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精华。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所谓“易位”，就是由贵戚之卿予以撤换。这种观念是奴隶主贵族内部民主制的遗留。在古希腊曾经存在过，在中国西周共和时期也实行过。战国时期，君权大张，民贱君尊，不再有人提及。所以齐宣王一听到孟子此番言论，恼怒得马上变脸。孟子还认为，国君如果对待臣民不关心爱护，那么臣民对国君冷漠，甚至敌视，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把君臣关系看成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等关系，没有天生的服从义务和隶属关系。他还认为，残暴的国君不配称之为君。当时有人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孟子反驳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甚至把推翻残暴的国君说成是“救民于水火之中”，“为匹夫匹妇复仇”的正义事业。这种理论与绝对尊君的孔子有所不同，昏君鲁昭公破坏周礼，孔子明明知道，不敢承认，反而说他知礼。后世有的封建帝王对孟子很恼火。明代朱元璋称帝后，曾下令把《孟子》关于重民的言论删去八十余条，不准学生学习，不准用作科举考试题目。还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斥责孟子不配配祀孔子。经人苦谏，才得恢复。
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形成孟子的“仁政”理论。他反复告诫各国统治者，能否得天下或保天下，关键在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他再三劝说统治者，要“保民”“若保赤子”“使民以时”“无夺民时”“省刑罚”“薄税敛”“取于民有制”。坚决谴责“虐民”“残民”，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贫富对立现象，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不义之战，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民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主张在土地制度上进行改革，要使“民有恒产”，实行井田制。方里为井，每井九百亩，形成井字形，中间百亩为公田，其余八百亩分给八家为私田。八家共耕公田，收获归公，而私田收入则归劳动者自己。在私田内，有五亩地可以盖房子，树之以桑，有鸡犬之蓄，老者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有空还要进行文化道德教育。这是孟子理想的社会蓝图。井田制属于劳役地租制，而不是奴隶制，因为奴隶不可能有个人财产。这种制度在古代可能存在过，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已废止，“开阡陌，废井田”，为新的土地私有制和实物地租制所取代。孟子的这套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新，也不能说是复辟倒退。从汉代到清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鼓吹过，试验过井田制，都失败了。
孟子赞成社会分工。认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国家管理者和普通民众的分工，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孟子与农家学派就此进行过一场激烈辩论。农家学派主张管理者与民并耕而食，一边自谋生业一边治理国家。这种现象在原始社会确实实行过，到奴隶社会早已破坏了，到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了。孟子劳心劳力分工的主张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至于说后来成为替剥削制度辩护的理论基础，那不应由孟子负责。
孟子还坚持商品按质论价，批评农家学派只看数量计价，鞋子大小一样就一个价，而不考虑质量和加工的粗细。孟子说，那样一来人们都去制造劣质产品了。孟子的价格观无疑是进步的。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