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论《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

王忠

《古文观止》选者吴乘权,字楚材,山阴人。其侄调侯亦参与其事。书成于康熙三十四年春。卷首有吴兴祚序。略云:

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诵之外别有会心。与徒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统帅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

从序言可以对选者有三点认识:第一,工举业;第二,好读经史,以古学相砥砺;第三,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从第一、第二两条,知选者所谓古文,所谓古学,实与举业之时文有关,故《古文观止》亦与吕袓谦《古文关键》的作用相同;从第三条,知选者即能文之士,故能“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序),因而所选文章多合近代文学的意念。

选文依据旧选本,选者亦不讳言。其例言云:

古文选本如林,而所选之文若出一辙,盖较(当作教)学相传,既为轻车熟路,欲别加选录,虽蹊径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编所登者,亦仍诸选之旧。诚如选者所直认,未能“蹊径一新”,但既参考“诸选”,有所弃取,中间自然也有选者自己的标准了。

《古文观止》书成时,桐城派初袓方苞正二十七岁(生于康熙七年,西历1688年)。是时朴学日盛,理学日衰,学者争为注疏名物之学,专务文章者甚少。方氏初亦如吴楚材精于举业时文,与其兄百川着名东南。及壮,悔之,始力为古文。

如果我们将方氏特点与吴楚材叔侄比较,几乎完全相同。其文学观念相近,可能彼此影响,亦可能贤者所见略同,因为他们的时代与学养本来相同啊!因此,我们研究桐城派古文不能不注意《古文观止》;研究《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也得检讨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论,至于《古文观止》所尽推广这理论的功绩已经属于文学史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古文观止》共收文二百二十二篇,其时代虽自周至明,但六朝因骈文极盛,仅收六篇;南宋古文运动已衰,卓然名家者不多;元以国祚短促,也许还因为选者正处异族统治之清代,斥而不取,暗寓民族意识于其中。总之,皆未收录;与宋并立的辽、金亦未录及。好在只是个古文的代表作选本,容许割弃一些无关重要的作品,缺几个时代也无损本书为一个完美的选本。

书名《古文观止》,其实并不纯粹收罗古文,也羼入一部分骈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王勃《滕王阁序》、杜牧《阿房宫赋》等皆是。大概这几篇文章都曾传诵一时,深为选者所喜,故宁自乱体例,不肯割爱,遂得鸠占鹊巢,在这个最流行的古文选本中占一席地。而且正因为骈文数量上太少,物以稀为贵;又由于文句整齐,易于成诵,尤为读者所深喜,当非选者始料所及吧?

以时代统计,周五十七篇,秦十七篇,两汉三十篇,六朝六篇,唐四十二篇,宋五十一篇,明十八篇。合唐、宋共九十三篇,合周、秦、两汉共一百零四篇,实为全书主干。如果再细加分析:唐、宋文中,韩愈二十四篇,柳宗元十一篇,欧阳修十三篇,苏洵四篇,苏轼十七篇,苏辙三篇,曾巩二篇,王安石四篇,共六十八篇,占三分之二以上,知又以八大家为主,尤以韩、柳、欧、苏(轼)四家为主。周、秦、两汉文中,《左传》三十五篇,《国语》十一篇,《国策》十四篇,《史记》十四篇,共七十四篇,亦占三分之二以上,自然也是这一段时间中为主的几部书了。

要解释以上的现象,必须研究当时的“古文”论。

和选者相距最近的明代是个复古浪潮最高的时代,前后七子都以周、秦、两汉文章为古文最高的标准,所谓“文必秦汉”者是。其中意见最有系统的要算屠隆的文论,他说:

世人谈六经者率谓六经写圣人之心,圣人所称,道术醇粹深白,昭告天下万世,灿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万世贵之也。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生,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隽古。……其他若屈大夫之词赋……庄、列之文,……亦天下之奇作矣!

同时又有推尊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一派,罗万藻《此观堂集》壹《韩临之制艺序》云:

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

莫不针锋相对,一取秦、汉以上,一取唐、宋以下,主张分明,无可假借。但桐城派古文的创立者清初方苞氏却有了调和之论。他自己学唐、宋八大家为文之法,原应归入唐、宋派,却又推尊《左传》、《史记》、《国语》,他说: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立一道。(《方望溪文集》贰《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在《古文约选》序例中又说:

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

又:

义法备于《左》、《史》。

又《方望溪文集》陆《答乔介夫书》云:

《国语》载齐姜语晋公子重耳凡数百言,而《春秋传》以两言代之,盖一国之语可详也,传《春秋》总重耳出亡之迹而独详于此,则无所取。今代以姜语备入传中,其前后尚能自运掉乎?世传《国语》亦丘明所述,观此可得其营度为文之意也。

显然企图调和明代“秦汉古文”与“唐宋古文”长期对垒的两派。而且以唐、宋派为主,因为推尊《左》《史》而以“抑扬开阖起伏呼照”谈义法,正是《此观堂集》作者罗万藻所谓“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的唐、宋八大家作文之法,不过以之运用到《左传》《史记》《国语》的分析研究罢了。这样,第一,不以唐、宋以下为限,向上追溯源流,古文所包更广,与唐、宋派的狭隘的自限自划不同。第二,秦、汉文既然亦重“营度为文”之意,更接近现代的文学意念,与秦、汉派盲目地推崇六经、子、史亦不同。

现在回过头看《古文观止》:第一,秦、汉文中收《左传》《国语》《史记》最多,可与方望溪的话互相参证。第二,《史记》收《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而方望溪谓“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见上)。第三,《古文观止》中不选《书经》《易经》与先秦诸子文。因此,我们可以说《古文观止》的选者完全抱桐城派初期的古文观念,几乎像把方望溪的意见当作选文的主要的标准了。

桐城派的古文选集代表作并非《古文观止》,而是另一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这书依文章体裁分类编辑,比《古文观止》仅依时代先后排列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因为分朝代编选只有在收集一时代重要作品,企图看出文学演变趋向时才有用。古文选本不过选取古文中的代表作品,并不要追溯文体发展演变的痕迹,难免于时代有所畸重,因此依时代排列只是习惯的方法而已。分类编辑既便于依某种文体模仿学习,又可收比较研究之功,而且组织更严密,排比也整齐一些。

但《古文辞类纂》所采十二类,《古文观止》亦应有尽有。

第一,论辩类:如韩愈《原道》《原毁》《获麟解》《杂说一》《杂说四》《讳辩》;欧阳修《朋党论》;苏轼《贾谊论》《留侯论》《晁错论》等。

第二,序跋类:如《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五代史》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等。

第三,奏议类:如晁错《论贵粟疏》;司马相如《上书谏猎》;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等。

第四,书说类: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韩愈《上宰相书》《后十日复上宰相书》《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等。

第五,赠序类: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府序》;欧阳修《送杨寘序》等。

第六,诏令类:如武帝《求茂才异等诏》;高帝《求贤诏》;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等。

第七,传状类:如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槖驼传》等。

第八,碑志类: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箕子碑》;王安石《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等。

第九,杂记类:如柳宗元《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欧阳修《丰乐亭记》;苏轼《超然台记》等。

第十,箴铭类:如刘禹锡《陋室铭》;苏轼《三槐堂铭》等。

第十一,颂赞类:如《史记》中《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等。

第十二,辞赋类:如《楚辞》《卜居》宋玉《对楚王问》;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

第十三,哀祭类:如韩愈《祭十二郎文》;王守仁《瘗旅文》等。

因此,《古文观止》一样是体裁最完备的古文的选本。

从体例上说《古文辞类纂》也比《古文观止》严格得多。第一,骈文绝不入选,虽因《汉志》即有辞赋,而八大家既盛赞两汉之文,且有古文赋之创作,为体裁完备起见,列入辞赋类,但序目云:

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不正是以辞俳与否定去取标准吗?

第二,真正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中心,虽亦收《左传》、《史记》、《国语》之文,数量比例简直少到无关重要的程度。这样,才真正有一个派系的明确主张,不但与骈文对垒,连秦、汉文的去取也立下严格的标准,划下一道极显明的界限了。

但后来从桐城派分出的阳湖派便兼容骈文,经过阮元的提倡,更有走向骈散合流的趋势了。《古文观止》这个通俗的选本正因为力求调和当时各派意见,甚至有意迎合各方面趣味,能够历久长新,文学观念的变更中,反觉得更有适应能力,直到今天还是古文中最流行的选本呢!

总计《古文观止》的优点:第一,视《左传》、《国语》、《史记》为文学,其选文标准接近现代的文学的意念。第二,调和各种文论,不囿于一家一派,合乎普通读者的需要。第三,文包众体,便于摹仿练习。第四,不废骈文,在反对古文的潮流中更能适应,这就是它所以最流行的原因吧!

(原载《国文月刊》第76期,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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