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在西班牙第一次同聂鲁达会见，已经过去23年了。但是那次会见是在墨西哥开始的；那种开始如果不是实质上的，至少可以认为是西班牙痛苦的一种反映。那种痛苦在许多渴望正义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痕迹。
那是在革命作家与艺术家联盟存在的日子里(该团体很有名，但很久以前就解散了)。一天下午，我按照每天的习惯来到位于唐塞莱斯大街的旧楼房。作艺联盟的机关设在那里。胡安·马里内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巴勃罗·聂鲁达寄来一封信，邀请我们去西班牙参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巴黎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文明代表大会。
大会的召开迫在眉睫，但是启程却不容易。那时没有空中交通工具，不同于今天。必须从海上走。为了弄到船只，我们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后找到一艘英国船，即“大不列颠女王号”。这艘船短期内将从加拿大魁北克港起航。
于是，我们开始了从墨西哥到那个城市的漫长的陆地旅行，途中在纽约休息了24小时。我们从魁北克乘船到达法国瑟堡港，然后乘火车到巴黎。聂鲁达已在车站上等候。他伸开双臂拥抱我们，同时用他那智利人的抱怨似的声调问了我一大堆关于古巴的问题。
聂鲁达负责邀请拉丁美洲作家参加会议的工作。他不但要欢迎和接待他们，而且要安排他们乘船去西班牙。所以，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他便赶来为我们办理进入西班牙国土的证件。虽然在人民阵线当政时期(最后它被布卢姆出卖了)，手续办得仍然令人气愤和恼火。
在西班牙期间，我和聂鲁达总是形影不离，我们一块参加有关拉丁美洲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许多活动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后来，我们还曾在地球上一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地方： 古巴、墨西哥、阿根廷、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智利等地多次重逢。在德国时，我们一起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像两位老爷爷一样主持了古巴和智利代表亲密地聚在一起举行的宴会。
我讲这些事情，是想证明我可以像谈论我的一位兄弟一样谈论聂鲁达。我不仅了解他的诗，而且也了解他的内心。聂鲁达总是用他的诗和身心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他公开对抗贡萨莱斯·维德拉，反对巴蒂斯塔，以此支持他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他站在被投入巴西一座监狱里与世隔绝的普雷斯特斯一边。同样，现在他又站在今年的第46788号囚徒西克罗斯一边。
倘若当代某位诗人可以舒适地在他的祖国或美洲的其他地方为寡头统治服务的话，这样的诗人就是聂鲁达。他的诗引起的世界性的赞美可以使他感到自命不凡，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拒绝接受有毒的、闪光的、骗人的花环，就像拒绝破坏性的有机物质一样。他维护我们美洲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事业和世界性的维护人的全部尊严的事业。作为诗人，他和工人、士兵站在一起；他的言语是一种像优秀射手掌握的精良来复枪那么有效的武器。
所以今天晚上他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但不是为了攻击墨西哥，而是为了维护它，帮助它。这种维护和帮助就是为争取阿尔法罗·西克罗斯的获释而工作，就是揭露他遭到监禁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这种侵犯绝不能针对华雷斯和马德罗的人民。面对这种侵犯，我们可以重复一遍塔利兰德对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后者刚刚结束了枪杀博尔冯—孔代家族最后一个后代的工作。塔利兰德说：
“陛下，这样做比犯罪还糟；这是错误的。”
就是为了反对这种错误，聂鲁达才面对他的高尚的诗的。他的诗像烧灼器一样在有罪过的人肌肤上燃烧，像火焰一样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闪耀。
(朱景冬 译)
注释：
胡安·马里内略(1898—？)： 古巴诗人、随笔作家。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1902—？)： 西班牙诗人。
布卢姆(1872—1950)： 法国社会党总理，曾任人民阵线政府副总理。
贡萨莱斯·维德拉(1898—？)： 智利政治家，1946—1952年任总统。
巴蒂斯塔(1901—？)： 古巴军人、政治家，两度任总统。
华雷斯(1806—1872)： 墨西哥政治家，曾任总统。马德罗(1873—1913)： 墨西哥政治家，1911—1913年任总统。
塔利兰德(1754—1838)： 法国外交家、政治家。
【赏析】
1937年7月，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在动荡不安的马德里胜利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了同仇敌忾抗击法西斯、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在这场保卫共和国的正义之战中，纪廉结识了聂鲁达这位智利著名诗人。
作为古巴黑人派代表作家，纪廉创作出一系列对种族和社会问题给予极大关注的作品，并用他那脍炙人口的诗歌作为武器，和帝国主义进行着长期的斗争。假使没有1937年的共同战斗，纪廉和聂鲁达也会在不同国家为着人民的解放、世界的和平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但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在这篇散文里，纪廉像谈论一位兄弟一样地谈论着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无疑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构成一个宇宙”的优美诗歌，更把生命融入了创造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的战斗事业中。为此，他创作出了“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的诗篇。聂鲁达绝不只属于那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他属于整个世界。“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聂鲁达不懈地让诗成为手帕和利器，抹去百姓痛苦的汗水，为他们争取面包和武器。在西班牙内战中，聂鲁达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亲如骨肉的兄弟，他们的鲜血擦亮了他的双眼，这份仇恨刻入骨髓。他沉痛而庄严地宣告： 作为诗人，必须加入战斗者的行列，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奋勇出击。于是，聂鲁达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与邪恶展开殊死搏斗。
这就是纪廉所认识的聂鲁达。诗人的良知和尊严让他一生光明磊落，他抛弃了智利政府“中立”的原则，“因为在人们沉默的地方，要有我的声音”。诗人原本完全可以凭借名声，啜着香郁的咖啡，低吟着情诗，在外交官和议员的远大前程中安享晚年，可是，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为理想、信仰和荡涤不平等制度奋斗的道路，坚定地站到了共和国的一边，成为西班牙共和国诗人。就因为如此，他也成为了一名地道的流亡者，甚至数次被自己祖国的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但是，流亡却成全了聂鲁达的精神活力，出色的组织宣传才能帮助他奔走于“拉丁美洲援助西班牙组织”和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之间。这次会议把众多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都召集在一起。因为这次聚集，纪廉第一次会见了聂鲁达，看到了为办理进入西班牙证件而奔波忙碌的聂鲁达。而后，无论在西班牙，在古巴，在墨西哥，在世界其他地方，纪廉和聂鲁达常常亲密无间地聚在一起，为他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出力。这就是两位诗人的友谊，单纯真挚却又崇高。
纪廉说他了解聂鲁达的内心：“他总是用他的诗和身心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可以放弃唾手可得的安逸和权利，公开和统治当局对抗。但是，纪廉绝不是在硬生生描述一位革命者，而是在介绍一位把世界和平与人民幸福放入心间的诗人，正是这种博大的爱、对正义的追寻和最纯真的情感才使聂鲁达的诗歌具有强大感染力，使它“在有罪过的人肌肤上燃烧，像火焰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闪耀”。在纪廉看来，聂鲁达对强权的反抗、对人权的捍卫、对弱者的保护，是与他的诗同样重要的。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正住在老家黑岛的一个渔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那时诗人身体已因癌症而日渐虚弱，听到激烈的军事占领的消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于是，在智利社会主义政府被推翻的12天后诗人也离开了世界。尽管作家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去了，但是每一个热爱聂鲁达的读者，都会永远记住作家的话和他留给我们的信心与希望：“我历来对人满怀信心，也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们定能攻克那座将给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义和尊严的壮丽城池”。
(邢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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