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物 [意大利]莫拉维亚

各类文学品种，不管受到评论界怎样的否定和摧残，无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要说清楚为什么在一些时候人们写史诗，而在另一些时候却是戏剧占了上风，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文学品种的这些变化和兴衰还是存在的。恰恰当人们认为已经埋葬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却又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现实。显然，文学品种是某种比受历史条件和实际条件制约的空泛形式更重要的东西，在这种形式中根本不存在体现不体现诗意的问题： 诗意是永不衰亡的。无疑，人们对各种文学品种的灵敏性和节奏感的兴趣和偏爱，也促进了它们的建立和发展。而要确定为什么这些品种会产生，会具有不同的甚至不幸的经历，以至最后消亡，这无异于对艺术和时间的关系进行考察。首先是它们为什么会消亡的问题。因为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从前找到的一种完全适合于表达诗感的手段，后来却渐渐地丧失生命力，最后被抛弃了。如果文学的品种是无足轻重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再写英雄史诗了呢？由此可见，除了语言问题外，结构对了解艺术事实也是至关紧要的。

每当我想到，许多似乎不朽的文学形式却消亡的时候，我不禁自问： 文学系列中的最后一种形式，小说，是否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小说这一文学品种的历史并不悠久： 仅仅两个世纪。而其他某些文学品种的历史却要久远得多，我们满可以把它们看作老古董。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小说的兴趣却有增无已： 这似乎表明小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只要一种更现实的文学形式还未诞生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小说肯定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小说中发现某些即使不说是死亡的迹象，也起码是重病的征兆。在我们看来，破坏小说平衡的迹象恰恰表现在它的生命力、它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连续的演变的改革之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欧洲小说的今昔，它的产生，它从18世纪至今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演变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其他文学品种很少有像小说这样合乎逻辑的、明确的发展。它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回忆录作家和醒世作家。这些作家所刻画的那种呆板的性格和同时代人的肖像，已经是未来小说的人物了，只不过这类小说尚羁留于寓言和编年史阶段罢了。需要指出的是，人物还在小说出现以前就已存在，而在人物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关于罪恶与德行的说教倾向，存在描画和评判同时代人的倾向。当拉勃留业把目光投向法庭，在我们眼前重新展现台奥弗拉斯特描绘的人物时，当圣西门凭借大量的消息和闲话去粗略勾画同时代人物的肖像时，他们只是在为我们所熟知的19世纪的、最近的法国小说创造前提。小说是随着他们以及其他许多像他们那样研究人、世界和价值的人而产生的。许多人天真地问，为什么意大利这样一个曾产生了薄伽丘这样杰出的、描绘自己时代的大师以及阿利奥斯多这样的传奇诗人的国家，竟没有一部配得上这种前提的小说？原因恰恰在于薄伽丘和阿利奥斯多并不构成前提，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终结。前者把某种地中海和东方式的故事推向顶峰，后者的创作则是某种骑士传统终结的标志。小说的前提不可能是薄伽丘式的华美和雄辩，或者罗兰的空中楼阁，而是非诗意的、敏锐的判断和记载的能力。换句话说，小说是在诗以外，从人同人，人同世界的论战中诞生的。它的起源多少带有思辨的、道德说教的性质。透过醒世作家和回忆录作家的创作，不难揣摩到宣扬基督教万能的倾向和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为使自己成为世俗的和内在的东西，不断保持着上古时代的宽宏大量。

也许人们会说，我把话题扯远了： 我把不属于小说的素质、性格和作用，硬安到小说头上去了。但是只要想一想，小说在当今是唯一公然地、明白无误地对人进行探讨的文学品种，那就会承认，某些关于小说的郑重其事的论述并非过分。我再重复一遍： 小说的起源带有宗教的、思辨的性质；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妨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追溯到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万斯写的《金驴记》。小说的优美和伟大源于作家的道德情感，源于这种情感的力量、深度和真挚、完整的程度。自然，可以这样理解，首要的条件还是诗意。但是，诗意还不足以确定小说的本质，不足以向小说揭示难于混淆的性格。小说的性格同艺术价值一样，除了具有特殊的结构和机体外，正来自其伦理性，来自那种并非凭空地、不考虑人的价值和习俗去表现人的意愿。

他们毕竟是醒世作家和回忆录作家。虽然他们展示的人具有一般标准的性格特征，或者显示在纪年史的流动的、风光旖旎的背景上，我们还是可以感到，这种人并非一团颜料、一种声音、一件装饰品，一句话，并非某种消极的、从属的、局部的东西；相反，他具有一种完全符合人的本性的特征——自由，即相对于作者和周围的其他人物的自由。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谈论自然主义作家众所周知的主张，他们对人物的描写力求近似公民档案。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那种机械地罗列各种典型和性格的所谓客观性，毋宁说是那种表达人的希望、恐惧、怨恨、爱情创作的能力，那种不通过抒情诗般热情洋溢的交谈，而靠忠实刻画进行创作的能力，通过把人分解成两个或一百个而使他定形的能力。换句话说，人物并不是在不同程度上准确观察的产物，而是进行道德评判的形式。我们顺便指出，恰因为这个缘故，小说的人物往往少于作者，往往就只有几人，比作者更多的情况是罕见的。即使道德评判似乎感情的直觉形式也是如此。

由于给小说的人物下了这样的定义，剩下的就只是通常都要提到的名字： 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奥斯汀、勃朗特、萨克莱、狄更斯、果戈理和托尔斯泰。他们已经做过和正在继续做的事，其目的无非是要得出这样的断言。既往的全部小说应该充当至今尚未见到的、未来时代小说的前提。而对我们来说，相反地，更加重要的是人物作为小说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的，如今，这个人物发现自己的生存余地越来越小，简直有毁灭的危险。

众所周知，19世纪作家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现实小说，小说的人物正是以这一信念为其存在的主要理由的。这种小说的各种人物，几乎都是客观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作家来表达的微妙活动是在众人、包括作家本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中进行的。无疑，斯汤达、巴尔扎克和下过“包法利夫人”这样著名论断的福楼拜，他们都还以为是在表现真实。他们让小说同公民档案竞赛。而这种竞赛使小说在某种置信地扩张自己的野心。19世纪的抱负是企图要小说世界取代多形态的、有机的生活。上一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有这种野心勃勃的标记，不管它们称为《名利场》、《高老头》、《战争与和平》也好，《情感教育》也好，《红与黑》也好，其后，在那些不太有才华的模仿者和艺术家那里，原始的伦理主义和评判不知不觉地堕落为一种机械的组合和程序了。首先给人物一个名字，一种环境，一种职业，一种身形外貌，然后，根据一定的因果关系，让这个人物在三五百页的篇幅中说话、行动。但是，在艺术中，除了诗的真实性外，不存在其他真实性。自然主义作家的真实很快就显示出其虚假性，极度的虚假性，比新古典主义的最后一批戏剧或诗歌创作中的最后一批史诗更虚假。但是，与此同时，在作家设想和塑造人物的方式上却发生了一场革命。我们前面提到的作家通过人物来反映外界的那种神秘的进程，显露出真相。突然，“生活片断”像件无用之物，不再使人感兴趣了；而人物也不再是真实事物的复制品，而是作为作家内在情感提炼的成果出现。人们第一次恍然大悟，原来，人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逼真程度，而在于他同作家关系的性质，在于他从朦胧状态到逐渐清晰，最后在作家笔下成型的方式，在于构成人物同其塑造者之间秘密联系的那种爱和恨。这一发现导致对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完全放弃和一种显然是抒情的、自传体的人物的出现。小说似乎重新走上了诗的道路。

为什么我们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要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更具有现代性呢？因为托尔斯泰的人物几乎从来也不是托尔斯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则几乎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换句话说，我们对作家远比对他塑造的人物更感兴趣。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正像从《战争与和平》里一样，去寻找对整个社会的描述是枉然的。对他来说，巨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赋予他那些神秘的、矛盾的意识以人的本质。近来，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潜意识众说纷纭。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析同艺术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企图表明，纯主观因素是占上风的，在这种因素面前就谈不上任何逼真性了。

在普鲁斯特身上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自然主义时代以来发生的变化。对普鲁斯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明白无误地展现人物，让人物根据外在的因果关系去自由地行动，而是确定和描述他们同那个称之为“我”的人物的关系，并以大量细节去叙述时代缓慢地注入这些关系的一切变化。总之，在普鲁斯特那里，至少是不存在传统含义上的人物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物变成了主人公的意象，以至于已不再是不受约束的、独立的人物，而是主人公本身性格的易变的、不稳定的一个方面。斯万、夏尔吕斯、圣·路普以及一切其他人物都不是人物，而是“自我”或者说普鲁斯特本人的感觉的不同方面。这个“自我”是唯一实际存在的人物。这种优势是意味深长的。由于普鲁斯特不满意将传统的人物分解为记忆的许多互相矛盾的方面，他就将人物同音乐、主教堂、风景相提并论了。从印象主义的角度看，他并没有确立任何有价值的差别，他孜孜以求的是赋予已经消逝了的时间以生命力，或者说通过感觉的改变去重建现实。从这一点到取消人物，到将小说变成某种介于随笔和抒情回忆录之间的东西，仅一步之差。

和普鲁斯特同时，乔依斯对自然主义公式做了详尽无遗的论述。他指出，只要对构成人物的异质因素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个人物压根儿就未存在过。《尤利西斯》中的勃鲁姆并不是人，而是各种交通互相交织的十字路口。他比其他任何人物都更加丰满，他会思想，他有知觉，他又同时是各种不同的东西；然而，他又比其他任何人物都更加贫乏，他首先缺少一个足以使杂乱的物质围绕其安排的中心。这样，从同一个印象主义出发，普鲁斯特和乔依斯都命中注定要融化人物，前者将人物融化于瞬息多变的流逝的时间，后者则将人物融化于意识提示的一大堆物体。人物同这些物体一起膨胀，扩大到人的范围以外，即成为流逝的时间，成为一大堆存在的物体，最终爆炸、溶解。毫无疑问，这两位作家可以被认为是19世纪小说的掘墓人，同时又是新小说的先驱者。但是，与其说他们是创始者，还不如说他们重新赋予叙事文学以丧失了的诗意。

今天，在经历了众多的经验以后，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人物有完全被作家取代而遭到消灭的危险。看来，今天唯一可能的人物，即那个“自我”，已经化为树状的回忆、处于阴影中的幻想、疑惑的感觉，或空谈、独白。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演化是同追求一种新的叙述语言，使之能满足时代日益增长的审美要求的努力相吻合的。总之，小说长期以来是一个内容的问题，现在它却化为一种形式的追求了。莫非在纯粹的抒情诗之后，我们也会有纯粹的小说吗？看来，我们距离19世纪的小说是颇为遥远了。

显然，人物的这种危机是同关于人的概念的类似危机相一致的。现代的人只不过是人类最可怕的集体中的一个表数的实体。除了作为别的物体，如某种机构、感情、集合概念的一部分，它不能单独存在。这样的人自然很难被塑造为人物，至少是传统含义上的人物。

但是说到这里必须指出，比人物更起作用的，还是思辨的、伦理的经验，人物本身当初正是从这种经验中诞生的。也许这种经验必须整个地加以改造。因此，小说并未死亡。它只是在期待关于人的新概念，以便以应有的方式获得新生。

(吕同六　译)

注释：

仅仅两个世纪：　这是指西方文学而言。

让·德·拉勃留业(1645—1696)： 法国伦理学家，曾翻译古希腊哲学家台奥弗拉斯特《性格》，随后又撰写同名著作。

台奥弗拉斯特(前372—前287)： 古希腊哲学家，著有《性格》一书，描绘了30种不同性格的人物。

卢道维柯·阿利奥斯多(1474—153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传奇叙事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

均系普鲁斯特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

树状的回忆：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结构犹如一株枝丫交叉的大树，各种议论、感想、叙述、倒叙穿插其间。

【赏析】

伟大的小说家不仅在他们的作品中，而且在他们的文学理念中饱含着对于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小说未来的寄望，这一切信念的背后是作家对于小说深深的热爱。莫拉维亚正是这样一位小说家。他一生笃信文学，但从不以文学作为手段装饰自己，而是用千百万页手稿凝聚成对文学的崇高信仰。

作为小说家，他在文艺理论方面也颇有造诣，生前出版过评论集《人就是目的》。这里所选的《人与人物》一篇，反映了作家对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是否将走向消亡的深刻思考。

首先作者由文学史中其他文学体裁的消亡联想到小说自身的命运，并且由小说已然出现的病兆回溯小说的源起，以寻求疗救的希望。与纯文学作家不同，莫拉维亚认为诗意不足以支撑起小说的本质。他认定小说是在诗之外，是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诞生的。因此，他将小说最早的源头追溯至17、18世纪的回忆录作家和醒世作家。显然，从这一源头可以推论出小说的起源带有宗教的、伦理的、思辨的性质。相应地，人物也成了进行道德评判的形式。

一旦找到开启小说历史之门的钥匙——人物，既往全部小说的发展脉络便一目了然了。19世纪客观的现实小说中，人物具有公民档案一般的逼真性。然而这种精准的癖好走到了极端，便意味着虚假。于是一场小说史上的革命由外向内转——现代小说关注起作家内在情感的提炼，人物的重要性变得同作家息息相关。到了意识流作家的笔下，人物更是趋于融化，有完全被作家取代而遭到消灭的危险。由此，今天的小说做着远离原点的离心运动，小说中的人物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消失。

正是通过对小说史的梳理，莫拉维亚深刻地将小说的危机归结为小说中人物的危机，进而归结为现代人的危机，至此，与他前文指出的小说诞生于思辨的、伦理的经验发生勾连。因此，小说的希望也就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关于人的新概念的提出。最终，莫拉维亚坚信小说不会死亡，并且期待着塑造出新的人物，以使小说获得新生。

如果将莫拉维亚与另一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作一番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他们对于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将欧洲小说的源头追溯至17世纪塞万提斯的时代，并赞同布洛赫的观点，即“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与莫拉维亚将“伦理道德”作为小说的立身之本不同的是，昆德拉反对把小说的基础看作是一种道德，他认为小说更是一种探询，拥有的是不确定性的智慧。由于立场不同，他们眼中小说的历史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莫拉维亚把小说的历史视为人物日益淡化的过程，昆德拉则把小说的历史看作“发现的延续”。虽然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过去，希冀从小说的源头寻找小说的未来出路，但是他们的发现却判然有别。莫拉维亚将小说的危机归因于现代人的危机，而昆德拉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外部的世界，认为小说的终结是因为置身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一个只有唯一真理或共同时代精神的世界。因此，莫拉维亚寄望于未来关于人的新概念的提出，而昆德拉却对未来持怀疑态度，他宁可相信塞万提斯的文学遗产，认为小说只有逆着世界的进步潮流而上才有真正的希望。

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两位小说家的理念一判高下，他们得出这样的认识缘于不同的背景。昆德拉作为流亡作家，对于极权世界有着切肤之痛，而唯有小说才能以不确定性之美给予他自由与真实的呼吸，因之，他发自内心地召唤小说的真精神——游戏、梦、思想、时间。而莫拉维亚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目之所及皆是资产阶级的冷漠自私、道德沦丧，所以他更关注现代人的重塑与新生，并以自己勤奋的写作批判异化的世界。然而，他们对于小说的热爱使得他们殊途同归，给予这个世纪的人类最坚定的关于小说过去的传承与未来的信念。

(祝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