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对他的生年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十岁学习先秦古文，后跟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属今文学派)，又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属古文学派)，二十岁时开始了他的旅游生活，足迹遍至江、淮、沅、湘、汶、泗、齐、鲁、邹、峰、鄱、萨、彭城、梁、楚。后达川、滇一带。他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使他有条件饱览“石室金匮”之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遵父遗命，编辑《史记》一书。后李陵与匈奴作战，寡不敌众，失败而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惹恼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史记》的著述。他的卒年已不可考，大约在武帝末年，享年六十左右。《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最初只叫《太史公书》，后来一变为《太史公记》，再变为《太史记》，东汉桓帝(147－167)时，才简化为《史记》。此前，“史记”二字是一切史书的通称；此后，“史记”二字就专指司马迁所作《史记》了。《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把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综合于一书，使各体之间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详此则略彼，从而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本纪，用编年的形式记载各朝代和帝王大事，是全书的“经”，等于“总纲”，《秦始皇本纪》以前各本纪按朝代记，以后按帝王记，这是由于近世材料多，远世材料少所自然形成的。表，就是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大事件和在列传中不便记载的人物活动。书，是一种系统记述典章制度的体裁，也可说是分类史，《汉书》改“书”为“志”，以后绝大多数“正史”记述典章制度的部分，都称“志”了。世家，是记公侯的，孔子不是公侯，也列为世家，是由于武帝尊崇儒术，司马迁景仰孔子之故，陈涉是农民起义领袖，也列为世家，反映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评价之高。列传，是记重要历史人物的，有一人一传者，有两人或几人合传者，有以人物性质相同或相近而做类传者，还有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进行记载的传记，列传可看成《史记》的“纬”。有纪有传，经纬交织，便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面叙述。《史记》一书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崇高地位：一、对历史编纂学的巨大贡献：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之例，《史记》叙事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是古代第一部贯通古今的大书。而所创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对后代影响深远，清人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书都参阅了，引用了《尚书》、《国语》、《世本》、《左传》、《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参看了皇家档案秘藏收集传说故事，亲自调查采访，从而保存了许多古代珍贵材料，特别是对战国、秦、汉历史叙述更详，价值也更大，对于所收集到的材料，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如对黄帝的传说就不轻易相信，对考证不准的史料就采取“疑则传疑”的态度，从而使《史记》成为一部“良史”。二、具有进步的史观：司马迁自序作史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当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官学是一个勇敢的挑战。对农民起义进行了热情歌颂，陈涉未封公侯而入“世家”，这表现了他不同世俗的精神，具有人民性。评价人物实事求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今上汉武帝，敢言其过，对汉高祖刘邦敢揭露其贪财好色，诛杀功臣，对项羽则以饱满的笔触描绘其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并把项羽列入“本纪”与皇帝等量齐观，对项羽坑杀秦卒，分封诸侯，刚愎自用，军败身亡而不知悔，还说“天亡我”等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其它历史人物都“善恶并书”，说明《史记》不愧是一部“实录”。《史记》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专辟“货殖列传”“平准书”，阐述工商业的重要，他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又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否定天命鬼神的作用，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怀疑，对统治阶级求长生不老药，寻仙求神表示否定。《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型，语言通畅形象，《史记》所依据的史料多是先秦古文，诰曲聱牙，司马迁都改成了汉代通行的语言叙述，还采用了大量的口语、歌谣、谚语、俗语。《史记》也善于刻画人物，注意用典型语言、典型事例刻画不同的人物，所爱所憎，在叙述之中自然表现出来。《史记》叙事条理秩然，在全书布局上，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不同形式的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从而便于概括历史全貌，对面貌各异，千差万别的人物，用类传的形式进行叙述，在材料安排上详此略彼，许多地方都注意交代清楚，用“事见某篇”“语在某篇”的交代，免去不必要的内容重复，使人感到全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整体。《史记》毕竟是一部封建史书，还不能摆脱“帝王授命于天”的束缚，对于封禅、改制度、易服色一套统治阶级骗人的伎俩，书中明显表示拥护的倾向，也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认识社会的方法论，材料之间也有互相牴牾之处。《史记》一百三十篇，在司马迁死后，有录而无书者十篇，这就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付靳蒯成列传。后来由褚少孙、冯商、杨雄、刘歆、阳城衡、史孝山等人将十篇续补上，十篇之外亦有所补，究竟谁补了哪些已不清楚，只知道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是禇少孙所补，因为这都标有“褚先生曰”字样。《史记》注本，今存三家，裴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索隐》三十卷，张守节《正义》三十卷，原来各本单行，宋代刻本始将三家注分列《史记》正文之下，现在《史记》以百衲本为最善，中华书局刊印的标点本，经过精心校刊标点、是最便阅读，也是最流行的本子。日本人泷川龟太郎(资言)所撰《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取清代学者有关考证文字八十四种，日本学者注解十八种，合注而成，搜罗广，功夫深，可供参阅。近年，我国涌现一大批《史记》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见解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