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王亚明先生主持《紫禁城》月刊的改版。他想在保持这份刊物的学术纯粹与艺术品位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点活泼与通俗。经故宫博物院及紫禁城出版社两级领导的推荐与斟酌，组成了《紫禁城》月刊新的编委会，我有幸入选。二〇〇八年十月份，第一次编委会召开。亚明在会上提议我在月刊上开一个专栏介绍明史知识。我想了想，便提出撰写《明朝帝王师》的系列文章。亚明及月刊的编辑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自二〇〇九年第一期开始，这个专栏便在《紫禁城》月刊上与读者见面了。
明朝帝王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群体。这乃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开国皇帝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之后，由此担心大权旁落，遂永久废除了宰相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国事，领导群臣。由于少了宰相这个环节，皇帝便变得格外繁忙。朱元璋于是找了几位顾问集中在文渊阁帮他处理事务，这便是内阁的由来。
最初的内阁其实就是一个秘书处，官阶最隆者也不过五品。但是，凡入选者都必须是士林公认的饱学之士。演变到后来，凡入阁当辅臣者，首先必须取得大学士的头衔。
明朝的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每次会试中进士者，必会选拔二十名左右的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凡选中者称为庶吉士。深造期限一般两年。优秀者便留在翰林院充讲官、词臣和史官。这个讲官，就是给皇帝授课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讲官都拥有帝师的身份。
所谓帝王师，一般都是先当太子的老师。凡被立为太子的人，便自动获得储君的身份。明朝对于储君的教育相当重视。管理太子的事务机构叫詹事府，与詹事府平行的还有一个左春坊，是专门管理太子教育的衙门。凡讲臣、词臣、史官这三种归口翰林院管辖的文臣，都有资格获选为太子师。凡选为太子师者，时人便以“储相”待之。
每当皇帝驾崩后，太子登基。一般都会启用自己的老师进入内阁担当辅臣乃至首辅。明朝内阁，虽然最初的创设只是秘书机构，但自永乐后期特别是宣宗皇帝之后，它基本上成了国家的行政中枢。权力与地位均在六部之上，内阁首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因此，明朝帝王师除朱元璋和朱棣两朝之外，经历大多清晰可寻，依次是：庶吉士——翰林院文臣——太子师——帝师——内阁大学士。
通过以上演绎，我们不难发现，明朝帝王师不可简单以教师身份看待。他们其实是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处事方法，不仅影响到皇帝，更影响到明朝的治国方略。
明代储君的学习内容，以经史为主。习经则上宗孔孟，本于程朱。习史则揭示历代帝王治国之道、兴衰之理。讲经者寻章摘句，虽屡见智慧然大都泥古；讲史者发挥较多，较之经籍更能让人体验治国之得失。因此，明朝的帝师，学问不必有创见，但须雍容深厚。臧否人物可以一针见血，但不可标新立异，更不能“怪力乱神”。
所以，以思想家誉之帝王师，则不允当。尽管少数的帝师确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是以思想取胜，而是精于治术。
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历史中，始终有政统与道统之分。皇权代表政统，而士林代表道统。明朝帝王师既是政统的维护与调适者，亦是道统的保养与坚持者，将两者统一起来，单靠帝师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帝王与帝师之间的关系，既是君臣、主仆，又是师生与少长。在专制的王朝，知识永远只能是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帝师们，虽然没有以知识取祸，但在成为内阁辅臣之后，往往与其当学生的皇帝政见不合而导致悲剧，轻者见弃，重者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明朝的帝师中，真正学问高深者只在少数，但越是平庸者越是能够善终。正因如此，帝王师在明代，既是一个显赫的职业，亦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本书选取的十五位帝王师中，大多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升沉际遇，可以看到整个明朝的发展轨迹与政治走向，亦可看到明朝皇帝们的“众生相”。他们或亲民，或祸国；或勤政事，或荒社稷。对待自己的老师们，或始亲终弃，或名倚实疏；或用其术而贬其人，或尊其人而疏其术，不一而是。
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十五篇帝王师的文章。这十五位帝王师的选取，大致照顾了时代的分布与读者的熟悉度，亦考虑到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但仍不是一个严格的选择，还有一些重要的帝师未被录入。这是一个遗憾，只能留在本书再版的时候，再予以增补。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左远波与李文君两位编辑，纠错勘误，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年2月21日（正月初八）于梨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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