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编谪我。巳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编摧我。巳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一首小官吏诉苦的怨诗。诗不算长，仅有二十一行，内容也很单纯，但却较为典型地代表了《诗经》中一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北门》大约成诗于奴隶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这时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不但统治阶级加剧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也巳经难以调和。《北门》通过一个小官吏之口反映出的下层官吏的怨恨，活画出了当时充满压榨欺凌的社会情形。更值得沉思的是，一个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吏尚有如此遭遇，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黎民百性境况如何，简直就是不堪设想的了。在这一点上，《北门》同《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一样，揭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官吏的怨恨何止是一个人的几句牢骚，而是千千万万人民对统治阶级共同的控诉和声讨。
诗中的北门是全诗感情发泄的契机。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小官吏，天天从城廓的北门进进出出，工作自然是极端辛苦的。按照常理，他应该有官吏常带的那种得志之态，在繁忙的政务当中品尝到乐趣。更何况象他这样的官吏，家境即使不甚富足，恐怕也无衣食之虞。但诗的开篇却写道：“出自北门，忧心殷殷。”不但怀忧，而且很重，以至烦恼时时相扰，满腔尽是难言之苦。这是为什么呢?接着做了回答：“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原来是为自家的终介贫寒发愁，为自己工作的艰辛不被人理解而不满。可以断言，他的家境再贫寒，也要比奴隶们强过十倍;他的工作再艰辛，也不到奴隶们之万一。他之所以有此怨言，是作同阶级比较的结果，更多的表现出对于生活的奢望，而不是对起码的生活条件的争取。这对于当时的小官吏，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今天鉴赏这首诗，则要透过诗中的怨言，倾听到处于水没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血泪之声。
接下去的两段里，从王事、政事和室人三个方面诉说了自己的怨愤，而且通过几个动词的转换，描绘了怨愤加深的过程。第一段写到：“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编谪我。”先是说，王爷的差事派给我，公家的差事也要加给我，言中透出不堪重负之意。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大约是不能摆脱“终窭且贫”的处境，回到家里，家里的人也都要责骂“我”，这真是外忧内患，没有一片静土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白热化，竟然也使官吏的家庭“后院失火”，可见当时的危难之深。在第二段，这种情形有增无敛。“适我”变为“敦我”，不但派绘给差事，而且强行逼迫去干。这一方面反映出“王”的残暴，一方面也暗示出“我”的懈怠。“益我”变为“遗我”，如果说原来是额外干些工作的话，现在干脆就是都扔到“我”这里，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社会政治的腐败，于此可见一斑。家人的指责也跟随着升级，“谪我”变为“摧我”，当面责骂已不足以解除怨恨，竟代之以冷嘲热讽了。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小官吏忍气吞声地苟活着。他的生命虽然还很旺盛，但灵魂却在黑暗的深渊里痛苦地挣扎，终于渐感力不能支了。我们说，这不仅是一个小官吏的命运，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没落阶级和腐朽社会的命运，《北门》在自觉不自觉中巳经唱出了它们的挽歌。
《北门》的每一段后面都有一节副歌式的咏叹，这使它更符合歌唱文学的习惯，从而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很可能，它曾经是流传于邶地小官吏中的一支小曲，曲中吐露着大家共同的心声。即使不是这样，副歌式的咏叹也使诗的主题更鲜明，结构更和谐，感情更浓烈。尤其是它所表达的无可奈何的心绪，每每令人怆然。算了吧，老天这样安排，我又能奈他怎样呢?小官吏在尽数自己的遭遇之后，终究不能解脱，只好把自己的一切归结为天意的安排。这几声富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的哀叹，反映出当时拜神主义等迷信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现实。《北门》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结构的程式化。第二段、第三段采用同一格式，存大同，求小变，不但有利于烘托全诗的凄楚气氛，而且使诗作易诵易记，便于传播。这在以口头文学作为主要精神食粮的古代民间，大概也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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