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是五代时期的主要特征。五代词，除中原后唐和后来发现的敦煌曲子词外，五代文人词坛中心在南方。五代前期和后期，南方先后有两个词坛中心。一个是长江中游以上西南地区的西蜀词坛，一个是长江下游东南地区的南唐词坛。两个词坛的兴替和词体的演变进程，大致以公元940年西蜀《花间集》结集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花间集》和西蜀词人群为中心，后期以南唐君臣词人群为中心。
与西蜀文化是晚唐文化的直接传承一样，西蜀词，源头是晚唐词。晚唐衰乱，广明中唐僖宗避乱入蜀，大批乐人歌妓和文人才子接踵而至，歌词创作中心由原来的长安、洛阳转入蜀中。
西蜀的地理人文环境有两大特点，一是群山环绕与中原隔绝，二是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之称。此地早就有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民俗。杜甫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就是描写蜀地这种喜娱乐、好享受的民俗风尚。巴蜀原本是唐代的曲词盛地之一，《竹枝》《八拍蛮》等在民间早已盛行。刘禹锡取以制《竹枝》词，韦皋镇西川时进献《奉圣乐》曲，名妓灼灼善歌《水调》，侍中路岩以《感恩多》赠妓，都表明作词在西蜀早已形成风气。
西蜀在五代成为词坛重镇，与词坛中心南移和王建政权沿袭唐制、崇尚唐风密切相关。“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养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王建置教坊使掌管乐籍，蜀乐与唐教坊之制及唐末入蜀的乐工、歌妓、文人相得益彰，使蜀词创作时“逐弦吹之音”的环境较之晚唐更有甚焉。前蜀、后蜀帝王对声妓和歌词的特殊嗜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形成所谓“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的社会风尚。前蜀王衍、后蜀孟昶都是耽于声乐的君主，君臣欢娱，词曲艳发，西蜀词坛一时称盛，这也是《花间集》结集的背景。
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孟昶小朝廷中书令赵庭隐之子、卫尉少卿赵崇祚精选十八家“诗客曲子词”五百首，编纂为《花间集》十卷，并请十八家之一的欧阳炯作序贯于卷首，付梓印行。在《云谣集》没有发现之前，如清人所云：“词之选本，以蜀人赵崇祚《花间集》为最古。”
《花间集》十卷所选词人十八家，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即薛昭纬）、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敻、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
十八家词人与西蜀词坛的源流代群关系和群体特征如下：
第一，十八家中，西蜀词坛之外四人，西蜀词坛之内十四人。西蜀词坛之外四人为温庭筠、皇甫松、薛昭纬、和凝。温庭筠、皇甫松，中晚唐人，时代最早。皇甫松与温庭筠大致同时。他们非西蜀出生、非出仕或流寓西蜀之人，是被作为源头祖述列于《花间集》之首的。
薛昭纬为晚唐人，于西蜀诸人登上词坛前已辞世。《花间集》选其词达十九首之多，也是祖述源流，引为同道之意。和凝为中原文人，未曾入蜀，其作词的时间大约与西蜀前期词人平行。《花间集》选他的词作，表明西蜀词人群体认为这位远在黄河流域的“曲子相公”是他们艺术追求上相一致的知音者。
被《花间集》列于首位的温庭筠（812～866），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温庭筠词多写闺房艳情生活，风格以秾丽绵密为主，极尽绮罗香泽之态与绸缪宛转之度。《花间集》编成之时，距温庭筠离世已经七十五年。西蜀词人将他入选此书，列在首位，所选词作达六十六首之多，数量居诸家之冠，这表明了西蜀词人群体对温庭筠的认同、尊崇和效法。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温为《花间》鼻祖”。
第二，韦庄、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敻、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十四人，皆属于西蜀词坛。他们或仕于蜀，如韦庄、魏承班、顾敻等；或生于蜀，如阎选、尹鹗、毛熙震、欧阳炯等；或流寓于蜀，如李珣等；或原先是在西蜀出生、成长，后来外出为官，如孙光宪。
第三，西蜀花间词人群的鼻祖是始创侧艳词体的温庭筠，直接播种者是以韦庄为代表的第一代由中原入蜀的一批唐末士人，而衍流扬波的主干力量则是第二代、第三代生长于蜀中或仕于蜀的大批后一代文人。从僖宗入蜀到王建割据两川的三十多年，是西蜀词坛初兴的主要阶段，花间词的主要作家和花间词风基本形成，主要在这一时期。
第四，西蜀词人群体是以帝王为核心的君臣贵族词人。前蜀后主王衍和后蜀后主孟昶是核心。这个群体中有宰相、中书舍人、太尉、太保、司徒、侍郎、学士、给事、参卿、秘书。阎选虽为布衣却是王衍左右相当于“待诏”地位的“词臣”；只有波斯秀才李珣是布衣。无论从群体构成还是从创作风貌看，他们都是南朝齐、梁君臣贵族诗人群体和宫廷文学的延伸。这个群体以娱乐遣兴为主要创作动机，以酒宴歌畔为主要创作环境，以男女性爱为主要创作母题，以宫闱闺阁为主要作品氛围，以歌妓小唱为主要消费方式。
《花间集序》是欧阳炯应《花间集》主编者赵崇祚所请而作，这从序中称赵崇祚“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可以看出。
赵崇祚，字弘基，祖籍开封。其父庭隐，初仕后梁、后唐，后随孟知祥入蜀，为后蜀开国元勋之一，仕至中书令，封宋王。崇祚以父荫而得为列卿，官居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
欧阳炯（896～971），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少仕前蜀，为中书舍人。前蜀亡，随王衍入洛，补秦州从事。孟知祥镇蜀，炯复入蜀。知祥称帝，以为中书舍人。后主广政三年（公元940年）为武德军节度判官，为赵崇祚编《花间集》作序。后拜翰林学士，迁礼部侍郎，领陵州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广政二十四年（公元961年）拜相，监修国史。后蜀亡，炯随孟昶入宋，任散骑常侍。卒赠工部尚书。能诗工词，精音律，善吹长笛。他为《花间集》所作的序，不仅表达了《花间集》结集的背景、宗旨、功能，也代表了“花间”词人群体对于词体文学的一般看法：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序》分三段。首段论述歌辞的特征、风格，追溯歌辞自西周至唐演进历程，阐明歌辞的独特要求和发展方向；第二段，简述唐以来“今曲子”的发展，标榜李白、温庭筠两位代表作家，意在充分肯定合乎歌辞文学审美要求的唐五代“诗客曲子词”，张扬这一词苑“正宗”。第三段，说明《花间集》编辑的经过，叙述西蜀词人群体聚集唱和，交流词艺，共同欣赏和趋尚温庭筠词风的过程。
赵崇祚编选《花间集》的动机和功能，如序所云，是为蜀国君臣花酒宴集之时，提供一个分人选歌的精美歌词唱本，以“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同时为西蜀词坛的词人群体，提供一个创作的范本。既是娱乐的唱本和创作的范本，就要涉及选编者和西蜀词坛对于歌词娱乐功能和词体、词格源流的看法，对这方面的解读，学界有不同看法。
分歧主要集中在对“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数句的理解。有学者认为这是欧阳炯在概括“花间”词风，“主张词应上承齐梁宫体，下附里巷娼风，亦即以绮靡冶荡为本”。有的学者认定，这两句话“说明了花间词的词风特点，上承齐梁宫体，下附北里娼风”，“可以概括花间词的历史渊源与生存环境”。意见相反的学者认为：“欧阳炯既然应赵崇祚之请为其所编的《花间集》作序，怎么能骂包括自己的词作在内的花间十八家词是宫体与娼风结合的产物，并借为人作序之机自我定性、大加张扬呢？显然有乖事理。”因此认为《花间集》结集“乃是因为编者感觉到当时的‘南朝宫体’和‘北里娼风’，不但形式不好（‘言之不文’），而且没有真实内容（‘秀而不实’），因此他特别抬出温飞卿、李太白几个大名家来，把他们的词做为模范。”
刘扬忠先生在逐段逐句分析《花间集序》并且辩证上述误读后，提出欧阳炯这篇序文，是中国词学史上第一篇词论，是西蜀花间词派的词体理论宣言。
他认为，“《花间集序》对已经流行颇广但尚乏理论探究的词体文学进行了经验总结，在词史上首次提出了系统的艺术标准和审美规范：一是要‘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也就是必须使歌词的字声合于燕乐乐曲的音律，能够词曲相谐，婉转合度，唱出来流畅动听；二是在谋篇造境、铺采摛文时，要‘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也就是说，要选取有富贵态、香艳美的创作素材，精心地加以提炼和剪裁，精雕而细刻之，使文辞不但华美鲜艳，巧夺天工，而且真实自然，充满艺术活力；三是既然当时的风尚是喜柔婉，重女音，而燕乐曲调中又多轻靡的‘艳曲’，这就要求‘绮筵公子’即席所制之词的风旨情调必须清婉绮丽，以适应浅斟低唱的环境气氛。”“欧《叙》为‘花间’派和‘花间词’定下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品位：言而文、秀而实的娱乐体裁，既要香艳柔美、又不能俗艳粗俚的诗客之词。”“欧阳炯提出的这些歌词创作要求和规范，不但是对一部《花间集》的艺术倾向与审美风貌的概括，而且为作为‘艳科’和娱乐文体的词定下了基本的批评标准和审美尺度。”
宋代以来对西蜀花间词派的共性、个性细分，有一个从一概而论到逐步细分的过程。学界有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和“派中有派”的多分法等数个过程。
一分法，源自宋代。北宋词坛，“花间”词风占据主流，人们作词奉《花间集》为圭臬，故自北宋至南宋前期，人们提到“花间”一派，都笼统地将它作为一个传统、一种范式和词源来看待。如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三处提及“花间”，一曰“以《花间集》所载为宗”，二曰“较之《花间》所集”，三曰“专以《花间》所集为准”，都是将“花间”作为一个宗派、一个传统来理解的。晁谦之《（花间集）跋》称，花间词“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也是将“花间”诸人作为一个流派来描述其群体特征的。
二分法，起自南宋，是将“花间”两大领袖温、韦并列。如南宋张炎认为小令：“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此后，明、清人论“花间”，往往温、韦并称。清人周济始以“严妆”“淡妆”作区别，王国维继以“画屏金鹧鸪”与“弦上黄莺语”为比喻，又用“句秀”与“骨秀”为轩轾。温词多为应歌而作，故多客观叙写女性香艳形象与愁苦相思，而基本上没有个人情志之抒写；而韦词虽亦有应歌之迹象，却颇重作者个人情志之表现，多“自言”而少“代言”，故率真明朗，艺术个性更鲜明。
三分法，出自现代。如李冰若标举李珣为温、韦之外的第三派：“《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温庭筠）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韦庄）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李珣）一派也。”
詹安泰则将“花间词”分为温、韦、孙三派：“温的特色在体格，密丽工整；韦的特色在风韵，清疏秀逸；孙的特色在气骨，精健爽朗：各有所长，不能相掩”。
“派中有派”的多分法，以当代叶嘉莹和刘扬忠先生等人为代表。刘扬忠先生提出了“花间词”作为一个成熟的词学群体和流派的理论界定与花间群体“派中有派”“自立其格”的重要观点。他认为：
“花间”派有一个展示其创作实绩和群体风格的选本——《花间集》，更有一个表明群体的创作观与审美观的宣言——由群体中重要成员欧阳炯撰写的《（花间集）叙》。
“花间”派拥有两位成就卓绝、足供其追随者学习和崇仰的宗主——温庭筠和韦庄。温庭筠是词史上第一个抒情范式——“花间”范式的创始者，是词体文学绮丽柔婉的主导风格的奠基人。‘花间’十八家尽管大多各有一己独擅的艺术风采和个性特点，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显然有着一致的风格体貌和审美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一、都专写小令；二、都以爱情相思、离愁别恨为主要描写对象；三、都倾向于追求和表现阴柔之美，词风大多以清切婉丽为尚；四、诗词异途、诗庄词媚及词为“艳科”“小道”的倾向，是这个词派共同的创作观念和审美取向。以上四条，是构成文学派流的基本条件。“花间”词人群体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应被确认为一个流派。
“派中有派”和“自立其格”，是指在“花间”派中，除了大致相近的群体共性外，自有个人风格特色，并且开启了后世不同风格。
温庭筠浓艳密丽的词风和工笔彩绘的笔法，不但在西蜀词坛拥有如顾敻、牛峤、毛文锡、魏承班、毛熙震等一大批追随者，而且下启北宋周邦彦、南宋吴文英等语言典丽精工、风格尚艳尚密的大家。韦庄跳出应歌之圈子、直抒一己之情志的新体格，以及他那洗却铅华脂粉而以淡雅明朗见长的词风，近则有孙光宪、李珣为同调，远则启示了南唐李煜、北宋苏轼等人去开发词的抒情言志的潜能，逐步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
“花间”派内部风格之异，除了温、韦两家之外，当数孙光宪较为引人注目，分流开派的苗头也较为显著。孙词与“花间”诸人不同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意抒写，其题材范围不但比温庭筠、也比韦庄和李珣远为宽广；二是风格已露清旷豪健的端倪，境界已越出所谓“清溪曲涧的小景”和闺阁庭院的狭小空间，而开始有了天高地迥的气象。孙光宪词已经露出了风格由“婉”变“豪”、境界由小趋大的明显倾向。除温、韦、孙之外，尹鹗的独特风格也颇堪注意。前人论及尹鹗，视之为柳永一派的先导。综观以上数人词风之异同，可知“花间”派中的创新苗头，实为后代词派繁衍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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