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

梅林的重要著作，写于1893年。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巴尔特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把矛头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家竭力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胡说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几个“天才的煽动家”所控制的“幻想”。巴尔特不惜采取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法，硬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承认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然后加以攻击。而当时德国党内的某些修正主义者，跟在这些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也鼓吹这种“理论”，例如，伯恩施坦就攻击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修正”，他否认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否定革命的作用，鼓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使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等等，同样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面对党内外这股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梅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捍卫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他的理论活动中心，写出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重要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十分出色的贡献。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最重大的理论贡献。他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是社会观的一个伟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这一伟大发现才获得了思想史中划时代的思想家的意义。他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它只有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被揭示出来。梅林在驳斥资产阶级学者非难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编造”和“空洞的公式”时，特地引证了恩格斯的一段话，说：“假如唯物主义的方法不被看作是历史研究中的指导线索，反之，却看成是既成的定型，而把历史的事实拿来照式剪裁，则唯物主义的方法就会转变为它的反面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第14页)梅林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套原理的汇编，而是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和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以绝对真理结束的封闭体系；它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梅林十分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方法，而不是刻板公式的教条。决不能认为“由它得出的一切结论，都是不可辩驳的；也不是说，它已经再也没有可研究的余地了。”他尖锐地指出：“凡是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刻板公式来滥用的地方(这也是常有的情况)，它也会象任何一种历史观察法的刻板应用一样，得出同样颠倒谬误的结论来。”(《论历史唯物主义》第57页)梅林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科学表述出发，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性质。他指出，人类不但生活在自然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不仅是一个动物，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人只能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意识，而任何社会团体的基础都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以最后还是生产方式决定各种精神生活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绝不否认观念的力量，问题在于究竟观念是从哪里获得力量的。他说：“因为观念不会从无中生出来，它其实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越是能够精确地反映这个过程，它就越有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第19页)梅林并联系人类原始社会的发展，强调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绝对没有肯定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有意志的玩具。相反，人类的发展正在于人的精神对自然界的越来越大的支配权。人的精神产生于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且靠着它，与它一道发展；人的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相反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的精神的母亲。梅林还依据丰富的实际材料，有力地论证了政治、法律、宗教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具体分析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曾得到恩格斯很高评价。恩格斯肯定梅林这本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但也指出梅林在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对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注意不够。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的信中，就特别提醒他注意，必须全面地完整地论述经济与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必须看到政治、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等不仅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它们之间还相互作用着，并对经挤基础发生反作用。绝不能因为内容而忽视形式的方面，否则就无法彻底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