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四言古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诗歌形式了。四言这种形式比较凝练，而传达的意蕴则较为深邃。现存的几部先秦重要史籍，比如《尚书》《周易》等就有很多四言的形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中也有不少就是诗，或者说是上古的逸诗。这又涉及了什么是诗的问题，三言两语也难以说得清楚。
我们还是尊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把《诗经》作为四言古诗的代表。
《诗经》在先秦的出现是个奇迹，因为在它以前，四言诗很少，这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在它之后，四言诗也很少，至少是成功的四言诗很少。我们从先秦的几部史书中不难看出，《诗经》在当时影响甚大，以致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之际，四言诗这种形式却很少有人模仿创造了呢？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当时的四言诗可能不少，后来因为战乱而遗失殆尽。但是这种推想根据总是显得不足。第一，从现存的先秦史籍来看，除《诗经》而外，四言诗很少。如果真有大量的四言诗，这几部重要的史籍，不可能全都视而不见。第二，《孟子》就曾明确地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明在孟子的时代，像《诗经》这样的四言诗已经很少在中原流传了。第三，四言诗在中原流传日稀，而在战国前期和中期，它的影响在长江流域依然存在。比如，屈原早期的作品《橘颂》，尽管带有明显的南方的特点，但是中原诗歌的影响依稀可见，像头几句就是四言的形式：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但是，屈原后来的创作就日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与中原诗歌大异其趣。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四言诗在当时确实是被冷落了。唯一的解释，恐怕还在于它的形式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它自身的体制已经限制了它的发展。这正如钟嵘《诗品》所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四言诗必然为五言诗所代替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曹操的诗歌创作现存仅二十余首，多为乐府诗，其中又以四言诗最著名。最为人们传诵的是他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关于这首诗歌的创作时间及创作背景，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通常的看法，认为这首诗歌当作于赤壁之战以后，由于曹操在军事上的失利，统一事业受到严重的障碍，因此，他感到年华易老，壮志难酬，所以发出了“人生几何”和“去日苦多”的感慨。当然这种感慨不仅是曹操一人所有，而是时代的音调。曹植诗句：“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自顾非金石，咄喈令人悲。”阮籍诗句：“人生若朝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患若浮。”“青青子衿”四句，原为《诗经》中“郑风”《子衿》和“小雅”《鹿鸣》中的诗句，曹操原封不动地把它搬过来，用以表达他思贤若渴的心情。曹操的心里非常清楚，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固然取决于严饬吏治，取决于朝廷清明，但更取决于人才的选拔重用。三国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曹操要想统一中国，人才的网罗，对他来讲尤为重要。在豪门所把持选官用人的汉代，像曹操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难有出头之日的。他原本是宦官养子的后代，其祖父曹滕是东汉著名的宦官，收养了曹嵩，生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骂曹操“赘奄遗丑，本无令德”，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大家世族心目中的位置了。曹操曾有一首诗说到自己卑微的身世：“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其时谁能与。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在宗法制度盘根错节的古代中国，卑微的出身，历来被视为是一件耻辱的事。李斯就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活曾说到这一点。他说自己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只是想当一郡太守。后来志向升为典军校尉。在平定汉末变乱中，曹操借机扩充实力，他的理想又升为封侯。死后在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斯为足矣。在两汉门阀制度下，曹操有这样的理想，已经近于天方夜谭了。不过，时势造英雄。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参与了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被诛杀，朝中大乱。西凉军阀董卓带兵入据洛阳，废少帝刘辨，立献帝刘协，杀太后。曹操逃出洛阳，东归陈留。其时袁绍、袁术等实力人物起兵于东方。曹操募得五千参加混战，这是他建立军事大权的开始。当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迎至许昌，自己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打出“奉辞伐罪”的旗号，使对手处于不利境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一战，消灭了称雄于北方、而又最看不起他的袁绍的十万精兵，击垮了他最大的劲敌。到公元208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前，共有十余年间，前后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这些原本是北方的望族首领人物。这使他不无自豪地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使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取得自己当政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打破过去用人的制度和精神的壁垒，广开渠道，延揽人才。于是他首先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开刀。儒家讲究孝道，而曹操则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发布求贤令，一次比一次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举。门阀士族服膺儒术，讲求孝悌之道，以为有才者必有德。而他则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这种用人制度的根本分歧在当时哲学思想界也有强烈的反响。当时有“才性四本”之争，即：才性异同或才性离合。一派主张才与性是分离的，有才未必有德，即才性相异相离；另一派认为才与性是紧密结合的，有德必有才，即才性相同相合。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敏锐地指出，由这清谈的命题，可以鲜明地区分出两大政治势力范围：主张才性分离的一定属曹党，而主张才性相同的一定是门阀士族的代言人。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影响之大。《短歌行》中间几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等极写诗人对贤才渴慕的心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四句又由自己写到思慕的对象，即从所谓“贤人”着笔，把那些“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的士人比喻成飘飞不定的孤鸟，希望他们能依附在自己这棵大树上。这种比喻新奇、贴切，颇为后世诗人所效法。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以“失群鸟”自喻，渴望劲松的庇护。苏轼《卜算子·孤鸿》也写到“孤鸿”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窘境：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长亭怨慢·雁》也写尽了古代士大夫犹如“孤雁”的凄苦和惊恐：
别浦，惯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渐欹斜，无力低飘，正目送碧罗天幕。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可见，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心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曹操最早拈出这个孤鸟的意象以比喻没有独立地位的古代士大夫的形象，这也可以说他对古代诗歌意象创造的一个贡献。最后四句，诗人以周公自比，抒发了延揽人才、使天下归心的愿望。《管子》：“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当年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唯恐怠慢来客，曹操在东汉末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地位显赫，故以周公自况，而不考虑别人怎样议论他。难怪沈德潜说他的诗有一种“霸气”，这首《短歌行》就是典型的一例。
只可惜曹操到死也没有敢称帝。建安十六年任曹丕为副丞相，封诸子为侯，形成了“磐石之固”。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加九锡；魏国置尚书，侍中、六卿，已有完整的制度机构。建安二十一年进号魏王，孙权让他称帝，他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邪？”建安二十二年更设天子大旗，立曹丕为太子，但不称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即刻完成了武王废立的工作，正式称帝为魏文帝，追封曹操为武帝。随即刘备称帝于成都，孙权称帝于建康。汉代正式宣告结束。
但是摆在曹丕面前的困难实在太多。创立天下不易，而守成同样困难。他既没有乃父的魄力和胸襟，又没有多少根基。所以上台伊始，重新操起九品中正制，重用望族，作为自己的股肱之臣，而对于自己的兄弟则排斥在外，严厉打击。司马氏乘势而起。这就为自己，也为曹氏家族埋下了祸根。
嵇康就生活在曹氏与司马氏明争暗斗的旋涡之中。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曹氏胜，袁氏败。这不是一家一户的成败问题，而是寒门与高门较量的缩影。袁氏的失败，表明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的豪门世袭暂时受到挫折。此后，北方完全为寒门出身的曹操所控制。而大家豪门只能隐忍屈辱。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那些豪门看中了司马懿父子，支持他们向曹氏夺权。
司马懿小于曹操二十四岁，晚死三十一年。曹操对他既爱又恨。爱他有才，恨他阴毒，深知自己的后代不是他的对手。曹操说他有“狼狈相”，诏使前行，令反顾，而正向反而身不动。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赢得了曹氏家族的信任。魏明帝在位十三年，临终之际下遗诏，由他与曹爽辅佐八岁少帝曹芳。他几乎不问政事，装了十年的糊涂，摆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但是，就在正始十年，当志得意满的曹爽陪着曹芳皇帝祭扫明帝高平陵之际，他在京城发动了政变，凡曹爽“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长少，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史称“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所以敢于这样狠毒，就在于他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同时，寒族出身的官吏如贾充之流也站在了司马氏一边。比如杀高贵乡公就是由贾充出面指使成济下手，既为司马氏夺权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又保全了儒教信徒的美名。所以贾充是司马氏第一功臣。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史上，嵇康是一位极特殊的人物。首先是他的身世和思想特殊。嵇康为谯郡亳县人，与曹氏同乡。又为曹魏的姻亲，娶曹丕、曹植的异母兄弟曹林之女（或说孙女）为妻，从此获中散大夫。然而，他生活在司马氏掌握大权的时代，这本身就已使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偏偏他的思想性格又过于执著，不肯随波逐流，结果常常把自己放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的位置，成为众矢之的。作为豪门势力代表的司马氏，为了获得整个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学相标榜，倡导儒术。而嵇康在言行上却处处显现出与儒术格格不入的态度。《养生论》讽刺孔子“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途”。儒家认为八音与政通，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嵇康却主张“声无哀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嵇康又来发难，作《难自然好学论》，认为如果不用学习就能有吃有喝，人们是不会自找苦吃地去学习了。他的朋友山涛推荐他出来做官，他又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有“七不堪”和“两不可”。他有七种习惯：喜欢晚起、喜欢游动、身上多虱、讨厌写文书、厌倦吊丧、讨厌俗人、厌烦杂事，而这七件事又是官场必不可少的，所以他说自己不堪忍受。如果说这“七不堪”多还属于个人习性方面的问题，不至于引起统治者太多的反感，那么，他的“两不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统治者等闲视之了。这“两不可”是：一则“非汤武而薄周孔”，二则“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司马氏篡夺天下，首先是以儒术相倡导，以儒家正统自居，而嵇康却大不以为然，当然会使那些权贵坐卧不安，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许多司马氏的党羽想尽各种办法在嵇康身上打主意，设法陷害他。比如有一次嵇康正在打铁，钟会来看他，嵇康向来不愿意理他，于是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继续做自己的事。钟会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没想到嵇康又冷冷地问了他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答话也软中藏刀：“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样一种过于切直的性格，加之又与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采取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厌倦与对立的态度，这就使他的人格、诗品充满悲剧的色彩。对此，他也深有感触，并且在诗文中一再提及当时环境的险恶：“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对官场的憎恶、对仕途的反感，使他越发对山林隐逸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他把庄子的归返自然的精神境界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阮籍、向秀、山涛、阮咸、刘伶、王戎等共为竹林之游。他的《赠秀才入军》就是描写这种优游容与的生活情趣。全诗共十八章，这里选读其中一章，尝鼎一脔，借以品味其中的妙处：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兰圃，指有兰草的野地。华山，是指有光华的山。平皋，指水边。垂纶，指垂钓。前面这四句反映了当时颇为盛行的隐逸闲适的生活情趣。“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全诗的警句。顾恺之曾说：画“手挥五弦”为易，而画“目送归鸿”为难，因为前者只要勾勒出形貌就行，而后者却要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说明当时的艺术界已经比较注意人的精神风貌的重要性了。蒋济著有《眸子论》，顾恺之为裴恺画像，却特别突出他面颊上的三根毫毛以显示他的特征。“目送归鸿”，丹青所难以表现的正是内在的精神。“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一句，实际是当时士大夫纵情玄学的真实写照。当时有所谓“三玄”之说，即《周易》《老子》《庄子》。他们在理论上提出许多的命题，比如，才性四本、言意之辨、声无哀乐、三教异同等，展开激烈的辩论。这叫清谈。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理论命题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内涵。在行为上，这些名士则服药饮酒，一则延长生命的长度，一则加强生命的密度。刘伶放浪形骸，饮酒不节，还作《酒德颂》为自己寻找理论根据。阮籍纵饮六十日，高唱“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史载，阮籍善饮酒，嵇康则服药。他们与高士王烈交往，甚敬异之，“共入山，（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所谓“石髓”，即尚未凝固的钟乳，与赤石脂、石英一起，是构成古代名药“五石散”的主要成分。魏晋名士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们的难言之隐。《晋书·阮籍传》说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嵇康作《家诫》，十分世故地告诫自己的儿子处事谨小慎微，可见他们放浪形骸，饮酒不节，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所谓“俯仰自得”，我们也不要以为他们已经全然忘却了世事。“嘉彼钓叟，得鱼忘筌”用的是《庄子》的典故：“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嵇康用这个典故，说明这种充满闲适之情的生活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最后两句又是用的《庄子》的典故。庄子路过惠施墓，给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郢人，手艺不凡，能运斤成风。他有个搭档，鼻头上抹上一点白灰，这个郢人操起斧子能把灰土砍掉而伤不着鼻子。后来这个搭档死了，郢人的技艺再也发挥不出来了。庄子讲这个故事，是说自从“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为言矣”。嵇康用了庄子的这个典故，也是感叹世无知己。王昌龄《独游诗》：“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颇有适，嗟此罹忧患。”也看出了此诗不仅是闲适，也有忧患的内容。
全诗用语洗练、自然，流风余韵，令人回味不尽。诗人熟练地化用了《庄子》的故事，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玄学风貌的精神特质。
关于陶渊明，我们在第四章还要作详细的论述。这里仅从四言诗的角度来看他的《时运》。这首诗不长，诸多陶集一般都把这首诗排在前边。全诗凡四章，前有一首小序：
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
可以明显看出，这组诗意取自《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孔子叫弟子各言其志，各人都发表了自己对于仕途的渴望和想法，唯有曾皙鼓瑟不语。孔子叫他表态，《论语》是这样记载的：
鼓瑟希，铿尔，（曾皙）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曾皙）也。”
这段描写十分细微，把孔子向往自然闲适生活的理想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理想总归是理想，现实中孔子可就不那么潇洒了。他一生周游列国，总渴望能实现他的治国理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累累若丧家之犬”，云游四方，锲而不舍。多少冷嘲热讽，多少软硬钉子，他终生都不改其志，很少考虑能急流勇退。其入世精神之强烈，实在令人钦佩。相比较而言，陶渊明就潇洒得多了。他早年同绝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积极用世。然而正当他的生命处在峰巅之际，却义无反顾地永远告别了令无数士大夫迷惘困惑而又难以割舍的官场。所以，当我们读陶渊明的这首诗时，就会感到他所写的似乎更加真实、更加贴切：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迈迈时运”是指冬去春来。在一个爽朗的早晨，诗人换上春服，来到郊外，看晨霭洗涤着山峦，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派生机。最后两句写“新苗”因风而舞，颇为传神。每当念到这首诗时，我总是揣想当年诗人偶影独游的情形，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五代时韦庄的一首小词《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陶渊明的诗写得那么静穆高雅，而这首诗则欢快活泼。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们对于春天来临的欣喜之情。
当然，在陶渊明的整个创作活动中，四言诗还仅仅占很小一部分，而这首《时运》也并不是他的最好的作品，但是，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四言诗的演变发展进程的后期，这首《时迈》却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首，因为到陶渊明的时代，五言古诗已充分地走向了成熟，四言诗却无可奈何地日益走向衰落。陶渊明前后，四言诗这种诗体虽然在东晋曾有所复苏，但终究大势已去，更多的分散到各种实用文体中，比如铭文、诔文等，还保持着四言押韵的形式，但那已很难说是诗歌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陶渊明是四言诗的最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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