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余论

《史记》文余论

李长之

一　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

我分析司马迁的艺术之最基本的构成成分，那就是语汇。凡是文学上的天才，语汇都是丰富的，这不唯见之于他的用字之多，而且又见之于他的用字之新。有人曾以这种优长推许过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觉得这同样可以应用于司马迁。

自然，我们还不能从确切的统计上看司马迁的语汇有多少，但无疑是非常大量的。我们看在《货殖列传》中他说到许多人都是为钱，但他的表现法便有“为重赏使”“皆为财用”“奔富厚”“亦为富贵容”“为得味”“重失负”“为重糈”“没于赂遗”七八种之多。

语汇之多，决不在识字多寡，而在能运用。能运用，便使许多熟字也都新鲜起来，于是一字有数字之用，无形中语汇也就丰富了。例如：

范雎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范雎蔡泽列传》

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酷吏列传》

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羽本纪》

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项羽本纪》。

其中“操”“掩”“眴”“逢迎”，都是普通的字，但因为用到恰好的地方，都新颖而内涵加多。“操”有奇货可居之意；“掩”有不分皂白之意；“眴”见当时之势急，且先有谋；“逢迎”见风沙之猛，又好像故意和项王作对，而汉王因天幸才能脱身似的。

司马迁有时用代字，而且用得好。如《孟子荀卿列传》中：

客有见髠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耶？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驱逐”就是“马”，“音声”就是“讴”，但先说得混，后说得实，倘若先言马和讴，后云驰驱与声音，情味就很不同了。

同时司马迁用字深稳而经济，他说吕不韦，“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他用一个“闻”字，已经把吕不韦褒贬得分寸俱有了。他写朱买臣与张汤之结怨，便说“买臣楚士”，“楚士”二字便把那后果已经含蓄在其中了。

他常常对一个整个传记，因为抓到最确切的几个字，而用以显示主题。《屈原列传》中是“志”，他说：“其志洁”，“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悲其志”，他既抓到这个主要的字，便不放松了。《蔺相如列传》中是“智勇”，传中处处写此二字，赞中便直然揭出“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因为司马迁是这样的善于控驭文字，所以他有时把文字当作游戏，像小狗小猫玩一个可爱的小球似的：

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平原君虞卿列传》

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吾乎！——《张释之冯唐列传》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刘敬叔孙通列传》

文中的“先生”“马”“公”，便都是那拨弄着滚来滚去的皮球呢。

但司马迁尤其擅长的，却是他之运用虚字。这需要详细地欣赏下去：

（一）“矣”：“矣”字最能够代表司马迁的讽刺和抒情：

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封禅书》

这是写武帝之时而觉悟，但又不能自拔处。

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封禅书》

这是写那些方士之趋利骗人处。

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伐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这是讽刺武帝之好事，将卒之利用征伐。

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酷吏列传》

这是慨叹酷刑之深刻化的。

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凌迟衰微矣！——《李将军列传》

这是对李广寄以无限的同情与惋惜的。“矣”字可说是司马迁运用得最灵巧的一种武器了。

（二）“也”：用“也”字的时候，让文字格外多了一番从容，有舒缓悠扬之致：

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韩王信卢绾列传》

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汲郑列传》

（三）“而”：“而”字有时代表一种结果，“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季布栾布列传》。但大部是转折：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平准书》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信陵君列传》

以“而”字为转折，原很普通，但司马迁用来却特别有一种娟峭之美、清脆之声。他之用“然而”亦然：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陈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孟子荀卿列传》

本把淳于髠说得很好，然而一转，便一文不值了。

（四）“故”：“故”字本也很普通，但司马迁用来便能发挥它特有的作用：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平准书》

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魏其武安列传》

前“三人言利”之“故”字，是慨叹这事情的原委，后“以十二月晦”之“故”字，是指出那结果出于意外，却隐指武安从中造谣陷害。

（五）“则”：司马迁用“则”字也很别致：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项羽本纪》

这三个“则”字都有无限的声色。

（六）“乃”：司马迁能把“乃”字用得很响：

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项羽本纪》

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淮阴侯列传》

（七）“亦”：司马迁在轻易之中，却也把“亦”字发挥了许多作用。《春申君列传》的末尾说：“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陈丞相世家》中，陈平说：“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前一“亦”字映带裙带关系之不可恃，后一“亦”字写出陈平以谦词居功，确是老官僚的词令。

（八）“竟”：《信陵君列传》中有“公子竟留赵”，“竟病酒而死”，前一“竟”字表现那时的情势，指魏公子盗兵符，杀晋鄙，于是不敢归魏；后一“竟”字是哀其被毁，抑郁以死。《李将军列传》中有“专以射为戏，竟死”，《外戚世家》中有“竟不复幸”，“然竟无子”，都有出乎意料之外之意。前者重在惜李广之才，后者重在写人之不能操持命运。

（九）“卒”：“卒”和“竟”差不多；用得最有情味的是《孔子世家》：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妙在孔子驳斥了子路以后，自己也没有去。见他一面用世之急，一面却终于出处之慎，子路不能服孔子之口，但已动孔子之心了。这一个“卒”字代表多少情味！

（十）“欲”：《魏其武安列传》中“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加一“欲”字，便写出田蚡之好客是有作用，是矫揉，什么也不值了。

（十一）“言”：《孟子荀卿列传》中“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诸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所谓“言”就是齐之好士，只为虚名而已，一场热闹又化为乌有。

其他像司马迁用“当是时”以振起上下文，用“于是”以掘发一事之因果，同时又都有一种节奏上的作用，这都处处见出司马迁之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他能在基础的工作——句调和语汇——上已经做到止于至善的地步了！

二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自来论《史记》的文章的多极了，我们现在姑举比较中肯的几种说法于此：

（一）韩愈说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可知他是以“雄深雅健”作为司马迁的风格的特色的。

（二）柳宗元说：“参之太史，以着其洁。”则柳宗元系以“洁”许《史记》的。

（三）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里指出的特征是“疏荡”、“奇气”。

（四）王楙说：“《新唐书》如近日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史记》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这是以“笔墨之外”论之。

（五）茅坤说：“案太史公所为《史记》，百三十篇，除世所传褚先生别补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讹，法度沿革或多遗佚，忠贤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论大道，而折中于六艺之至，固不能尽如圣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人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为疏荡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者乎？”这里形容最为详尽，但最重要的自然是“疏荡遒逸”四字。

（六）姚祖恩说：“其文洸洋玮丽，无奇不备。……如游禁御，如历钧天，如梦前生，如泛重溟。”这是说他的风格之丰富。又说：“龙门善游，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这是以“逸品”目《史记》的。

（七）章学诚说：“《史记》体本质苍，而运之以轻灵。”这是以“质苍”作为《史记》的特质的。

（八）曾国藩说：“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这是仍以“奇”为司马迁之特色，特又注意到了司马迁之应付对称之美的底蕴。

（九）刘熙载论《史记》最详细，也最能探本。他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这是说司马迁之承继楚文化处。他又说：“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这也是以“逸气”许司马迁。但他却更说：“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他并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这都比前人的观察又进了一步。他更说：“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这就已经发现司马迁的风格多端，并非文如其人，而为文如其所传之人、文如其所传之事了。

以上九人，代表了自唐、宋到明、清的批评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的认识。他们的用语虽不同，但大致却可以得到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韩愈所谓“雄健”，就是章学诚所谓“质苍”；韩愈所谓“雅”，就是章学诚所谓“轻灵”，也就是柳宗元所谓“洁”。苏辙所谓“疏荡有奇气”，就是姚祖恩所谓“逸品”，就是王楙所谓“笔墨之外”，就是刘熙载所谓像王献之的书法那样“逸气纵横”。其中“逸”的一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感觉。

究竟“逸”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说就是司马迁在风格上所表现的浪漫性而已。浪漫者在追求无限，所以司马迁在用字遣词上也都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所谓“疏荡有奇气”也不过是这意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像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的特征。

不过同时当注意者，就是他这种逸品的风格：一、不柔弱；二、不枯燥；三、不单调；四、不粗疏。不柔弱就是雄健，所以茅坤称之为“遒逸”，单是逸是容易不深厚有力的。不枯燥就是有韵致，所以刘熙载称为“逸韵”。不单调者是司马迁的风格的特质。虽是逸，但不能限于逸，有所限就不足代表浪漫精神了，他却有时超乎逸，不拘拘于逸，正如他不拘拘于一切。这种风格上的丰富，为姚祖恩所感觉到，而称之为“无奇不备”；也为刘熙载所感觉到，而称之为“无我，而以万物为我”。逸即是不拘，便很容易和粗疏相混，然而不然，司马迁之逸，却是经过雕琢磨练的经营苦心，那就是刘熙载所谓“精思”。以画喻之，司马迁的文如写意画，但并非率尔的写意，却是由工笔而写意，正如齐白石晩年的画，虽一两笔画一个鸟雀，但从前却是经过了把蜻蜓的翅纹也画出来的那样的苦工的。以书法喻之，司马迁的文如米芾的字，表面看是不拘常调，其实却是经过了观摩善碑名帖，集大成而为之。总之，他的逸是像辩证法中高一级的发展，虽若与低一级的状态近似，而实不同了。能够从分析上切实窥探这种秘密而最有收获的，那就是曾国藩，以及为他所领导的吴汝纶和张裕钊，“义必相辅，气不孤伸”，不过所发现的其中秘密之一而已。

一切是进步的，对于司马迁的风格之欣赏也可以看出愈后来愈精，我们真是叨时代之福了！

现在我们再说到司马迁和后来古文派的关系。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文统”的意味。因为，第一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韩愈，他推崇司马迁。第二次古文运动领袖是欧阳修，他推崇韩愈。后来的桐城派的先驱归有光，以司马迁为研究目标，后来者则追踪韩、欧，而曾国藩一派又探索于《史记》。这样一来，前前后后，司马迁便成了古文运动的一个中心人物。

但我们现在要看看：究竟古文家所得于司马迁的是什么？是否及到司马迁，或不及司马迁，而且有着什么原因。刘熙载所谓“韩得其雄，欧得其逸”，而且一个善于发端，一个须看引绪，这便已经说出古文家大师之所以得于司马迁的了。大抵韩愈所得的是豪气，欧阳修所得的是唱叹，而司马迁兼之。

司马迁的文章可说是抒情的记事文，在这一点上能追踪的，我们不能不推归有光，虽然归有光所记的事却未必有什么价值。

一般的古文家所得于司马迁的却是一种调子。这种调子在《史记》中虽不普通，但已确乎存在：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挈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伯夷列传》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刺客列传》

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游侠列传》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货殖列传》

这等文字都大抵是郁勃蓄势，最后一泻而出，而古文家往往专摹此种。实则是司马迁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文格如此，别人没有他的感情那样浓烈，身世又没有他那样可悲可愤，学来学去就是空架子了。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风格与他的人格是一事，浪漫精神是那共同的底蕴，古文家充其量所学的，不过是司马迁之雅洁而已，不过是司马迁在表面上的一点姿态而已。古文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之研究，可说愈来愈精，但能够多少创作那同等（未必一样）的有生气的文章的，却愈来愈希。没有生活，没有性格，写不出那样文章，又有什么奇怪！可是司马迁的文章却毕竟可以永远不朽了！

（原载《国文月刊》第58期，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