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曹植研究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曹植研究文献

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历来是建安文学研究的重点。曹植字子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太和六年(232)抑郁而终。生平见《三国志·魏书》及曹植第11世孙曹永洛刻立《曹植墓神道碑》(开皇十一年刻立)。《三国志》本传载，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生前曾自编文集，收录作品78篇(见《前录自序》)。曹植死后，魏明帝于景初(237-239)中下诏编定云：“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消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隋书·经籍志》著录《陈思王曹植集》30卷，在史部杂传又著录《列女传颂》1卷，在总集类又著录《画赞》5卷。今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六年(1213)刻《曹子建集》10卷本，合诗赋各体文章二百余篇，上海涵芬楼《续古逸丛书》据此影印。近现代曹植集注释本较有影响的首推黄节20世纪20年代所作《曹子建诗注》。曹集的全注本有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有关曹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1.关于曹植生平事迹的考辨

徐公持《曹植生平八考》(《文史》第十辑)就建安中曹植是否就国、奔父丧及始就国、初次获罪事实、贬爵安乡侯等问题发隐抉微，详细考辨，纠正前人之失误，启发后人之思考，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俞绍初《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顾农《曹植生平中的三个问题》就徐文提出的问题有所纠补^①。杨栩生《曹植事迹举疑》就《送应氏》二首的写作年代、延康黄初间徙封甄城、《洛神赋》的写作时间等前人失考或史书失载的问题举其所疑，陈其所见(杨文见《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1期)。经过考证，原来被忽略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原来积疑的问题得以冰释，从而使人们对曹植的生平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凡此，均具有实实在在的价值。

2.关于曹植在政治领域内表现的评价

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一场小规模的讨论。郭沫若《论曹植》驳斥了王通、丁晏的忠君爱国说，指出“丁晏在道德方面尽力为陈思王粉饰洗刷……总不免有点迂腐的”，曹植早年“行事未免太欠磊落”，“自尊自大不可一世”，后来受曹氏父子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文章一反成说，颇为引人注目。《文史哲》1955年第1期刊出贾斯荣《关于〈论曹植〉》一文与郭文商榷。贾文认为曹植是具有“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并认为郭文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性的”。《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刊出张德钧《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维护郭文观点，驳难贾文。张文认为曹植“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权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曹丕以兄长身份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并认为许多迫害事件与曹丕没有关系。廖仲安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发表了《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文章认为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对曹植的评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曹植“并不是一个像一般人所描写的单纯、善良的‘被压迫者’”。以“光明磊落”许植，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益价’之论”。至此，这场讨论便告一段落。事隔二十余年后，徐公持于1983年在《文学遗产》第1期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作者首先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归纳了各家论点，继而就曹植前后期的评价与曹植的文学成就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检讨了郭、贾、张、廖文章的得失。徐文认为，建安中“曹植总的来说没有用权术”;后期曹植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了特别的苛待，他后期诗文中的痛苦和不满不能仅仅以个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释。无疑较之于50年代的讨论，徐文的立论是公允的。曹道衡1984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了《从魏国政权看曹丕曹植之争》，文章指出：“这场王位继承权斗争中，曹丕其实处于压倒优势而曹植处于绝对劣势……这场斗争本来是无是非可言的。不论曹丕或曹植谁争到了继承权，结果也都不过当封建的‘大魏皇帝’。”这样的见甚为精辟。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93年5期)对政治领域内的曹植做出了新的评价，胡文认为，曹植“在政治上是个——尤其他晚期头脑清醒时——有才干、有雄心、有城府并善于忍让韬晦的‘精明人’”。

3.关于曹植文艺思想的评价

传统观点认为，曹丕将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是文论的正格;而曹植则声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忽视文学的作用，是文学批评的变调。所以曹植的文艺思想是保守的，退步的。20世纪后半期，许多学者反对此论，认为所谓“辞赋小道”云云只是曹植的愤激之辞，并非全盘抹杀文学的作用。我们不能根据曹植那几句激愤的言辞说他轻蔑文学。曹植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诗人的修养、写作经验等方面有明确的认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这种文学上的美学认识，对于中古诗学的发展具有提纲挈领的开创意义^①。

4.关于曹植文学创作的研究

郭沫若《论曹植》一文认为，曹植作品的“形式多出于摹仿”，“开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多数学者不同意此论。徐公持《关于曹植的评价》主张，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能低估”。此论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共同认识。当然也有例外者，如黄昌年《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吗》认为曹植诗歌不符合反映动乱与民生疾苦的要求，不能视为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荆州师专学报》1983年3期)。较多的学者将曹植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进行探究，认为以曹操去世为界，曹植前后期的创作有明显的差别。他后期的大多数作品包含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着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当然，在承认前后期有所不同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将前后期断然分裂成两截，前后期之间依然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就曹植一般的生活经历和政治遭遇来说，前后期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政治抱负及其实现来说，则前后两期基本上是一致的^②。关于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20世纪中期多重视其现实性，常以他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等诗为例来析论曹诗内涵。20世纪后期则多能客观地审视其诗歌内容，大多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二是国家，三是人民。而写“个人”又是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对其游仙、杂诗、咏史、宴游、赠别、从军、出塞、田园、山水等多种题材展开论述。对曹植诗歌艺术成就的争论也是颇为热烈的，多数学者认为，曹植的诗歌艺术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雅好慷慨;二是词采华茂。具体来说，一、善于运用寄托、象征的手法;二、语言优美而朴素;三、节奏、音韵和谐、婉转;四、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而加以细腻深刻的描写，不管是写景或抒情都深切逼真动人^①。近年来学者多从美学的角度透视曹植诗歌艺术，认为从汉代乐府到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建安时期是变异关捩，曹植乐府诗代表了乐府变异的趋势。曹植继承并融合了汉乐府民歌与文人古诗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风貌，有强烈的抒情性，使抒情主体得以多方面的展现;曹植乐府‘词采华茂’代表了中古诗歌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多表现为阴柔之美。当然，曹植诗歌的审美性是多样的，从曹植诗歌的意境来看，博大辽远、空阔苍茫的意境，使作品呈现出动人的壮美;展开想象的翅膀，让思绪飞翔在仙境里，把人们带进一个梦幻、神话般的艺术情境，使作品呈现出可人的优美。因此，以曹操、曹丕诗风为参照体，可以这样认为：曹植诗歌呈现出“雄奇之美，飘逸之美，婉约之美”^②。

游仙诗是曹植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曹植游仙诗的评价存在着歧见。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曹植游仙诗多持否定态度。《文学评论》1983年1期推出陈飞之《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一文，结束了无专文论述曹植游仙诗的历史，对长期以来否定曹植此类作品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作者在《广西师大学报》1991年2期发表《再论曹植的游仙诗》，从曹植游仙诗的文学渊源、指导思想和艺术寄托等方面申述己见。作者认为曹植游仙诗主要源于《楚辞》及楚巫文化，诗人创作的主导思想是汉魏名理学，其动机是咏怀，其艺术寄托包括暗示性、意向性、反衬性、比拟性等多种方式。1987年第6期《文学评论》刊出张士骢《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他》和张平《有关曹植游仙诗的几个问题》二篇文章，与陈文商榷。张士骢认为曹植游仙诗是他信奉长生之道的艺术反映。张平认为如何理解曹植的游仙思想是评价其游仙诗的基本出发点。

曹植的辞赋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钟优民《曹植新探》指出：“作为辞赋家的曹植，在建安诸子中亦堪称卓越代表。”并从内容上将曹植赋分为纪功序志、哀离述怨、感时咏物、男女恋情四类。一些学者将曹植一生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分别探究了曹植赋与屈原赋的关系，而《洛神赋》尤其是探讨的中心。传统的看法认为，赋中抒发了对甄后的爱慕以及对其惨死的深切同情。近年来，许多论者突破旧说，提出了新见。认为洛神是子建抽象的理想抱负的化身，《洛神赋》是表现作者对于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追求失败、理想破灭后悲愤凄苦心情的作品。认为《洛神赋》是一次幻觉经验的记录，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古老原型在曹植时代必然流露的一个实证。作者写美女、写洛神，实以此而自况，抒发的是自己抑郁不得志的孤独之感^①。

此外，曹植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也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包括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同时代诗人之间的比较，主要指曹植与曹操、曹丕、王粲、刘桢等建安诗人的比较，尤以三曹比较为多。纵向比较是异代诗人之间的比较，论者常以曹植与屈原、曹植与阮籍、曹植与陶潜等诗人进行比较^①。所有这些，可以看出一个世纪以来曹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间既有宏观的审视，亦有微观的解剖;既有新方法的探测，也有传统方法的深入。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在日渐提高，研究者的视野在逐步扩大，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曹植研究和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一样打开了新局面，创出了新气象。

注释

① 俞绍初文载《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顾文载《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1期。① 参见顾农《曹丕曹植文艺思想比较观》,《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1期;张可礼《三曹论稿》;陈飞之《论曹植的诗学思想》,《文学评论》1988年3期。② 参见王宽行《从曹植赠送诗看其前期的政治处境与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1期。① 参见徐公持《略论曹植及其创作的特点》,《中国古典文学论丛》1984年1辑;郑盂彤《建安风流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② 相关的论文有:张晶《论曹植诗歌的抒情性》,《辽宁师大学报》1993年5期;万云骏《从“文气”说看建安诗歌》,载《建安文学研究文集》;李洲良《三曹诗歌的意象与风格》,《北方论丛》1991年4期;裴登峰《曹植诗歌的阴柔之美》,《西北师院学报》1991年1期;裴登峰《曹植诗歌的阳刚之美》,《西北师院学报》1992年2期;裴登峰《曹植诗歌意境美探析》,《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4期。① 参见钟优民《曹植新探》。类似的论文有:周建忠《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过程》,《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4期;张亚新《略论洛神形象的象征意义》,载《建安文学研究文集》;吴光兴《神女归来——一个原型和〈洛神赋〉》,《文学评论》1989年3期;陈良运《三曹三辩》,《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1期;徐天祥《论曹植的政治悲剧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江淮论坛》1994年3期。① 相关论文有:王梦鸥《从典论残篇看曹丕嗣位之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傅正义《三曹诗歌异同论》,《重庆师院学报》1993年2期;赵福坛的《略论曹氏父子和他们的诗》,《广州师院学报》1981年1期;王昌猷《论三曹诗“气”及其风格差异》,《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2期;李南冈《论曹植诗歌的审美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2期;李洲良《三曹诗歌的意象与风格》,《北方论丛》1991年4期;小星《曹植与屈原文学创作之比较》,《延安大学学报》1990年3期。虞德懋《曹植与阮籍诗歌意蕴比较》,《扬州师院学报》1990年4期;虞德懋《曹植与陶潜诗歌渊涵比较》,《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4期;虞德懋《曹植诗歌艺术影响摭论》,《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