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梅林
弗朗茨·梅林 (FranzMehring,1846—1919)德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传》的作者,长期从事理论与文艺评论活动,写有很多关于德国美学与作家的评论文章,并论述了法、俄等国的许多作家,表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许多看法。他的文艺美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被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在现代历史上,梅林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文艺家、文艺作品等方面,他是先行者。他的长篇论著《莱辛传奇》及有关莱辛剧作的论文,澄清了被资产阶级长期歪曲了的莱辛,并说明莱辛所开创的德国人文主义并不出自普鲁士的开明专制主义,而是当时人民解放斗争的推动。对于歌德对于魏玛公国的依附,他认为这只是限制了他的创造力,这就把所谓的“魏玛盛世”的伪装彻底戳穿。他认为时代是造就人的舞台,由于歌德时代的德国缺少“积极的公众生活”,以致于象歌德和席勒这样的作家也不得不局限于从事片面的美文学,这在实际上不能使人“臻于完美”,只能使人“日趋枯萎”。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梅林,他以满腔热情为人民争取享受艺术的权利,反对少数人的特权。他说: “人不能只靠面包为生,但也不能只靠艺术活命。在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之前,首先得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艺术就一直成为那些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的特权,并且这些人还引为荣地铸出一种无耻的信条,认为群众从来不能经受住艺术的明亮的阳光,顶多只能经受住这种阳光的几缕暗淡的光束而已。”他相信这种信条会随着人民的解放而破产,当“德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日子”,那时艺术将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梅林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缺乏深刻的了解,他特别强调了先致力于政治斗争这一方面,而把艺术的创造列于未来阶段,并得出了一个消极的结论: “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个阵地上还进行炽烈的战斗,那从它的母腹中就不能也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不合于他后来对高尔基的评价。
梅林在文艺批评中,涉及到不少自身存在许多矛盾的作家,如歌德、海涅、列·托尔斯泰等,他对他们都进行了具体分析,既指出了他们身上的落后的东西,也更肯定了他们身上的进步、伟大的东西,在总体上与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并有独自的超越。他肯定了歌德的杰出贡献,也明确指出他的庸人的一面,以及在诗歌里打上的印记,特别是讽刺法国大革命的闹剧比献给魏玛宫廷的空洞诗剧“更有损于他诗人的荣誉”。他批评了海涅对巴伐利亚国王的屈节,以及企图与普鲁士政府合作的错误,但对于海涅向旧世界发出的仇恨攻击,以及他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都给予充分肯定,为海涅写了中肯的评传。在评价列·托尔斯泰时,他赞扬其对真实的看法,认为只有“毫无保留的和不加粉饰的真实之中”才有“引人入胜的魅力”。他说: “诗人是先知,他窥见事物的核心并善于把它表现出来,他一声不响地把那踩着荣誉的高跷昂首阔步的英雄们驱赶到放置废物的阁楼里去,代之以真实的人。”他历数托氏的几部长篇小说,指出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尤其肯定《战争与和平》中的人民的作用。他批评了《复活》中的托尔斯泰主义,但他中肯地指出,观念化的平庸说教并没有使小说跌下艺术高峰,对于聂赫留朵夫的最后的反思,即对监狱中关押着的都是“妨害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财富的人的认识,他评之为是作者对于统治者的“巨大的怒吼”,是“俄罗斯民族未来复活的一个象征”。
梅林在对待当时文坛上出现的自然主义的分析态度,以及他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文艺应该采取的反映现实的态度,显示了他的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的认识水平,直到今天也是崭新的理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发展起了自然主义思潮,表现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蜕化变质,反对违反自然的社会束缚,提倡描写社会丑恶,追求细节的精确等等,与西欧其他国家的自然主义基本一致。梅林对此认识不断加深,最后指出,这种文艺如果不能真实地“去描写正在诞生的东西,描写它必然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它就不会有前途,工人阶级不能把它奉为艺术趣味的典范。他也反对“纯艺术”和“无倾向”理论,认为“‘纯艺术’在它要求成为所谓的无倾向时,它才真正是有倾向的。”他要求新的文艺“必须不仅描述陈旧的、行将消亡的世界,而且它还必须描述崭新的、正在诞生的世界。”
梅林除写有大量文艺评论外,还有一些评述德国美学史的著作,其中的《美学初探》是颇为引人注意的。初探中包括十篇关于美学的评论,论述了康德、歌德和席勒以及古典美学与自然主义美学的许多问题。在美学主张上他是康德美学的崇信者,表现为他把康德视为美学史上的中心人物,在肯定他的“开创性的业绩”时,对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其他美学家的贡献,除了席勒之外,都没有正确的评价和肯定,甚至一言以蔽之地说: “历来的美学把艺术说成是对自然的平板模拟,或者给它掺合什么道德教训”,而唯有康德才建立了“富于自由而远大的前景的体系”。而对于康德美学的许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范畴论,他只是一味顺路解说,象一个恭谨的学生对于导师的权威著作一样。对于康德关于人类智能的机械划分、形式优于内容、审美判断不涉一点利害观念等,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梅林尽管对康德的美学十分恭敬,但在进行他自己的文艺批评活动时,却并不是康德美学的推行者,他反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极力反对当时第二国际中的庸俗社会学,显示了时代的高水平。
对于梅林的文艺思想的评价,人们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驱者的地位与贡献,这却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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