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目睹过在奥斯威辛与广岛发生的一切，而且对其中的某些行动还采取过默许的态度，甚至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毫不足怪，从道德上说我们都是有罪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居然干了那样的蠢事——而同时也是我们，同是这些人，有时既参与那些暴行又对其周围的不幸者关怀备至，胜过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所表现出的关切。这是道德上的自相矛盾，而我们却不得不生活于这样的矛盾之中。
试图使人们驯服于各种暴行是错误的。集中营里的成批屠杀是迄今人类表现出来的最可怕、最卑劣的行径。这种种暴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是由心理变态的坏蛋们指挥和操纵的，但是这些指令又完全是由成千上万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去付诸实现的。在这些人中有文职人员、士兵、工程师，而且个个都是在先进的西方基督教社会里培育出来的。同时，一些远比我们优秀的人物——且不说他们的聪明睿智，就是他们的想象力和情操，个个都出类拔萃，如像爱因斯坦、鲍尔和富兰克这样的人——也都卷入了与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有关的事件。与奥斯威辛的种种暴行相比，在广岛长崎丢下几颗原子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西方人决不应该忘记那是他们干的；东方人自然是不会健忘的。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给我们增光的事情。对人的本性持乐观态度的某些论调是危险的，而对此持悲观态度也同样具有危险性。瑞典人和丹麦人对老人和穷人，犯人和社会不良分子的关心是史无前例的。在我们这块国土上也有值得庆幸的事。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没有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但是比起他们来，我们在某些方面却逊色了。但无论他们或我们，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都远远超过了前人。
即以我出生的1905年相比，我国目前的社会要平等得多，仁爱得多。当西方人最近毁灭掉两千万条生命时，有人竟会对死刑夺去一条生命感到良心不安，这就显得似乎有些多愁善感。然而这却正是道德未丧、良知未泯的表现。妇女问题也是如此——有人尽管在埋怨，仍在为妇女平等而积极努力；支持沃尔芬登报告的情绪也是如此；深信儿童对于幸福享有特殊的权利，也是如此。——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显得迫切。
某些这类情绪会导致实际生活中的愚蠢行为(我认为上述的那种情绪正在把美国的教育搞得一团糟)，而这还不是症结的所在。这象征着当今世界上有某种罕见的东西在发展，或许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善心。我毫不怀疑，在斯堪的纳维亚，在这块国土上，在美国的某些州(不是所有的州)里，或许还可以加上三四个西方国家，这些社会所体现出来的公正、宽容，以及实际可行的善心，会令任何一个19世纪的人感到惊讶。
我们掌握的知识也会使任何一个19世纪的人惊叹不已。也许在现在还活着的人中谁也没有像克拉克·马克斯威尔或高斯那样聪明；但成千上万的人却比克拉克·马克斯威尔或高斯懂得更多的东西，对他们以毕生精力试图理解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也了解得更多。把这两人，或者更加伟大的人物，如像牛顿和阿基米德，放在已被我们理解了的东西面前——他们也会感到了不起。我们的成就确实是了不起的，我们完全可以以此自豪，为此高兴。事情还在发展。追求理解是我们生活中最富人性的事情。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的确存在一些细微的体格上的差异。我们要高得多，重得多，寿命也长得多。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更多。
把这一切成就都称之为进步是不无道理的，只要我们不奢望去获取超过进步所能赐与的东西。我们各自的一生，自然有一些不可企及的东西。谁都得孤独地度过人生的部分时光，还不得不孤零零地死去。我们经历中的这一部分是根本不计入时间和历史的，这种时候也谈不上进步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独处的情形是可悲的。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在参与社会活动时不全力以赴的口实。
从另一方面来看，动辄就以毫无希望为由，无所作为，已成为对我们时代的典型背叛，这真是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正视个人的处境，不论是好是坏，不论是渺小还是短暂，我们必须显示能力，这样我们才不会退却。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是得天独厚的北欧——不列颠——美国土地上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另一种进步的一部分。
我想说明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大部分亚洲人仍然吃不饱，尽管目前已稍有改善。大部分亚洲人仍然不能终其天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英国人的一半)，然而比过去长了。这算是进步吗？这个问题并不深奥，也用不着推敲，答案非常简单： 这当然是进步。
由于西方人的发展已大大越过了基本的阶段，我们不能与人类的大多数友好往来。我们幸运地先从事于科学——工业革命；结果是，我们总的说来更加健康，寿命更长，生活得更舒适，舒适的程度是我们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象到的。如果去对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印度朋友讲，这种进步并不值得享有，那是不恰当的。
我们很清楚，生活在像列斯特、厄勒布鲁和第蒙这些城市的众多商店、汽车和无线电的环境中是什么滋味。我们也清楚，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感受到瑞典的沮丧，美国的失望，或者英国福利社会的不满情绪，又是什么滋味。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倒愿意先丰衣足食起来，而不去过问这一切的原委。他们正在追求食品、长寿和舒适的生活条件——这一些在列斯特、厄勒布鲁和第蒙早已被视为当然。他们一旦获得了这一切，一定会欣然容忍像瑞典的沮丧或美国的失望那样的冲击。而他们要获取这一切的坚强决心，30年后很可能会证明是一股最强大的社会力量。
他们能如愿以偿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各地的社会情况能与得天独厚的西方的标准媲美吗？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不是办不到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道德上的和善也会亦步亦趋。这些应该是很实际的愿望。唯一足以使这些希望化为泡影的，不用说就是一场核战争。核战争是对人类的彻底背叛，它完全堵塞了进步的希望。除了它，别的任何手段都不致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谁也不能无视核战争的可能性。但就我看来，我认为核战争是不至于发生的——尽管我们发现，善良而又谨慎的人竟然应对暴行负责，已有两颗原子弹被西方人扔了下来。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可能避免一场核战争——部分是由于猜测，部分是由于分析。正如我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过剩论的长远危机可能得以避免一样。
或许我把发生核战争的危险看得太轻巧了。一些绝顶聪明的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就算他们是对的，加上氢弹爆炸，那会成为世界末日吗？我看不见得。就算在这个国家里，我们许多人会死亡，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很多美国人和俄国人也会完蛋。至于事后还有多少人会死于核辐射也无法弄清，但我看，目前人类还未拥有毁灭全人类的能量。
就算这种情况果真发生，一场核战争后，世界人口中生命力顽强的一部分人总能幸存下来(我猜那会是很大一部分人，至少是三分之二，或许还要多一些)。那时，进步的希望又会迅速抬头，其速度之快，将令人瞠目结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动物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是因为人类具有聪明才智，有它的智力结构，其成员的能力决不会完全局限于贪婪本性之中。一场最可怕的核战争结束后，非洲、印度和南美洲的居民将会以这些品质力量重建家园。由于西方和俄国的破坏而留下的物质上和科学上的裂隙，将会以一种使西方人和俄国人自惭形秽的速度弥补起来。道德上的创伤又会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想这个问题现在就可以回答。正如我在本文开头就说过的那样，我们已目睹过那些暴行并曾为之推波助澜。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经常面对广岛和奥斯威辛的惨状，但记忆并不阻止我们从道义上去关心一个刽子手的命运，也不能阻止我们关心一个穷困孤苦的老人，要是他得不到教区牧师的照顾。
如果北半球被摧毁殆尽，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别的地方的人便不会生活在那种阴影之下了，他们将努力建设他们自己的社会。如果说那样的社会比起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还不那么公正和富于道德感，他们也会很快地将这种差距弥补起来。亿万的人因核武器而化为灰烬，而在一段极短时期内，在未受波及的国家里，人们又会热烈地辩论起死刑问题来。这事听起来不近人情。但正是这种狂热使得人类有今天这样的顽强，并使他们比以往的表现更加完美。
所以，困难虽大，希望犹存。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个人还会感到孤独和黯淡，就像今天大家都体会到的一样。但他也会偶然受到启发： 他自己的生命并非唯一的生命。在他的自我，褊狭，权力欲，以及这些造成的恶果之外，他还有断断续续开拓的余地。这一点开拓，加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将足以使他生活的社会更像个样子；足以运用各种社会力量来为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来是善良的目标而奋斗。
这些没有哪一件是轻而易举的。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谁也没有被这种进步所感动。想到人类历史是多么短暂，真令人局促不安。作为个人，那似乎是一种嘲弄。但作为一个种族，我们简直几乎还没有开始生活。
(卢述 译)
注释：
奥斯威辛： 波兰一市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在此建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鲍尔(1885—1962)： 丹麦物理学家，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富兰克(1882—1964)： 德国物理学家，获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沃尔芬登报告： 英国教育家约翰·沃尔芬登1957年提出。该报告建议将成人间私下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合法化。
克拉克·马克斯威尔(1831—1879)： 苏格兰物理学家。
高斯(1777—1855)： 德国数学家及天文学家。
列斯特： 英格兰一城市。
厄勒布鲁： 瑞典中南部一城市。
第蒙： 美国依阿华州中南部一城市。
【赏析】
斯诺一向热心于社会和公众事业。他认为，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只要每个人都投入社会，种族的巨大生命力能够战胜奥斯维辛及核战争。因此，人类不应过于悲观，毕竟我们目前的社会要比从前“平等得多，仁爱得多”。我们一直在进步，世界也一直在进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还会继续繁衍生息。或许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过于乐观，而忽略了一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人类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人类一面把自己伪装在文明社会的礼法之下，一面却暗暗遵循着丛林法则，以为扯过一块理性的遮羞布就可以掩盖由于动物本性而升腾起的种种欲望，把由欲望引起的杀戮当作是偶然。
有谁愿意见到自己的家园被毁，亲人被凌辱？有谁愿意看到道路上横七竖八堆满尸体，发出腐臭的气味？有谁愿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客死异乡？白发的老者，绿鬓的妻子，天真的儿童，都在一场战争中毫无来由地死去。谁该为战争负责呢？
地球上总有人会死，但伟大的该亚又会孕育出足够的后代来弥补这一损失。不久以后，大地又恢复了从前的容光，而把战争抛之脑后，直到一场新的杀戮开始。这种周而复始便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人类建起一种文明，然后毁灭它，这到底意义何在呢？是否天性中有争斗的本能，促使人类周期性地自相残杀，永无休止？许多年轻鲜活的无辜生命在战争中变成冰冷的尸体，沉淀在历史无情的年轮里，成了某场战争的注解。而后来的人，还在研究更方便、更迅速的杀人工具，期盼着毁灭可以来得更早些。臭氧层空洞，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都算不了什么，人类有更好的毁灭自己的方法。奥斯维辛可能还会有，南京大屠杀也许会重演，只要人类彼此仇恨，战争将永无停息。然而，消灭地球上的人类不是一件易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动物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是因为人类具有聪明才智，有它的智力结构，其成员的能力决不会完全局限于贪婪本性之中。”一场战争过后，人类会“重建家园”，弥补“物质上和科学上的裂隙”和“道德上的创伤”和“差距”。“人类的聪明才智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将足以使他生活的社会更像个样子；足以运用各种社会力量来为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来是善良的目标而奋斗。”
人类社会的历史多么短暂。作为一个种族，人类“简直几乎还没有开始生活”。正如斯诺所言：“困难虽大，希望犹存”。
(李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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