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腊月·正月》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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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作《贾平凹·腊月·正月》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贾平凹,陕西省丹凤县棣花村人,生于1953年2月。乳名“平娃”,开始发表作品后改“娃”为“凹”,取其谐音。童年时代在家乡读小学,放了学就干农活,稍大一些还进山砍柴。1964年秋考上商洛镇初级中学。1966年“文革”爆发,次年即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劳动之余以读书为乐。后被派往水利工地,因人小力弱干不了重活,于是去写标语,编《工地战报》,还当广播员。因为表现好,1972年5月被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读书期间生活贫困,但坚持练习写作,有作在校刊上发表。1973年开始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作品,以故事、散文为主。1974年夏回故乡小住,曾去武关等地漫游,读《商州志》。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1975年大学毕业,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4月调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3年9月起当专业作家。同年专程去商州采访、考察。《腊月·正月》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曾任西安市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等职。1990年之前已出版作品40余部。在创作中自觉追求民族性、民俗性,取材于商州山地、表现新时期乡村社会种种变化的作品影响最大。长篇小说《浮躁》获1988年度美国飞马文学奖。

内容概要 四皓镇是商州一大名镇。秦时,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位老者避乱世隐居于此,饥食紫芝,渴饮石泉,而名垂青史。如今,镇上的韩玄子被人称作“商山第五皓”。韩玄子是民国时代国立县中的毕业生,很有学问。教了34年书,3年前退休,仍然志得意满。因为他“桃李满天下”,学生有的当了县委书记,有的当了地委部长,他的长子大贝又是全镇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在省城当大记者。退休后他被公社委任为文化站长,参与公社的管理。小儿二贝接他的班在公社中学当老师,已娶妻,大女儿叶子也已出嫁。闲暇时他在院中喝茶看报,植花养草,读《商州方志》,颇为优雅。但近两年,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二贝越来越不听他的话,嫌他思想保守,爱管闲事。二贝媳妇白银学城里人的样子,穿拖鞋,烫头发,睡懒觉,更让他生气。于是和儿子儿媳分家另过,天天喝闷酒。老伴看不下去,埋怨日子越过越穷,不如人家王才。王才本是镇上的穷小子,又矮又瘦,上学了还尿床,在生产队干活一天只能挣六工分。瞎眼老娘去世,好不容易娶了媳妇,穷得叮当响。但农村搞责任制之后,他受二贝启发,先是采商芝卖钱,没成功,又办食品加工厂,终于发了财。但韩玄子心里不服,说王才虽然有钱,但不如他韩玄子这么受镇上人尊敬,还断言共产党不会让王才成大气候。女儿叶子已经旅行结了婚,但韩玄子还要按当地风俗在家里办一场酒席,多请一些客人,以显示自己受人敬重。正月里请客,他腊月就开始准备了。这天早上他去巩德胜的杂货店买酒,路上听说王才为了搞食品加工厂,把自家的责任田转包给狗剩种了。买了酒回到家,王才正在等他。因为生产队的四间公房要出卖,公房挨着王才的家,王才想买下当厂房用,特地来请教他,问这样做合适不合适,还托他去和公社说。韩玄子当过王才的老师,又是镇上的头面人物,所以王才对他毕恭毕敬。但他却谈起王才转包土地的事,说那是雇工剥削,把王才吓得脸发白。王才走后他又找公社王书记告状,王书记却说中央快要下文件了,土地可以转让。为了使王才买不成房,韩玄子决定自己把房买下,但没有钱。二贝反对,大贝也来信反对。最后房子被王才买去,韩玄子气得在床上睡了两天,并决定过年给叶子办酒席不准王才家的人来,连狗剩、秃子都不准来,因为狗剩和秃子到王才的厂里当工人去了。一天,狗剩几个人从王才那里领了工资,高高兴兴去巩德胜店里喝酒,和巩德胜发生冲突,砸了酒坛、菜碟等物,韩玄子便借机让公社武装部重罚他们,让他们知道和王才站在一起没有好处。王才伤心不已:办厂也不光是为自己,乡亲们到厂里干几天,不是也挣了钱了吗?为什么遭人嫉恨?于是他想找机会多为镇上的人办好事。过年了,大年三十这天,王才人拿钱包电影给镇上人看,还在海报上注明“王才包场”。得知此事,韩玄子便怂恿巩德胜当晚也包一场,和王才对着放,并让公社电影队给巩德胜放《少林寺》,把人都吸引过去了。二贝和白银对爹大为不满,去看王才包的电影。王才拉着二贝的手激动不已。他诉苦说现在厂里销路好产量大,但原料不足。二贝出主意让他申请县里供给,并答应帮他写报告。从正月初一开始,来韩玄子家拜年、请喝酒的人排成队,韩玄子高兴得满面红光。王才带着礼品来了三次,韩玄子才见他。他求韩玄子把他的报告转给县里,韩玄子不同意,还摆架子批评王才赚钱肥了个人腰包。最后是二贝偷偷通过熟人把王才的报告转到县里。从正月初三开始,依照风俗镇子里要闹社火,放鞭炮。王才私人掏钱放了一挎包鞭炮,晚上韩玄子却不准狮子队去王才家“喝彩”,而让狮子队去了自己家和另外不如王才的几家。这样受歧视,王才媳妇痛哭不已。王才忍无可忍,到岳父村里请来狮子队、竹马队、魔女队,闹了三夜,硬是把四皓镇的狮子队比下去了。正月十二四皓镇社火队要去县里参加社火比赛,但没有经费。王才主动捐钱,韩玄子还摆架子。最后社火队在县里被人比下去,丢了脸,韩玄子几乎气出病来。正月十五,韩玄子家要请客了。公社王书记说县委马书记要来四皓镇给几户人家拜年,邀韩玄子一起去迎。韩玄子以为马书记一定会来自己家,便说了出来,满院子客人又激动又羡慕,说叶子好福气。但实际上马书记是接到二贝代王才转上去的报告,专程来给个体户王才拜年的。王才正为韩家不请他而伤心,听到这个消息大叫起来:“马书记支持我了!马书记来给我拜年了!”马书记与他合影,还请他参加县里的个体户、专业户代表大会。韩玄子家的许多客人跑到王才家看热闹,酒席冷了场,许多饭菜剩在那里。马书记走后,镇上许多人要入王才的厂,后来白银为偿还家里大办酒席欠的债,也背着韩玄子去王才的厂里做工了。正月过后,韩玄子明显衰老了。一个刮风的日子,老伴发现他出门没回来,跑出去找,见他在四皓墓地中呆坐着。看到老伴,韩玄子悲痛欲绝,道:“我不服啊,我到死不服啊!等着瞧吧,他王才不会有好落脚的!”

作品鉴赏 就取材而言,这是一部写农村改革的作品,是在改革的时代应运而生的许多作品中的一部。一般说来,追随某种社会运动而创作的作品往往缺乏独立的艺术品格,会随着那个运动的结束而失去生命力。但这部中篇小说不同。首先,它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写改革,简单地为改革叫好,而是从“人”出发,最后又归结到“人”,通过对人与人的关系、人物心态的真实描写,揭示在改革的特殊背景下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其次,它在表现改革生活的时候,自觉地写出社会生活的文化层面。小说是围绕韩玄子与王才的冲突展开描写的。韩玄子有学问,桃李满天下,家里有四个人是国家户口,拿固定工资,又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四皓镇的统治权,所以又自尊又骄傲。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尿炕的穷小子王才,本来是镇上的“下层社会”,当然不被他放在眼里。但随着全社会的改革开放,生产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王才靠开办食品厂成了镇上的首富,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人们的尊敬与羡慕从韩玄子身上转移到了王才身上。县委马书记去王才家拜年,甚至韩玄子的儿媳妇也偷偷地去王才的厂里做工了。而韩玄子,只有独自到墓地里去哀叹。小说对这种变化的描写非常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变化过程中人物复杂、混乱的心理状态。王才虽然有了钱,但总也摆脱不了心理上的自卑感。对韩玄子诚惶诚恐,在某些人的嫉嫉、歧视与冷落中又孤独又悲哀。尽管他知道韩玄子在背后与他为难,但还是卑卑缩缩地去巴结韩玄子。所以二贝夫妇赏脸来看他的电影或是马书记来给他拜年的时候,他那样受宠若惊。但这个自卑、胆怯的小人物又有一种潜在的韧劲和反抗精神。他坚持把公社的房子买到手、请外村的社火队来给自己喝彩,就是例证。韩玄子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变得那样可怜、卑鄙。一方面对王才进行恐吓,在背后拆台,一方面硬充好汉借了钱摆阔,用别人的尊敬和笑脸来安慰自己,获得心理平衡。但当县委马书记登门给王才拜年而置他于不顾的时候,这个“精神贵族”的自尊心与虚荣心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知道自己的时代确实过去了,于是突然间衰老。春天来了,他却只能到四皓的墓地去叹息。这种种变化的本质,是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重建。面对种种变化,作家的倾向性是鲜明的。这倾向性主要是通过某些象征手法表达出来。虽然这是一部极富生活实感的现实主义作品,但作家在总体构思中引入了象征手法。“腊月·正月”既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也象征着不可逆转的时光流逝(腊月过去就是正月)和新旧交替的时代(腊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正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小说把韩玄子称作“商山第五皓”,与秦时四皓并列,实际是暗示韩玄子的落伍和被时代抛弃的必然性,不管他如何痛苦、如何可怜。但是,由于小说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提供了一种真实、丰富的生活形态,因而其意蕴也必然是丰富的。它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照的认知对象。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如何评价以韩玄子和王才的冲突为中心的种种变化,持不同观念、不同价值观的读者也许会表现出与作家不同的倾向性。如果说农村社会的改革及其由此造成的人际关系、社会心态的变化是这篇小说的一个层面的话,那么这篇小说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层面:历史文化层面。小说开头作环境描写时讲了“商山四皓”的故事。这实际上为小说叙述80年代初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制造了总体上的历史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一直或浓或淡地笼罩着整篇小说。因为镇的名字叫“四皓镇”,而韩玄子是最爱读《商州方志》、被人称作“商山第五皓”的。关于民俗 (或称作“民间文化”) 的描写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 对院内照壁的讲究,新婚的 “送路”,提四色礼拜年、闹社火、晚上登门“喝彩”等风俗,等等,都给小说增添了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是自觉追求民族性与民俗性的。上述描写显然是这种追求的具体实践。它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丰富了小说的蕴含,使小说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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