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大别山中的一座小县城。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小城的生活状态同唐代宋代并没有多大差别。无论是吃食儿还是玩艺儿，都是祖辈传下来的。十岁之前，我连水泥地都没有见到过，小城的街面上铺的都是鹅卵石。好房子与坏房子的差别，仅在于是青砖墙还是土砖墙。长着瓦松的瓦房顶，一到雨天，总是匍伏着一层乳白的水气，与升不上去的炊烟一起，在斜斜的瓦沟里缭绕。精神生活方面，最让人兴奋的是看社戏，听大鼓书。无论文化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年齿的老幼，只要是饮食男女，无不在这种娱乐中得到陶醉。当然，小城里的文人所过的精神生活，比起俗民要更丰富一些，最显著的爱好，就是对诗歌的钟情。我说的诗歌，不是指的新诗，而是传统的旧体诗词。因此，我小时候受到的文学熏陶，最重要的便是戏曲与诗词两样。
关于诗词，我倒是受到了较为严格的家学培养。我的祖父粗通文墨，但年轻时离家不知所终，我从未见过他。我的外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尤擅儿科，在小县城里，算是有地位的人。行医之余，他喜爱书法与诗词，大约他看出孙辈中我于文学稍有天赋，故刻意栽培。五岁时便教我对对子。从两个字开始，他说“青山”，我对“绿水”，不但要词语对仗，还要求平仄工整。就这样训练了三年时间，从两个字开始一直对到五十个字。尔后让我读《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宋词钞》等，就这样读到十二岁。我一面念小学，一边接受这种私塾教育。可以说，在我十二岁之前，我没有读过一本新诗，但却读了好多种的旧体诗词的选本。外祖父对我说：“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他要求我背诵众多诗词名篇，这一点让我一辈子受用。这应该就是大家所说的“童子功”吧。
文革开始后，我的私塾教育停止，学校教育也停止。十七岁下乡，到一个丘陵起伏的山村。却没想到在山村里我找到了新的“文友”，一位乡村郎中，一位乡村木匠，都是诗词的热爱者，这两位都是五十来岁的人，算是父辈，但他们称我小友。劳作之余，我们三人常凑到一起写诗。写诗通常不叫写诗，叫“做诗”。四年的农村生活，我与木匠郎中一起，大约做了几百首诗词。那时，这类写作属于“四旧”，不但不能发表，还要偷着掖着，否则就要挨批。
我的旧体诗词的写作，便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开始的，几十年来一直未曾停止，哪怕在我成为诗人，一年发表上百首新诗的年头，我仍在“做诗”。
当年外祖父教我做诗时，只让我背诵古代诗人的名篇，以此作为样本。二十岁后，我自己又通读了许多“诗话”，从中体悟做诗的技巧。日积月累，也颇积攒了一些心得。旧体诗词成了我私密性写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天命之年后，欲说还休的事渐渐多了起来，这种心态用旧体诗词来表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近些年，旧体诗词写作的人多了起来，而且努力的人亦不在少数。但对“个中三昧”理解通透的人，却并不多见。究其因，大概泰半属于半路出家的缘故。新诗与旧诗，我个人认为都不可偏废。两种诗艺有交汇处，但毕竟是两股道上的车，方向与驾驶技术都不尽相同。描写今天的生活，当下的时代，还是得用新诗。历史在前进，诗歌也在前进。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2013年7月11日于闲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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