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许多同道称赞我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旧学功底。古典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童子功”，在这一点上我还有些自信。但是，就其小说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说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颇大。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是该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读者开放，被束之高阁，积满尘垢。我因占了馆员职位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二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屋。
屋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文学居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经典。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除以上所述，书屋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胪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小说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小说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二
今年十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小说，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的大仲马，我记得第一次读他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不记得是怎样翻出这本书来的，加之我身处偏僻的山区县城，又非书香门第，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马何许人也，但当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读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但我还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猫抓，馆长早就与我约法三章：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眠。于是，我走出书屋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督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待在书屋，他说书屋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馆长终于答应，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揿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的阅读。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我就放下书本眯一觉。但我的这一计划落空。大仲马的小说，情节复杂多变，悬念迭起，不一口气读完，你就非常难受。大约天快亮时，我读完第二本，手电筒电池耗尽，我再也无法读下去，也无法眯一觉，我靠着书架，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节将如何发展……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此前，我也有过彻夜阅读的经历，那是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读线装本的《封神榜》。老实说，这本书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彻夜读它，乃是因为第二天我就要把这本书还给人家。这一夜的经历也很有趣，值得记述：那时乡村没有电灯，农民照明用梓油灯、松明灯、煤油灯三种。用煤油灯者，是人们羡慕的“贵族”，我拥有一盏煤油灯，所有的长夜便都温馨而幸福。那天读到半夜，没有了煤油，真正地油尽灯枯。我寻找解决的办法，发现了小半瓶菜油。我试着把菜油加一点到灯壶里，居然也能点亮灯捻，于是阅读又进行了下去。这一夜，《封神榜》是读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个月没有吃到一点油水。当时物资紧缺，农村中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菜油，我拿来作为照明之用，就只能吃清水煮萝卜了。
两次彻底不眠的读书感受，就其本身的阅读快感而言，后者强于前者。
一部作品给人的阅读快感，因人而异。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上备受煎熬，我们无法读到纯粹的文学；二是因为大仲马不同于别的作家，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一点上，金庸先生与大仲马庶几近之。
三
年轻时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学的花季。可以说，我读过的小说，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读小说，二十岁之前，主要是阅读苏联及新中国的小说，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阅读了大量外国名著。
我的青年时代，内心充满渴望与向往，而世界则显得呆板而冷酷。在这种世界里生活是极不愉快的，它压制了你的许多骚动，也扭曲了你的许多人性。但也有一个好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诱惑，你的时间不会被咖啡屋、美国大片、网球场、QQ与八卦新闻等奇异的小资文化分割成无法拼拢的碎片。那时节，你虽然不拥有完整的白天，但至少你拥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似乎将所有的夜晚都用在阅读上。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注脚。照此读书，便有极端的功利性。我当时读如此之多的外国小说，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觉得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个人的嗜好，喜欢情节生动曲折的小说，而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节奏缓慢的叙述，会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故乡度过的，由于娱乐生活的缺乏，鼓书艺人成为受人欢迎的职业。夏夜的禾场、冬夜的火塘边，都是鼓书艺人献技的地方，我听过他们绘声绘色讲述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粉桩楼》、《大八义》，等等，中国小说最早不叫小说，而称为话本。这话本，便是说书人的创作。而我故乡的人，管说书叫“讲传”。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讲传”这个传统。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斯》、《十字军骑士》这一类小说，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小说当作“传”讲给乡亲们听过。他们听得屏神静气，啧啧称奇。不止一次，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洋传也好听。”农民的表述总是很精确，外国小说被他们称之为“洋传”，雅而贴切。
至今，我写小说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就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小说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名著，大部分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小说再次成为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葆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说就一定是好小说，反之，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就是差的小说。对小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小说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小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经典作家的读者群小。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经典与通俗的分别，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把小说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么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四
读完一部小说，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三十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作家徐迟。
自一九七九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床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对称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诵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定时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给我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于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让我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我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县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读书的五年，我倒真是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一九八八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小说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毫无影响，甚至我在给出版社看三校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从漫长的阅读中，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而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些人和事，分辨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2004年12月18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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