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赵良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商鞅和赵良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车裂的改革家,商鞅的大名尽人皆知。对于商鞅变法和他的最后惨遭杀害,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高度赞扬的有蔡泽、韩非、李斯、王充、刘向、王安石、梁启超等历史名人,竭力诋毁的名人则更多,贾谊、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朱熹等皆是商鞅变法的坚决反对者。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很自然地成了左道旁门的代名词。在赞扬和反对的人群中,司马迁和王安石、梁启超似可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

司马迁对商鞅的鄙视明显地流露在《史记·商君列传》中: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则和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商鞅惺惺相惜,赋诗称赞商鞅变法: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极为看重商鞅的历史作用,将他和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并列,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位政治家之一。

回望中国古代史,大凡在呼唤改革变法的年代里,商鞅就会成为改革家们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王安石变法提出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实际上就是商鞅当年“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在宋代的表达方式。而在社会趋于稳定的年代,商鞅就变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头号目标。当然,在变法与守旧之争俞演俞烈之际,守旧派便会不遗余力地往商鞅头上泼脏水。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商鞅死后别无他法,只能采取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在其名著《神曲》中贡献的对策:“一意孤行,笑骂由人,非但不加申辩,而且充耳不闻。”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一出道就表现出一种过人的自信和判断力。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不听公孙座劝告的公孙鞅依旧呆在魏国,果然相安无事。通过这件事,不难看出公孙鞅(商鞅)惊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设若没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他必然会惊慌失措,而绝不可能临变不惊、泰然处之。

商鞅从魏国辗转来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荐拜见了秦孝公。为了引起秦孝公的重视,商鞅进行了精心准备,准备了三套说辞。史称商鞅先后三次晋见秦孝公,因为摸不准秦孝公的心思,第一次见面时,商鞅按照五帝之道陈说自己的政治见解,口若悬河地讲了许久,孰料秦孝公总是打瞌睡,根本听不进去;第二次晋见时,商鞅按照三王之道陈说政见,秦孝公依旧听不进去;第三次晋见时,商鞅索性用霸道进行劝说,秦孝公则听得津津有味,膝盖不知不觉地在坐席上向前挪动,一连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获得秦孝公信任的商鞅立即得到重用,开始了他的变法之旅。一望而知,商鞅是一个典型的政客,怀里同时揣着“帝道”、“王道”、“霸道”好几样东西,买家喜欢什么,他就兜售什么。因为大买家秦孝公索要的是霸道,故而,商鞅便将胸中的霸道学说倾囊相授。设若秦孝公要选择王道,相信商鞅也一样会投桃报李,照样倾囊相授的。只是历史没有假设而已。

接下来,商鞅在秦孝公的信任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是“徙木立信”,接着是杀一儆百,“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第一次在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350年。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奖励耕织。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推行县制;迁都咸阳;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焚诗书,禁游说;制定秦律。商鞅变法招招直指沿袭已久的旧制度的软肋,可谓切中时弊,针针见血。“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长期积贫积弱的面貌,国力迅速崛起,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周天子派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各诸侯国也纷纷前来道贺。商鞅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曾经使自己蒙羞的魏国,于是率军伐魏,大获全胜,魏国被迫割让河西土地给秦国,而将国都迁到大梁,秦孝公将於、商两县十五座城池封给商鞅,商鞅由此号商君,被称为商鞅。

变法成功的商鞅最后走上被车裂的绝路,显然不是他所想要的,却和他自己的误判和抉择息息相关。

商鞅相秦十年,功成名就,同时也结下了许多冤家对头。在商鞅沉醉在巨大的成功之中洋洋自得的时候,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冷眼旁观,看出了商鞅潜在的危机,并来到他的面前,对其进行善意的提醒,劝告他见好就收,及早退步抽身,以免日后蒙受不测之祸。赵良对商鞅的提醒犹如洪钟大吕,催人警醒。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史记·商君列传》)

俗云“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赵良从旁观者的角度清楚地看到了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弊端,尤其是已经潜伏在商鞅身边的巨大危险。商鞅显然对自己主持变法的业绩信心满满,故而才会有自己与秦国名相百里奚比较谁个更优秀之问。赵良直言不讳地对商鞅和百里奚主政期间利钝得失的理性分析,虽然令商鞅听了不舒服,却全是大实话,对商鞅而言可谓是金玉箴言。如果商鞅能听进赵良的劝告,他自己的性命无疑便可以保全。

“名缰利锁浓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成功者商鞅,可谓是入木三分。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商鞅没有把赵良的劝告放在心上,而是继续我行我素。商鞅如此抉择,自然有其过于浓郁的事业情结因素的作用,更多的则是他不相信“功成身退天之道”,太看重和幻想继续占有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过度的权力欲望使得他不肯相信赵良的理性分析,而侥幸存心又使得他对秦国的政坛局势发生了误判。

没过多久,厄运便无情地降临到商鞅头上。秦孝公死后,太子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出面告发商鞅谋反,秦惠文王立即下达逮捕令,商鞅被迫逃亡。逃至边关欲求宿客舍,老板见他没有证件,当即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这才体会到种下苦瓜食恶果的滋味,喟然长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鞅回到封地后举兵反抗,失败后便留下了车裂商鞅的悲惨一幕。

在秦惠文王继位后对他下手之际选择出逃,既说明商鞅并不是自愿为变法献身的人,也说明当初不听赵良之言是出于误判。有意思的是,早年在魏国的时候,魏相公叔座也曾经充当过和赵良相类似的角色,力劝商鞅马上逃离魏国以求保全性命。那时商鞅压根不相信公叔座的危言耸听,而坚信自己的判断力,继续呆在魏国,结果安然无恙。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到了商鞅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力,不肯听从赵良相劝的时候,杀身之祸便无情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相形于公叔座的缺少见识,赵良称得上是慧眼独具。商鞅不肯接受没有见识的公叔座的劝告,显示了他的过人的自信和判断力;不肯接受远见卓识的赵良的良言相劝,却为之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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