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名和命的取舍·伯夷列传》鉴赏

《史记·名和命的取舍·伯夷列传》鉴赏

选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①信于六蓺^②。《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③荐，乃试之于位，典^④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⑤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⑥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⑦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⑧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⑨诗可异^⑩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¹¹⁾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¹²⁾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¹³⁾及干戈，可谓孝乎? 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¹⁴⁾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¹⁵⁾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¹⁶⁾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¹⁷⁾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耶非耶?

或曰：“天道无亲⁽¹⁸⁾，常与⁽¹⁹⁾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²⁰⁾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²¹⁾，糟糠不厌，而卒蚤⁽²²⁾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²³⁾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²⁴⁾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²⁵⁾。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²⁶⁾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²⁷⁾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²⁸⁾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²⁹⁾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³⁰⁾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³¹⁾舍⁽³²⁾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³³⁾能施⁽³⁴⁾于后世哉?

〔注释〕 ①考：考察。②蓺：同“艺”。③咸：全部。④典：掌管。⑤示：表明。⑥称：称赞。⑦序列：依次论述。⑧用：因为。⑨轶：散失。⑩异：惊异。(11)盍：通“盖”，于是。(12)载：装载。(13)爰：于是。(14)兵：杀。(15)宗：尊奉。(16)且：将。(17)徂：同“殂”，死亡。(18)亲：亲近。(19)与：帮助。(20)荐：称赞。(21)空：穷困。(22)蚤：通“早”。(23)遵：遵循。(24)傥：同“倘”。(25)见：通“现”。(26)疾：担忧。(27)徇：通“殉”。(28)冯：通“凭”，仗恃。(29)作：产生。(30)笃：专心。(31)趣：通“趋”，出仕。(32)舍：退隐。(33)恶：同“乌”，如何。(34)施：流传。

鉴赏：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打算传位给叔齐作为下一任的国君。孤竹君死后，叔齐想让位给伯夷，伯夷不肯接受，而叔齐也不愿继承君位，于是先后都逃到周国。两人原本是因仰慕西伯姬昌敬养老人的好品德而去投奔的，然而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离世。其子周武王非但没有下葬父亲，而且正要率大军讨伐纣王。二人觉得这种行为有违仁义，所以叩马谏阻，未果。待武王灭商后，他们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宁愿隐居山野，靠采摘野菜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伯夷和叔齐选择用生命来成全自己心中所坚持的气节仁义，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殉道精神，在那个改朝换代的乱世里，能具有高洁品行的人是多么的可贵! 所以孔子对他们赞誉有加：一是因为惺惺相惜，正所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二是因为孔子同样也处在一个同样混乱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需要通过重新树立高风亮节的榜样，供世人学习效仿，从而重塑良好的道德风气。

伯夷和叔齐是幸运的。《易经》上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周易·乾卦》)，正是由于孔子的称许，伯夷和叔齐的事迹被广为传颂，流芳百世。与之相比，同样是不肯接受君位而逃遁隐居的许由、务光，虽说他们的德行是太史公所认为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知名度也就远远不如前者了。所以说，无论是隐于岩穴之人，还是居于闾巷之人，假若不追随在声名显达之人身后附骥攀鸿，那么想要名垂后世就真的很难了。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了。

太史公也在为那些没有被记载的高士而感到惋惜，因为虽然挖掘历史中有意义的事或人是史学家的任务之一，但这必定需要文献史料作为依据，也就是所谓的有迹可寻。而那些能被记载或是口口相传的人当中，必定在记载前就有些许名望。影响重大的、认可度高的就会被重复记载，比如关于尧、舜、禹的“禅让”，可以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尽管《诗经》、《尚书》残缺不全，但仍然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了解那段故事。作为史学家，最基本的责任是要如实记录对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然而过眼云烟，又有多少人能够留名青史，不被历史长河沉积湮没呢! 太史公为以往那些没有被载入史册的卓越人物感到深深的惋惜。或许正是为了减少和避免传承历史时的遗憾，司马迁所撰述的列传，其人物来自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尤其是关注那些小人物和在某一方面独具特点的人物，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们的事迹，通过文字世代流传他们宝贵的智慧。

当然，比起靠无形的精神品质闻名的君子，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似乎更容易在生前出名，不过由于这种名气的影响力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地域性，所以也就更需要被史学家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这类在某方面非常杰出的“草根名人”在列传中不乏其数，有威震八方的军事奇才，有纵横天下的奇能异士，也有受人爱戴的医者。无论是他们想或是不想，名声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人一传十、十传百。有些人甚至因为怕麻烦，而不想拥有它。

不过，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名望对于一个真正能名垂青史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对于史学家而言是一份责任，对后人来说是人类历史留下的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