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的风波

泰戈尔访华的风波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熟悉最爱戴的印度朋友。他早在1881年20岁的时候就很关心中国问题，曾写过一篇激烈谴责英国人到中国贩卖鸦片的文章，叫做《在中国的死亡的贸易》，说：“这种贸易和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用客气的口气才能叫做贸易。它简直就是强盗行为。”1916年，他于访日途中驻足新加坡，见到中国的码头工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蕴藏着的整个中国的巨大力量”。他写道：“中国这种巨大的力量，一旦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运行，那就是说，掌握现代科学，那时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它的前进。”他对中国怀有极深的感情，在各种书籍文章中时常谈论中国。而中国方面，自1915年开始介

绍他的作品，至今不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大。1924年4月12日—5月30日，他在中国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访问，引起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艺界的高度重视，报刊上大量发表消息和评论。他所到之处，必作演讲。演讲中则必称中印友好。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我可以这样说，印度感觉到同中国是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的兄弟。”“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的事业。”“我们永远也忘不掉在古老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泰戈尔对日本原有的期望破灭了，9月21日，他复电蔡元培说：“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们国家。”10月11日，他在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轰炸中国城市，支持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1938年1月9日，印度人民举办支援中国日。6月，泰戈尔发表《致中国人民书》;9月，他连写两封义正辞严的信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说：“中国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她的人民不顾一切地忠于国家，空前地团结了起来，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纪。”①

泰戈尔为中印文化交流做了许多事。这里重点谈谈他的访华和他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

泰戈尔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20世纪初进入黄金时代。1912年，由诗人自译为英文的《吉檀迦利》轰动欧洲，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我国文学界立即作出反响，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上刊登出钱智修的文章《台莪尔氏之人生观》，这是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生平和思想的文章。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期上译介了泰戈尔诗4首，这是我国对泰戈尔著作的最早译介。1917年，《妇女杂志》第3卷第6—9期上连载了天风、无我译的三篇小说。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期上刊出刘半农译的泰戈尔诗二首。1920年以后，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书信、讲演、自传等被大量译介过来。当时登载泰戈尔著作的杂志约有30余种。译者主要有：郑振铎、赵景深、施蜇存、刘大白、叶绍钧、沈泽民、沈雁冰、许地山、徐志摩、瞿世英等。从1920年至1925年，泰戈尔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有些重要著作甚至有五种以上的译本。我国评论家写的介绍泰戈尔生平、思想的文章和评论等也很多。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坛上之所以出现这股“泰戈尔热”，主要是由外部世界和中国国情决定的，其直接的原因则是他于1924年来华访问。在其来华之前，他曾到欧洲和日本访问过，并萌生了访华的想法。1923年，他先派恩厚之来华联系，得到中国学界的热情邀请。于是，当年的《小说月报》于9、10月刊出“泰戈尔专号”(上、下)，刊载了他的一些作品，并登出了10余篇欢迎和介绍性文章。其文章有郑振铎的《欢迎泰戈尔》、《泰戈尔传》、《关于泰戈尔研究的四部书》、徐志摩的《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王统照的《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表象》、周越然的《给我力量》、得一的《泰戈尔的家乘》、樊仲云的《音乐家的泰戈尔》、徐调孚的《泰戈尔的重要著作介绍》等。1924年4月8日，泰戈尔乘船抵达香港，孙中山派专使带去其欢迎信。12日，船抵上海，受到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欢迎，前来欢迎的还有郑振铎、瞿世英、徐志摩等若干社会名流。《小说月报》专辟《欢迎泰戈尔临时增刊》。他在中国逗留近50天，去过七个城市，会见了许多人，其中有溥仪、梁启超、胡适、沈钧儒、梅兰芳、汪大燮、熊希龄、范源廉、张逢春、杨丙辰、梁漱溟、林长民、张相文、梁思成等。泰戈尔于5月30日离华赴日。

泰戈尔这次来华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帝国主义趁机扩张在华势力;孙中山在南方改组国民党，提出“三大政策”，准备北伐;泰戈尔对此不了解，讲话中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突出不够，再加上一些人的利用，于是引起争论;当时的一些进步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等)主要对泰戈尔提倡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不赞同，因而提出质疑和批评。但总的说，泰戈尔这次来华对我国文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我国现代作家，如郭沫若、谢冰心、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等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20年代的泰戈尔热之后，30和40年代仍有泰戈尔作品的译介，有的是重译，有的是新译，有的是再版。到50年代，由于中印关系的密切，译介泰戈尔作品之风再度兴起;80年代改革开放，国人又掀起了一个研究泰戈尔的热潮。这些都是后话了。

①以上引文据季羡林先生《泰戈尔与中国》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