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十]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二·十二] 子曰：“君子不器。”
[二·十三]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四·十一]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五·十二]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六·十三]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六·十八]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六·二十六]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八·五]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八·六]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九·十四]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三十]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九·三十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十二·八]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十二·十六]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十二·二十]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十三·二十]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十三·二十四]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十三·二十六]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十四·十二]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十四·二十三]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十四·四十二]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十五·九]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十五·三十四]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十九·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十九·二十一]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鉴赏〕 《论语》的一个主要宗旨就是教人培养理想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书中对理想人格应当是怎样的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其中仅论及“君子”一词就有一百零六处，它们规定了君子应有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貌，志趣情操，行事方式和人生使命。这些对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最高的理想人格，按照孔子的观点，是圣人。在《论语》中圣人的形象极其神圣、伟大、崇高，其人格无比完美，他们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精神导师，受难的世人的拯救者，类似于信基督教的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所以孔子无比崇敬地颂扬圣人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在孔子弟子的眼中，孔子是圣人，子贡把孔子比为日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样，在孔门师生的思想中，圣人发挥了西方上帝的大部分作用，实际上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人格神上帝的观念在儒家学说中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为何儒家经常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
然而，在孔子看来，圣人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此只有很少的人可以称为圣人。孔子认为能够列为圣人的，只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他自己拒绝了弟子给他的圣人桂冠。但是，孔子没有断绝一般人养成理想人格之路。他们可以达到次一等理想人格，即君子。所以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尽管如此，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仍然非常高。他常常把君子的品质与小人加以对比，例如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这样的对比使君子的优秀品质特别鲜明，看起来更加可贵。
君子是仁、义、礼、智、信的统一，是古代德才兼备的贤人。“仁”是君子最可贵的品质。孔子说，君子抛弃了仁德，就不能成就他的名声；片刻不能离开它，哪怕是一顿饭的时间(《里仁》)。君子珍视人的生命，但认为“仁”更为可贵，志士仁人不会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宁可牺牲性命来保全仁(《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将道义、原则放在首位，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总以行义为做人的根本，通过礼来实行义。孔子认为，“礼”是君子的行为准则。他说，君子广泛学习文献，并用礼节加以约束，就不至于离经叛道(《雍也》)。遵循礼，君子就会在适当的范围、限度内，诚实行事，追求合理的欲求，而不至于侵犯他人的尊严和利益，危害社会的和谐和秩序。君子是“仁”与“智”的合一，除了高尚的品行，还应博学多识，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信是君子的一种突出的品质，他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敬事而信”(同上)，“谨而信”(同上)，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君子不像器具(《为政》)，只在某一方面有用途，而以“闻道”、“弘道”为重，是能统揽全局、领导全局的优秀分子。所以，在孔子看来，君子作为有道德、有知识、有才干的人，可受命辅佐君王，可以把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他，在生死关头决不动摇屈服(《泰伯》)。因此，孔子主张，对于君子，不必用小事情去考验他，而应委以重任(《卫灵公》)。
尽管孔子对理想人格提出的要求十分全面，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人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考虑人才培养的现实可行性。他深知人有资质的不同，性格的差异，在才能上各有所长，所以并不一味苛求门人德行、才识要十全十美。他认为，只要行为、谋事符合“义”，就可称为“成人”，即完美的人。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然后用礼、乐加以修饰、节制，就可以称为完美的人了。然而，在他看来，现实中对“成人”的要求不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个人只要见到财利便想是否该得，国家遇到危险肯为之付出生命，长久穷困却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也算是完美的人(《宪问》)。在此，孔子根据人们所处的实际情况，提出可以实现的成人目标。
君子人格的培养，首先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孔子强调立志，以为一个人只要有崇高的志向，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坚定不移地努力，就可以成为仁人。其次，君子应当“行笃敬”(《卫灵公》)，就是要积极投身实践活动，在与他人、家庭和国家共同编织的社会之网中，不断完善自身人格，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作出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子路问什么叫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并使周围的人安乐，进而使天下百姓都安乐(《宪问》)。可见，修养自己是君子立身处世、参与政事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使百姓安居乐业。孔子讲修身，不脱离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再次，君子是“文”与“质”，即思想品质与才华能力的统一，培养君子人格应内外兼修，既要心灵美，又要行为、谈吐高雅。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流于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只有质朴、文采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雍也》)。在孔子看来，质朴与文采对立而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相应地，君子不能只说不做，而应先做后说(《为政》)；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取信于人。
此外，对于君子的待人接物，孔子指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对君子的精神状态，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同上)，“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在古代世界，像《论语》那样对理想人格的描绘如此周详、完备、具体的著作确实少见。这些描绘既是古代儒家杰出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写照，也是孔子对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一种期望，后世不少士人力图按照它们来培养自己的思想品质，塑造自己的性格和形象。
如果说《论语》中的一些政治思想由于其时代局限性而在现代丧失了运用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说，其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包含了更多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在今天它们是用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讲礼貌、富有创造力和进取心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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