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地收到《朔方·文艺评论专号》 (以下简称《专号》 )，眼前不禁一亮。书页里透射出光芒，阐发着辉煌——宁夏文艺评论的辉煌。
我说“辉煌”，是不是过度了呢？一点也不！作为宁夏文艺评论事业筚路蓝缕旅程的亲历者之一，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今日之辉煌。从办刊、作者阵容，到刊物分量，文章的理论载重等诸方面，莫不如此。
31年前，即1984年，宁夏文联成立了文艺理论研究室，我担任首任主任，直至1994年退休。我本非专攻文艺理论者，又乏组织才干。勉力滥竽其间。还有两三年时间兼任他职，所谓“兼任”，实际上是全天候的。所以，我虽然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做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工作，但是建树无多，深自愧怍。那时也有个文艺理论刊物《塞上文谈》(内刊)，由我主编。原来每年出4期，后因经费支绌，一年只能出两期。文联一位领导曾苦笑着对我解嘲地说：“那就只好是每年1、2期合刊，3、4期合刊了。”记忆所及，高嵩、刘绍智、荆竹和当时崭露头角的郎伟等诸先生的文论是《塞上文谈》上的“重头戏”。刊物是由“通讯”衍化而来的，囿于主客观条件，就整体水平来说，其理论底蕴尚属于浅层次。我卸任后，刊物由高嵩、荆竹二先生接办，改名《塞上文谭》。办得正有起色时，终因经费不能维持而悄然停刊，高、荆二位只好叹息“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一“落去”就近20年。于今，由于宁夏文联领导重视文艺理论的发展，宁夏文艺评论事业的客观需求，经过宁夏文学艺术院的努力筹划准备，《塞上文谭》终于复活了！“似曾相识燕归来”, “归来”的并非“旧时王谢堂前燕”，而是带着崭新面貌的《专号》，一出台就实现了三个“首创”：第一，以《朔方》增刊的形式公开面世，我的印象里，公开发行综合性的文艺理论（评论）刊物，宁夏此前还不曾有过；第二，《朔方》出过回族文学专号、小说专号、诗专号、青年作家专号、女作家专号，现在出文艺评论专号，还是第一次；第三，《朔方》出过小说、散文以至诗歌的个人专辑，我搜索记忆，文艺评论个人专辑登台亮相，似乎也是首见。这些“首创“，当然是宁夏文学艺术院和《朔方》文学月刊编辑部通力合作的成果。
现在就来叙说《专号》的两个个人专辑。许峰和王艳都是“80后”的、拥有硕士学位的青年学人。一个来自黄河入海口，一个根生于干旱的西北黄土高原，却同在塞上江南文学名刊中各列方阵，显示了办刊者对新秀的扶掖和许、王自己的勤奋与写作实力。
许峰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师从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郎伟先生。在导师的关注下，他对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专辑”中的《民族性表达的焦虑与研究导向的问题》和《文化守成中的宁夏长篇小说》便是这两方面研究成果的典型文本。前一文不仅叙写了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并非作者首次描绘的，而且尖锐地揭示了民族性和现代化的冲突，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是许峰的独特的发现。后一文分阶段、分类型评写宁夏长篇小说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其“地域经验羁绊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作者对这种“文化守成主义”的阐释，道理和前一文的书写具有同向性，只是以地域性代替了民族性。作者在这两文里切中肯綮地指出问题的同时，又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民族性、地域性提示了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创作理念“走出去”的导向。还有那篇《抗战剧的娱乐化与雷同化》，切中时弊，显现了敢于挑明“皇帝没有穿衣”的勇气，这里就不多评说了。
王艳是美术评论家和美术教育工作者。笔者不懂美术，对她的个人专辑，不敢门外谈艺，随意置喙；唯觉她的文章有相当的理论厚度和艺术洞察力。但对其《曾杏绯：师古人之精魄，写时代之豪情》一文，却想说几句感言。因为我曾为杏绯先生的画集《灿若绯云》写过一篇序（此画集似乎至今未出版），比较认真仔细地观看过她的画展，研读过她的许多画作。记得我还为此作过一首七律，颔联两句是：“丹心未老丹青老，画笔难新画意新。”这里原有继承传统和表现时代精神之意。但诗歌意象是感性的，吟时并未作深层的理论思考。读了王艳的文章，深受启发，恍然大悟。王文梳理了没骨画传统的来龙去脉，并指出曾氏的画在接受没骨画传统的基础上彰显出画家本人的艺术个性，即“师古而不泥古”。花卉画也能写“时代之豪情”吗？王艳在文中引了杏绯先生的一句话，就作了准确而肯定的回答：“画家的责任就是美化人民的生活，艺术创作应该服务于人民群众。”王艳赞道：“这是真正‘为人生的艺术’……”王文使我学习曾画有进一步的感悟，上面所引两句拙诗，不过是我读曾画当时的一种模糊的感觉而已。
请恕我孤陋寡闻，读了《专号》，才知道诗人杨梓先生编选了一部《宁夏诗歌选》，规模宏大，贯通古今，聚瑰宝于一库，存诗史于朔方，其功众目睹焉。诗史是对诗歌发展过程的叙事书写，诗歌选则是诗歌史实本身，是诗史之具象的展现，此杜甫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之为“诗史”也。荆竹先生为《宁夏诗歌选》作了一篇序：《宁夏诗人人格类型摭论》（下称《摭论》），理论色彩浓郁，论述分量厚重。我们知道，从艺术作品层面上说，风格即人，诗歌的表达，其实就是诗人自身；诗的品格即是诗人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又和诗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摭论》将决定诗人人格的要素分为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三个方面，确是至论，而最后一个方面往往为诗论家所忽略。在文章的中心部分，评论家将20世纪宁夏几代诗人主导人格类型分为三种：政治型人格、人文型人格、超然型人格，各举出具体的诗人证之。对这些应运而生的诗人人格类型的差异及其各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有充分的论证，也指出其中的某些缺失。荆竹的文学语言有其独特个性，流畅而沉稳，与时俱进的现代学术语言和普通的叙事话语自然谐和，构成比较完美的文论艺术品。如果定要寻找一点“憾”的话，那就是对具体作品的评析少了些，这也是“序言”不能写得太长的文体阈限的无奈之举，作者明知，读者也当理解。要是给每个诗人都评一首诗，那就不是“序言”，而是一本书了。
杨建国的《对文艺创作与生活关系的思考》在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普泛原理之外，加提了一个“入于生活”，认为三位一体才构成真正的创作规律。这是一个新命题，作者也言之成理，值得进一步探索。他还指出，文艺作品是作者和受众共同完成的，没有受众，就不算文艺作品。我认为这个论断下得有见地，从文艺美学来说，作品是创造，从接受美学来说，作品也是创造，二者融合，完成作品。
前人有诗句云：“文似看山不喜平。”是指文章的气势应当像山一样起伏不平。“平”，也可解作平庸；文章是不喜欢平庸的。综观以上解读的几篇文艺评论作品，艺评与文论有异，内容和形式各别；径庭相差，各具特色。然欲异中求同，亦可概括出它们的共同之点：视角新锐、视野宽阔、直面现实、见解新颖、个性凸显。总之，就整体而言，都是和“平庸”绝缘的，真正的文艺评论应当如是。即便偶有缺憾之处，那也是无关宏旨的事。
繁花满树，我只试着绘出几朵，还不知道“描红”有没有走样？倘若每文必评，那又将是一本书了。只好也留下一个“憾”字，戛然而止。再说，好文不怕楼层远，自有粉丝来问津。读者慧眼识文，又何须笔者继续饶舌呢。
［2015年1月26日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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