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注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第三节

新文学注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新文学作品中的注释作为正文的一种附加说明的形式，还同时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特征。新文学注释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对新文学历史资料的发掘上，前面所提到的注释都是对文学历史背景的介绍，对书籍作品名称的介绍，对作品版本变迁的介绍，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解释，对方言的翻译等，它们重在对史料的发掘和解释，无论注释的正确率有多高，可信度有多大，它们的目标都旨在追求历史发生的真实现场，事情背后的本来面目，包括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历史环境乃至自然环境等。当然从文学的辩证角度来看，新文学注释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主观性的特征。注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合二为一的。新文学注释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不同注释者对作品会有自己不同的主观上的理解，注释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注释的过程中，往往带有自己的评价和主观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也不一定是最客观的，可是它却代表了注释者本身的一种个人的理解和见解，它对读者的阅读以及其他的注释者和研究者来说，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钱定平的《破围》和胥智芬的《〈围城〉汇校本》两本书都为版权的问题和钱钟书先生打起了官司，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恐怕来自于注释者的主观态度，注释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给《围城》做注释，而且在没有得到原着作者认可的情况下，试图将这种个人的理解公开出版成为影响公众的普及读物，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尊重原着作者的表现，作者的意图和愿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原着作者还健在的情况下。注释的主观性还体现在：注释不仅仅具有为正文补充说明的客观性，还可以由注释者按照自己的意图将其独立起来形成另外一篇文学作品。我们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里的信简注释就可以屡屡看见这种例子，比如第一信后面的注释，萧军首先介绍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给这封信做注释，然后以回忆五十年前的方式开头，将萧军与徐玉诺相识的过程像写小说一样描述出来，文中还有很多人物对白，整个注释就像一篇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丝毫没有大多数注释给我们留下的科学性、说明性的刻板印象。这种颇具文学色彩的、带有注释者主观情感的注释是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注释大多是比较客观的，但并不都是非常全面的，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释，因为其中一些注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针对鲁迅文章中涉及的事件进行注释，而该人物人生的其他部分并未全盘详细介绍，所以具有一定的不全面性。这种不全面性就会造成一些知识结构不完整的读者，因为只看到《鲁迅全集》中注释对该人物提到的部分，而对该人物形成一些片面的印象。比如杨荫榆，在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各卷的注释中共有6次提到这个人物。由于各卷的注释编辑都不一样，因此这6条注释对杨荫榆的注解都不尽相同，有的介绍比较简单和客观，比如第一卷《坟》里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第15条注释这样介绍杨荫榆：

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因学潮去职，1926年后任教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东吴大学。1938年被侵华日军杀害。

这条注释用寥寥数语将她的学习及工作经历大概介绍出来了，话语间也没有任何思想感情和政治倾向的表达。而第七卷《集外集拾遗》中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的第二条注释就与前边这种客观简略的陈述大相径庭：

……她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1925年8月，北洋政府被迫将她免职。

从注释者用词的语气来说就很明显可以看出，这条注释对杨荫榆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态度和鲁迅文中的态度是一致的，如果仅从这条注释来判断杨荫榆这个人的话，必定会对她产生过于负面的评价。而大多数读者可能不了解杨荫榆后期抗日的细节。据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中的叙述，日军占领苏州，三姑母杨荫榆当时住在盘门，四邻都是小户人家，深受敌军的蹂躏。杨荫榆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才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后来杨荫榆被日本兵骗到一座桥顶，枪杀后抛尸河里。后人评价她的壮举“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惟念邦国”，并称她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然而现在能知道她这一壮举的人恐怕很少，大多数人应该对《鲁迅全集》里所写到的这个杨荫榆印象更为深刻，而注释里的人物介绍更是给读者认识杨荫榆这个人物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这样就造成了大多数读者心中的杨荫榆都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从而缺失了对这个人物的全面认识。当然这里也正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注释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将人物的全部细节在注释中展现出来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注释的主要功能必定是为正文部分服务的，即使它也许具有较小部分的独立性，但是它仍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整体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也是我们在注释的副文本性中着重提到过的。章节的侧重点不同，这里主要讲人物注释的不全面的针对性。

当然也有的人物注释增加了对人物的全面认识。例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大多数后来的人们只知道他在地质领域的杰出贡献，他在文学方面偶尔的小创作却鲜为人知，而《鲁迅全集》第3卷的《“碰壁”之余》后的第3条注释就对这方面有所弥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和文学相关的李四光。注释中对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中的片段作了介绍，主要在于介绍李四光将女师大的学潮称作“名震一时的文明新戏”，并戏说想去观剧学得一点经验，这种口吻明显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字里行间没有半点同情学生的口吻。也许李四光的这种想法和他当时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对国内的形势还不太熟悉有关，但是从一个侧面仍旧反映了当时的李四光对学潮并不那么了解和关心的态度。关于李四光这样一个人物，多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都在他卓越的地质贡献上，而《鲁迅全集》里这条注释却是为数不多的让人们了解他当时另一个小侧面的点滴。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全集》里的很多人物注释并不是对人物全面的评价，而是对鲁迅的文章里所涉及的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注释。注释的评价色彩多与鲁迅文章对此人的态度一致，我们当然要承认鲁迅的态度在人文精神方面具有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号召力，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而忽略人物其他一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比如李四光等人在科学方面的精神和贡献。也正是如此，我们在阅读《鲁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释时要能保持一定的判断力和客观性，应该清醒地看到注释在文中的针对性，不能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理念运用到所有的人物注释上。

新文学注释还有一大主观性特点表现在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影响上。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代表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和思想政治方向的影响的，有的时候甚至完全受国家机器所掌控。有些作品集的注释者本身就是由国家部门的领导者进行安排和指导的，例如《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郭沫若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这些编辑委员会的成立是直接受到国家机器的思想价值观领导的，在编纂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还会给委员会制定一系列的注释和校勘的方针，明确规定作品注释的方向和注释中所应该遵循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这些方针规则具体到作品中，就包括对一些有争议的社团、流派、人物等的评价和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的价值的评判，而且随着社会主流思想方向的改变，这些方针政策也会不断地变化，注释出来的文学作品的成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全集》前后几版的注释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比一下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对同一个条目的注释内容，就可以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如第12卷书信卷里对《致姚克》中“第三种人”一词的注释，两版就有很大的区别。1981年版这样解释：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而2005年版的注释则是这样的：

1931年至1932年，在左翼文艺界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时，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指责左翼文艺运动“霸占”文坛，阻碍创作“自由”。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分析上面两条不一样的注释内容，我们可以从措辞中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这“第三种人”由主动攻击的身份变为了被动反击的身份。在时间上，2005年版写的是在左翼文艺界批判其他流派时出现了这自封的“第三种人”，也就是说“第三种人”的出现是和左翼批判其他流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也是具有被动成分的抵触情绪的，而1981年版并未交代这个背景。在行动上，1981年版是“鼓吹”和“攻击”，而2005年版则是“指责”左翼文艺运动“霸占”文坛，“阻碍”创作自由，从这些变化了的词语的语气上，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版将“第三种人”主动攻击左翼的罪名减轻了很多，由主动“攻击”变为被动“指责”。这种变化相对于文学历史的真实来说，应该是更为客观和理性了，也表明了新的时期里人们更加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我们从两版全集对待“第三种人”这条注释时逐渐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就可以看出，1981年到2005年的政治环境也是逐渐变得宽松和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