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曙霱
【作家简介】见《可番布》。
《戈丹》，严绍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内容提要】何利是北印度柏拉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他和妻子丹妮娅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孩子因无钱请医生而病夭。活着的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叫戈巴尔16岁，大女儿索娜12岁，小女儿卢巴8岁。他家种了十亩地，七亩地是从大地主莱易那里租来的。何利是个胆小、世故、好面子的人。他害怕地主和富人，也不敢藐视教规和教礼。他认为：“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常去莱易老爷家去巴结莱易。但丹妮娅却认为，种地交租没有必要去讨好老爷。
多少年来，何利最美丽的梦想，就是买一头母牛。母牛可以给家门带来吉祥、喜庆，牛奶可以给儿女们增添营养，产下来的小牛可以卖个好价钱，给儿女们结婚。3月的一天何利在去莱易老爷家的路上，遇到临村的牧牛人鳏夫薄拉。他借口替薄拉说亲，得到薄拉的好感，从薄拉那里赊回一头母牛。母牛牵回家，轰动了全村，何利一家欣喜万分。谁料想，从此恶运却纷至沓来。
4月末久旱的天下了一场小雨。佃农正准备种稻，莱易老爷却让管事通知大家，没有缴清欠租的一律不许犁田。何利欠了高利贷者300卢比的债，还欠25个卢比的地租，为了保住租地，他无奈向村里最苛刻的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告贷。金古里·辛早就觊觎何利家的母牛，便乘人之危要强买何利家的母牛。何利一家难以割爱，然而为了田地，何利忍痛说服了妻子准备把母牛卖给金古里·辛。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母牛被毒死了，何利一家痛苦万分。何利怀疑母牛是与他已分家的弟弟希拉毒死的，因为他晚上回家见希拉在牛槽边站着。为了家门和弟弟的体面，何利不愿把这事张扬出去，可知道内情的丹妮娅却无法忍受，一定要告到警察局去，何利拦不住妻子就大打出手，闹得整个村子沸沸扬扬。出于妒忌毒死母牛的希拉畏罪逃走了，可这事却惊动了警察局的巡官。巡官借机敲诈何利，扬言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认为这是失面子的大事，在村议事会头人的逼迫下借高利贷贿赂巡官。这事被丹妮娅当众揭破了真相。恼羞成怒的巡官，把怒气泄到几个头人身上，本想从中捞取油水的头人，偷鸡不成反蚀米，不得不拿出钱来给巡官以了结此事。
希拉逃走后，借高利贷缴上地租的何利，为帮弟媳种田耽误了自己的插秧，结果收成很不好。
戈巴尔到薄拉家牵牛时，与薄拉守寡的女儿裘妮娅由相识而相爱。对此，何利早有耳闻，但他以为这只是年轻人之间的调情。没想到11月里戈巴尔却把怀有五个月身孕的裘妮娅领回家，自己因又怕又羞离家出走。本来十分生气的何利夫妇决定将裘妮娅赶出家门，可见到裘妮娅痛哭流涕无依无靠，他俩心软了，他们顶着坍天之灾把裘妮娅收留了下来，并好言相慰。收留寡妇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事，全村人纷纷指责何利，并开除了何利的教籍。村里头人决定罚何利100卢比，30满粮食。何利惧怕失去教籍，不顾妻子的反对，把刚打下来的粮食全部交了出去；又把自家的破房以80个卢比抵押给金古里·辛，用菜籽、小麦和豌豆折了20个卢比，才凑足了100卢比给了长老会，这才恢复了教籍。
第二年2月，何利家断了炊，靠感恩的弟媳普妮娅的接济，何利一家才熬到了雨季。由于雨季却天旱甘蔗收成不好，何利无钱还债。11月不认女儿的薄拉上门讨债，他认为女儿给家里丢了丑，让何利要么把裘妮娅赶出家门，要么还清赊欠的母牛钱。何利不肯赶走裘妮娅，万般无奈，只好让薄拉把两条耕牛牵走了。
第三年，没有耕牛的何利播不上种，只好靠给人家帮工餬口。婆罗门达塔丁见有机可乘，让自己的人到何利田里播种，吞去了何利田里一半的收成。
收甘蔗的季节到了，糖厂的资本家把农民还长在地里的甘蔗都收买了下来。何利指望卖掉甘蔗后买一对耕牛，可高利贷者却纷纷前来逼债。何利刚低声下气哀求不让他开镰的杜拉梨，又遭蒙格鲁老板的责骂，心狠手毒的金古里·辛干脆串通糖厂的出纳直接从何利卖甘蔗的钱里连本带利扣掉95卢比，何利到手的卢比只有25个。才出糖厂的何利又被地主管事诺凯·拉姆拦住，剩下的钱全部落到他的手中。何利一家没有牛，只得沦为达塔丁的雇工。
第四年，在城里摆小摊做生意挣了钱的戈巴尔回到故乡，想把裘妮娅接到城里做家务。挣了钱的戈巴尔，村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不仅从薄拉家牵回了耕牛，而且把村里的人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泼水节，戈巴尔和村里的年轻人化妆表演，把地主、高利贷者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得罪了头人。头人们迁怒于何利，硬说何利欠租。戈巴尔据理力争打退了管事的嚣张气焰。后来戈巴尔与家人发生了矛盾，便带上裘妮娅和孩子回城里去了。
这年收获季节，低种姓恰玛尔姑娘西里雅被达塔丁的儿子玛塔丁占有之后又遗弃了，无处羁身的西里雅得到何利夫妇的同情，丹妮娅收留了她。
戈巴尔回城后，摆摊的地方被人侵占，只得进糖厂做工。后来厂里工人罢工，厂主从外地招来新工人，这样新老工人发生冲突，戈巴尔被打伤，无人过问。曾一度怨恨丈夫不体谅家中困难，参加罢工的裘妮娅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割草挣钱养活丈夫和孩子，使戈巴尔深为感动。工人烧毁了糖厂，伤好了的戈巴尔来到医生玛尔蒂家当了一名花匠。
第五年，何利的大女儿索娜已经17岁了，虽然女儿早已订婚，但何利因没有钱给女儿买嫁妆，怕光身子将女儿嫁过去不体面，便一再拖延婚期。村里头人的儿子们常围着索娜动手动脚。何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经过几番波折，最后从想收买人心的薄拉的续妻处借到200卢比才把女儿嫁出。
莱易老爷用搜刮农民的钱，体面地嫁出了女儿，打赢了200万卢比遗产的官司，并且竞选成功当上了内政部长。
而何利和村里的农民在第七年上却因交不起租子，被管事告到了法院，准备抽回他的田地。怕失去田地的何利，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把小女儿嫁给一个比他小三岁的鳏夫当继室。当何利接过等于卖女儿换来的200卢比时，两手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卢巴出嫁时，戈巴尔带着妻子孩子从城里回来送妹妹。态度和蔼可亲的戈巴尔得到村人的赞赏。他劝慰了感到十分内疚的何利后。便自己先动身回城里去了。
为了孙儿能喝上牛奶，何利急于买一头母牛，他不顾炎热的天气，白天给承包商挖石头，晚上又与丹妮娅搓绳到深夜。离家逃走的希拉，过了几年的流浪生活回到了家乡，他匍匐在何利的脚下悔罪，并感激何利对他一家的帮助，何利为此感到十分幸福。然而心血已耗尽的何利当天中午却因中暑而倒毙。按印度教的习俗，人临终前要举行一种叫“戈丹”的宗教仪式，即请婆罗门祭司来“净化灵魂”，并以一头母牛作酬谢。为买母牛何利与妻子用命换来的20个安那就这样被当作“戈丹”，奉送给了祭司，丹妮娅也随即昏了过去。
【作品鉴赏】《戈丹》(《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普列姆昌德于1936年去世前几个月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印度现代文学史中最优秀的反映农村社会生活的作品。这部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具有典范意义，是印度文学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品之一。
《戈丹》取材于作者熟悉的印度北方农村的生活，通过一个贫苦农民悲惨的一生，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印度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作者从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出发，对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印度封建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对一生挣扎在死亡线上善良淳朴的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对热心公益事业的知识分子予以肯定。
《戈丹》在情节安排上颇具匠心。它以对立的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何利和莱易为中心，形成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通过何利及其一家的悲惨命运来展示农村的社会生活画面；一条是通过莱易及与他有联系的资本家、律师、编辑、哲学家、医生等的活动来反映城市中上层人物的生活图景。其中前者是主要线索。在主线索中，作品以何利渴望买牛为开端，以何利死后没有母牛酬谢祭司为结束，中间通过赊回母牛、母牛被害、耕牛抵债、牵回耕牛，再度想买母牛等波折将何利的悲惨遭遇表现得鲜明生动、淋漓尽致。
《戈丹》作为20世纪30年代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深刻地反映出地主、高利贷者和婆罗门祭司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是造成印度农民痛苦生活的根本原因。
大地主莱易见到农民满嘴甜言蜜语，骗取农民的好感，实际上他是个两手沾满农民血汗的大吸血鬼。他一个公馆就养着150个游手好闲的“贵人”。为庆祝传统折弓节，他无理向农民索取节礼，五六天节日就要挥霍二万卢比；为了筹集嫁女、打官司、竞选需要的几十万资金，他竟让管事把农民在打谷场上的粮食搜刮一空。竞选议员取胜的莱易当上了内政部长，在英王诞辰那天又荣膺了“拉加”的封号。这个昔日民族运动中的“斗士”，成了殖民者的走狗。他明白只有依靠手中掌握政权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何利等农民的悲惨命运正是莱易这种封建地主利用种种政权，勾结英国殖民者造成的。
在农村除了地主的剥削之外，高利贷者更是把农民推向极端贫困的罪魁祸首。交完地租全部粮食告罄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好向高利贷者借贷，掉进心狠手辣的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手心的农民，便无望摆脱债务的罗网。何利买耕牛向蒙格鲁借了60个卢比，买土豆向达塔丁借了30个卢比，分家时向杜拉梨借了40个卢比，五年中他还的利息远远超过了本钱，可身上仍背着300卢比的债。高利贷者之所以如此敲骨吸髓、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法律和正义是属于有钱人的”。
除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印度农民脖子上还套着第三条绳索，那就是宗教和种姓制度。严密而又复杂的等级制度与宗教紧密结合深深地奴役着农民的精神世界，使他们惧怕神明、惧怕教族里的头人，安于黑暗的现实。何利胆小柔顺的性格正是这种精神戕害的结果。
何利是印度20世纪·30年代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首先他是印度农民悲惨命运的典型化身。他是莱易的佃农，一年到头拼死拼活的劳动，可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租餬口。不到40岁的何利被折磨成了老头。他身上穿的是五年前做的、缀满补丁的百衲衣；睡觉盖的毯子还是父亲留下来的，年纪比他还大。何利对生活并无更多的奢望，只梦想买一头母牛。但由于地主的掠夺，高利贷者的敲诈，祭司的勒索，竟使他买牛的美梦成了泡影。最后为了保住土地不得不变相出卖女儿，自己也累死在采石场上。何利虽然十分贫穷不幸，但他在不幸中怜悯不幸，身上闪烁着仁慈善良的光芒。弟弟毒死他家的牛，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可他不记仇，在农忙季节先种弟弟家的地，致使自己家耽误了插秧收成不好。儿子使寡妇裘妮娅未婚先孕，何利宁愿承受名誉、经济和开除教籍的重大损失也不愿将裘妮娅赶出家门。他关心被婆罗门遗弃的恰玛尔女人西里雅，并不念前嫌同情薄拉的遭遇。何利还是个具有传统落后意识和自私自利等弱点的农民。长期的精神奴役，使他接受了逆来顺受的人生观。他认为：“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因此常常去巴结莱易，遇事总是害怕，息事宁人，教族开除他的教籍，他十分惧怕，情愿倾家荡产也要交上罚款，保住教籍。他们特别喜欢讲面子，为了可悲的体面，竟愚昧地不惜借高利贷贿赂巡官。封建的夫权思想使胆小如鼠的何利敢于对妻子大打出手。何利有时还流露出不庄重、贪小便宜等毛病。这一切构成何利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使何利成为印度农民的生动、真实写照。
丹妮娅虽然与丈夫一样仁慈善良，但她比何利富有反抗精神。她说：“人太老实了，也有坏处，连狗也想咬他一口。”她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她反对丈夫巴结地主，敢于顶撞祭司，斥责高利贷者，蔑视教规，抗议长老会的“判决”，甚至敢当面揭露前来敲诈的巡官。她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村里的头人们，都是杀人的，是穷人的吸血鬼，利息啦、粮帐啦、送礼啦、送黑钱啦，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打劫穷人”，认为“坐监牢是坐不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是从切身的体验中感受出来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自发的反抗精神。
作品不但通过戈巴尔反映了城市里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对城市知识分子也做了描绘。哲学家梅达就是一位被作家理想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家笔下他体魄健壮，知识渊博，感情丰富，为人正直慷慨，并能主动帮助“花蝴蝶”玛尔蒂转变生活态度，积极投入公益事业，为农民办好事。他甚至提出“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他指出的只是一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通过自我牺牲精神来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这是极不现实的，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表现了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普列姆昌德除了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外，还是个擅长刻画人物、塑造典型的小说家。首先，作家善于从发展变化的事件中塑造人物。在《戈丹》中，作家紧紧抓住何利渴望买母牛这个中心事件，在买牛的曲折过程中展示何利复杂的性格特征和悲剧命运。其次，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刻画人物性格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何利买牛的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时刻，作者都为他精心安排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把何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与各种不同性格的冲撞过程，展示他性格的特征。比如第7节何利与丹妮娅对待希拉毒死牛的那个戏剧性的场面，把两个人的不同性格活画了出来。第三，作者注重在事件的发展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如第1节何利在去莱易家的路上遇到薄拉，想从薄拉手中赊一条母牛，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愿望。首先他利用薄拉思妻的弱点，借口给薄拉提亲，博得薄拉的喜欢，薄拉心生希望为讨好何利便提议将牛赊给何利。何利决定接受，可表面上又与薄拉推让。但当听说薄拉为没有钱买草喂牛而伤心时，他立刻感到自己不应乘人之危把牛弄到手，不仅不要牛，而且还慷慨地答应送些牛草给薄拉。作者通过何利以善良占胜狡黠、自私的心理过程，将他的复杂个性特点生动地刻画出来，深化丰富何利的性格。第四，普列姆昌德说：“对话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每一句话——出自某个人物之嘴的话——总应该或多或少地阐明他的心理或性格。”(《普列姆昌德论文学》)因此他十分重视通过富有个性化的人物对话来展示人物不同的性格。比如在第11节里面对长老会罚何利100卢比现款和30满粮食的判决，丹妮娅说：“长老会，欺负穷人是没有好处的，”“我一颗粮食也不交，一个铜板的罚款也不给”；而何利却在她面前两手合十：“丹妮娅，我求求你，住嘴吧，我们都是教族里的下人，我们是不能离开教族的，无论教族怎么处罚，我们也得低头领受。”这短短的两段话把丹妮娅敢于反抗、蔑视教族的性格和何利胆小怕事、惧怕教族的性格表现得鲜明突出。
普列姆昌德依靠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和精湛的语言技巧使《戈丹》的语言风格自然、淳朴、生动。尤其是比喻和隐喻的大量运用为作品增色许多，使语言形象感人。如写久旱得雨时农民欢乐的心情：“下雨那一天是多么欢乐啊!饥渴的土地仿佛永远也不能满足，饥渴的农民却蹦蹦跳跳，仿佛下的不是雨而是黄金。”再如何利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以后，他“好像一个战败的君王，把自己那三亩地当作一个城堡，在里面躲藏起来，而且把它看成命根子想尽一切办法来保住它。”
总之，《戈丹》不愧为印度现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一部史诗性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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