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新敏
短篇小说。作者扎西达娃(藏族)。发表在《西藏文学》1985年1月号。《民族文学》1985年9月号和《小说选刊》1985年11月号分别转载。作品借鉴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为人们象征性地勾画了充满神秘气氛的西藏及西藏人民的追求。“我”去看望即将死去的桑杰达普活佛，他为“我”讲述了两个康巴地区的年轻人找寻人间净土的理想国——香巴拉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我”所虚构的一篇小说不谋而合，“我”的小说中的人物从“我”盛小说的纸袋中走出：一个叫婛的姑娘接待了从远方来的一个叫塔贝的汉子，并跟随他离开家，奔西方而去。一路上，嫁用皮绳扣计算着时间。行至一个小村，一个人帮婛用电子计算机统计了她所走的时间与距离，但婛没有数字概念，也没见过计算机。塔贝则被电影弄得昏头胀脑。越往后走，所投宿的村庄越失去大自然的恬静，充满嘈杂、喧嚣、机器声、歌声、叫喊声。他要走的不是这样的路。后来，婛和塔贝又来到一个名叫“甲”的村庄，在一个老者的指引下，塔贝准备走出迷宫。传说那是莲花生的右手，沿着其中一条掌纹能够走出去。临行前塔贝学着开拖拉机，却出了事，被后面开来的速度很快的拖拉机撞伤了。“我”的小说就到此结束。“我”按照小说中的情节，翻过喀隆雪山，去莲花生的掌纹地带寻找“我”的主人公。在那里“我”真的见到了他们，他们原来都是被赋予了生命和意志的。塔贝在理想的幻影中消失。奥运会开幕式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它把“我”们拉回时间里。“我”带着婛又重新走一条新路。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象征性。神秘的气氛、魔幻的手法更突出了这种象征。活佛的死、塔贝的死，象征了封闭的、乌托邦世界的幻灭，而时间感、距离感的获得，则象征了开放的、现实的世界的追寻。婛对塔贝由追随到怀疑，象征了盲目的信仰及这种信仰的破产过程。人民在封闭的迷宫中做出了无尽的牺牲，终于走向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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