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鱼亭》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白鱼亭》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黄瀚著，八卷六十回，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存道光二十二年“红梅山房”刊本。

书叙江南庐州知府易自修，任职二十余年，清正廉洁，兴利除弊，深受治下百姓爱戴，以致数次升迁，均因百姓苦苦阻拦而无法赴任。后因总督演开基力荐，易自修擢升湖南按察使司，百姓闻讯又聚众挽留，使易自修颇感为难。圣旨催促易自修赴任，易自修与夫人黄氏商议后以年老无子为由，乞归故乡。皇帝准奏，因易自修政绩卓著，加升其为广东巡抚。易自修以巡抚衔坐享俸禄，全家深感皇恩浩荡。

易自修一妻四妾，均温良贤慧。黄氏和四妾亦均膝下无子，遂将府中众婢女视如亲生骨肉，令其读书、作诗，主仆之间十分亲和。众婢女貌美才高，其中菱花号称“诗将军”，湘麟号称“诗美人”，泉香号称“诗婢”，而秘月竟能设帐授徒，收婉婉等丫头为弟子。易自修返乡后，修造亭台楼阁，名为“吉园”;又建一座“招贤馆”，广揽四方文士入馆读书论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众贤士雅集易府“招贤馆”，荆南知府紫文光称易府的女流之辈亦均富才学，乃考试众才子，以决高下。馆中滥竽充数者闻讯逃遁，学富五车者则跃跃欲试。易自修请众才子游览“吉园”，并为园中各处景致题写匾额。众文士中，唯有虞舜臣、黄小溪才学出众，难分轩轾。黄氏及四妾每逢五之日在白蝴堂率众婢女与众文士谈诗论学，虞舜臣答辩时将古文从古至今共有若干体裁一一辨析分明;黄小溪从旁反诘黄氏，黄氏面无难色，对答如流。众婢女轮流主持论辩，众学士各显才华;众婢女各自爱慕馆中才子，众才子亦各倾心府中佳人。

黄氏染病，四娘怀孕;羽化道人为黄氏诊病，又因易自修虽命中无子，但积年行善，遂设法将四娘腹中女胎改换男胎。后菱花主持论辩，黄小溪讲评有明一代二百余年诗体之优劣，使菱花难以反驳;黄氏代菱花答辩，其博学令黄小溪折服。黄氏再病，病势沉重;黄氏令众婢女自择馆中才子为婿，菱花、湘麟决定同事黄小溪。黄氏见二女知礼贤慧，大感快慰，一笑而亡。易自修启奏朝廷，荐举“招贤馆”四十二位贤士，并将众婢女收为义女。白帝城木觉和尚是羽化道人之友，闻知易氏一家乐善好施，遂在四娘拜佛求子时，试探其善心之真伪。四娘一心向善，木觉和尚深为所感，遂令白玉鱼投胎以改换四娘腹中原有之俗子;并令此子五岁读书，十六岁中状元，拜虞舜臣、黄小溪为师，且要为官清正。四娘产子，黄小溪为此子取名易璧珍，又将新造一亭命名为白鱼亭。易自修一生行善，终于年过花甲而得子。皇帝令众贤士入京，易自修将众美婢许配众才子，黄小溪则独得双姝。四十二位贤士均官运亨通，而虞舜臣、黄小溪之官职最为显赫。后易璧珍果然十六岁中状元，功成名就，光耀门庭，得以衣锦还乡。

黄瀚在《白鱼亭》卷首即申明创作此书的目的：“一则以醒醒众人之耳目，二则以劝劝世人之好善。虽俚语俗言，大有关于名教，非如那些淫词小说”，却也认识到欲“醒天下人之耳目，悦天下人之性情，非积善感应之事不可，非词俗语俚之笔尤不可”。因此，《白鱼亭》实为词俗语俚的劝善醒世读本。

作者在小说中倾注大量笔墨，塑造了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易自修夫妇。易自修读书而未中试，全因祖宗行善积德方得做官;易自修任职期间廉正恤民，秉公执法，深受百姓爱戴，竟致屡次升迁均因百姓阻拦而不能赴任。易自修是一个“清官”，但作者对其政绩的描写多为概述，而着重描写的是易自修辞官还乡以后的事迹。作者将易自修铸造成儒家“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政治原则的人格化身，将他致仕后不忘忠君爱国，为国家招揽贤才之举视为善行，将他善待府中奴婢的宽厚态度视为积德，这即是易自修“修身”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易自修“齐家修身”终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正妻黄氏。易自修的许多计划，黄氏不仅是参与制订者，而且是具体实施者。易自修在职期间曾就进退问题与黄氏商议，最后作出退隐的决定;返乡后，黄氏与易自修四个侧室和睦相处，共同教导众婢女读书作诗;支持易自修建造“招贤馆”，为朝廷储备人才，并亲自主持论辩，培养众文士之学识。黄氏妇德固佳而学养更深，与易自修共同将易府修筑成人间行善乐园。因此，黄氏不仅是贤妻，而且是善女。黄氏及四妾的积德行善，温良贤慧，同样是易自修“齐家修身”的善果。

易自修夫妇积德行善终获成功：“招贤馆”中众贤士得以仕宦，易府中众婢女各有归宿。易自修夫妇修造“招贤馆”，使许多渴求功名的文士纷至沓来，以期通过易自修这位“伯乐”而飞黄腾达。黄瀚对其构筑的这一虚幻乐园心驰神往，竟然自己也充当一位才子“进入”易府，并属真名实姓——黄小溪。这在古代小说中十分罕见。黄小溪在众才子中风流倜傥，才华出众，屡获殊荣，独得双美。最后，经易自修荐举而任高官。作者虚构的这些情节，可使读者窥视其心态：现实生活中的黄瀚读书而未能仕宦，科场失意，空余报国之志，难遇识才之人;他渴望遇到易自修式的“善人”，渴望得到“招贤馆”式的清幽、安定、舒适的环境，以结束其颠沛流离、清贫无助的游子生涯，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一展抱负，成就功名，荣华富贵。而这，也是当时众多仕途失意的文人所共存的希冀与梦想。古代小说中描写的“才子佳人”，“佳人”多是大家闺秀，名媛淑女，但易府中的佳人却是一群才貌双全的婢女，她们读书作诗，贤慧识礼，最后得以自择佳婿，嫁才子，做夫人，一生荣耀。此种描写，并非意味着作者具有独特的妇女观，易府中众婢女的某种优越地位和幸福结局，乃是易自修夫妇的善行所致。作者强调，众婢女有此机遇，也是她们祖先积德的结果。因此，“才子佳人”均是易自修夫妇的行善对象，“才子佳人”最终匹配并不是爱情的力量，而是善行的体现。

易自修夫妇数十年积德行善，终于感动上苍，获得神明的嘉奖。黄氏平生向善，宽厚仁慈，恪守妇道，病危之际亦不忘行善：令众婢女自择才子为婿;黄氏因而得以目睹善行而一笑归西，免遭死于非命的厄运、免受病魔长期折磨致死的痛苦。黄氏因行善而得善终，可视为神明对她的一种护佑与旌奖，也可令世人动心。易自修命中无子，因而退隐求子;但因易自修屡行善事，羽化道人将其第四妾所怀女胎改换男胎，木觉和尚又令玉鱼投胎以改换四妾腹中“庸庸俗俗”的儿子，使易氏后代能够显赫门庭、光宗耀祖。人之祸福本命中注定，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而多行善事竟然可以改变既定命运，使不幸命运逆转，可感动上天神明予以格外垂青，易自修年过花甲而得贵子即是明证。作者的这种安排，对当时难求长生、渴望善终的芸芸众生来说，对当时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信条的广大普通人来讲，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和极强的说服力。作者的这种描写，在某种程度上缩短了虚幻的神明世界与苦难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使神秘无形的冥冥之中的主宰，具有了现实的奖惩力量，亦使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有可能化作民众的自律行为。这正是作者企望达到的目的。

黄瀚在小说中宣扬的善恶观源于儒、释、道共同塑造的伦理道德思想，其表现形式则具有明显的释道特征。如作者强调“‘阴骘’二字是人生断不可少，感应数篇是太上逼真的金鉴”;又宣称“君明、臣良、国恩、家庆，然后功名富贵、才子佳人生于其间;而究其所由，并非偶然，必从祖宗父母积德积善、无数的因果中得来。”在作者宣扬的善恶观念中，有些观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做官的人，能代百姓伸冤，除暴安良，也就是积德了。……此是说做官的人不能行善，也当除恶;能除恶，便是行善。是除恶的功德比那修善的功德更大些。”此种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善恶观念，是当时易自修之类“清官”的做人准则之一。这些劝善惩恶的官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治下民众遭受的压迫，可使一部分百姓的冤屈在其权力范围内得到昭雪。因此，这种善恶观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民众拥戴易自修式的“清官”，古代戏曲、小说中屡屡出现“清官”形象的根本原因。但是，应当指出，“清官政治”的终极作用和目的是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除暴安良”、“劝善惩恶”乃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有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才有可能解救民众的倒悬之苦。否则，千千万万遭到不幸的普通人只能在冤沉苦海之际，默默地乞求“青天老爷”的拯救;只能在戏曲、小说中，寄托质朴的愿望，体验虚幻的、短暂的幸福与快慰。

黄瀚以劝善为宗旨塑造了一批善人形象，使小说中充满了善男善女;这些男男女女性格单一，只是一味行善，仅仅是作者宣扬的“善”的观念的化身，因此，小说中并没有血肉丰满的、成功的人物形象。本书的许多情节颇有摹仿《红楼梦》处，如易自修建造吉园请众文士题写匾额，众丫头学诗，众学士百花轩吟诗等等，均有东施效颦之感，与《红楼梦》中类似描写所具有的神韵相去甚远。此外，小说中多次描写才子与婢女谈诗论学，大掉书袋子，意在显示作者之才学，却往往令人生厌。作者文笔平常，书中插写的诗词韵语亦未见精彩者，小说在艺术上的平庸与作者的创作初衷有关，作者意在通过词俗语俚的通俗文学形式劝善，在艺术上则缺乏追求。

《白鱼亭》成书之时，鸦片战争烽火已燃，正是满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际，中国的历史开始了列强凭陵、民族危亡的时代。满清王朝内忧外患，在时代的暴风骤雨冲击下，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体系在外来侵略和外来文化的猛烈撞击下，开始崩坍。社会的剧烈动荡，使黄瀚式的文人困惑、迷惘、忧心如焚;他们或著书立说，极力贬斥、抨击外来文化的渗透，或利用通俗文艺形式，宣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警劝世人。然而，时代的前进，已经证明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落后，及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体系的历史局限;无论是陈天池《如意君传》中请天降神仙效命朝廷，以挽救颓势的努力，还是黄瀚《白鱼亭》令易自修式的凡人努力修身、行善积德、忠君爱国，以巩固封建社稷的苦心均告徒劳。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乐决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意味深长的是，当黄瀚式的文人徘徊在崇山峻岭之中，叹息世风衰颓，为修补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而绞尽脑汁之际，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已经出现了林则徐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者，“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历史地落到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们肩上。”(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尽管林则徐们的步履是那么艰难，但他们毕竟开始寻求用崭新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前途。

林则徐们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成为先驱者，这是历史的选择;黄瀚们在沧桑巨变面前，囿于传统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则是历史的局限。这，或许是《白鱼亭》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