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对内实行惠民政策以争取民心，对外“修德行善”以争取盟国，造成“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然后，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帜，以“为天下除残去贼”为名，发动讨伐殷纣的战争。这一策略，对争取兴周灭纣事业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武并用 文与武，政治与军事，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古代军事家、政治家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卷一)，搞政治必须以武力作后盾，搞军事必须以政治为基础。国家的强盛，依靠军事上的胜利(“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军事上的胜败，决定于政治的优劣(“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治与军事，内政与国防，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政治与军事同时并举，“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吕氏春秋》卷十五)。唐朝皇帝李世民在总结他的治国经验时说：“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帝范》卷下) 就是说，不可因为强调国防而忽视内政，也不可因为强调内政而放松国防，只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侧重。国防与内政同时并举，“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国策。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并不是人人都处理得很好的。西汉初年就曾发生能不能“马上治天下”的争论。刘邦是一个靠战争夺取天下的“马上皇帝”，对于政治、文化那一套原来并不重视。谋臣陆贾劝导刘邦转变观念，常常在他面前讲说《诗》、《书》中的治国经验。刘邦不仅听不进去，还很不耐烦地说：“老子坐在马上打天下，管它什么诗、书!”陆贾说：“坐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他列举商汤“逆取顺守”、秦王变法图强和吴王夫差、晋国智伯“极武而亡”的经验教训说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刘邦认为言之有理，要陆贾总结秦汉以及前代成败得失经验。陆贾写出《新语》十二篇，刘邦篇篇称善。这件事促使刘邦转变了重武轻文的观念，采取了一系列“文武并用”的措施，为巩固西汉王朝奠定了基础。1000多年以后，同样的争论又发生在蒙古的耶律楚材和常八斤之间。耶律楚材(1190～1244)是成吉思汗的重要谋士。常八斤以善于制造弓箭为成吉思汗赏识。常八斤在人前夸耀自己，贬低耶律，说：“国家正在打仗，要耶律这种文人有什么用!”耶律楚材回答他：“造弓还须有弓匠，治天下怎么可以不用治天下之匠呢? 天下从马上得到，但不可以只靠马上治理。”成吉思汗敬佩耶律楚材的才能，对他的儿子说“此人天赐我家”，以后要把国家的军政事务都交给他管理。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忽必烈两代30年，主要贡献有：劝止屠杀、掠夺，实行仁政，安抚百姓;制定政治制度，建立各级政权;制定课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财源。因而使元朝文治和武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