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李长之

司马迁的散文，乃是纯正的散文，乃是唐、宋以来所奉为模范的散文。——也就是古文家所推为正统的散文。

这种散文，或者以为是司马迁创始的，但倘加以考察，就知道这乃是汉朝的一种通俗文字。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看。例如刘邦在初起事时，曾书帛射城上，告沛父老：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弟子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这时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距司马迁生时还有七十多年。但这文字很有些像司马迁了。当时刘邦才有数百人，又不过是些乌合之众，这样的文字决非出自什么名家，而它的对象又是老百姓，所以我们应该以通俗文字视之。

又如在汉文帝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南越王尉佗因为陆贾的交涉成功，而取消帝号，曾上书称谢：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这时距司马迁之生约有四十年，风格也就更相似。南越在当时还是

边远之地，风格也竟如此，可见这乃是当时普遍的通俗文字的风格了。

再如到了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淮南、衡山谋反，公孙弘引病请退，武帝报之以书：

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祸右武（据日本《史记会注考证》改），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

这时代就更和司马迁的生年相近了，只有十几年的光景。这文字多么活泼自然！——当时一般的文字原来就是如此的。我说这种文字是纯正的散文，是因为它很淳朴有力，一点也不矫揉藻饰，尤其重要的，其中很少骈列的句法。其他像淳于意的女儿之上书求赎父罪，淳于意所陈的许多病历记录，严安、徐乐、主父偃等的奏书，齐哀王之致书诸侯讨吕氏等，都是这种文章。

当我们仔细分析这种风格时，便可发见大抵是很疏宕而从容，不拘拘于整齐的形式，但却十分有着韵致。如果找比方的话，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画是和这相近的。这就是所谓奇，所谓逸，而司马迁即是这种风格中之更精炼、更纯粹、更高贵、更矫健的。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观察，我们可以说这种风格是来自秦文。秦文就是偏于奇横而不偏于骈偶的，它的韵文乃是以三句为韵，就已经是很好的一种说明了。在散文中，那就尤其显然。我们先从最早的文字看起吧，例如秦穆公的誓词：

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

这是公元前六二四年时的文章。又如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是公元前三六二年的时候。后来如张仪之檄楚相：

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事在公元前三二九年。秦昭王之约楚怀王：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事在公元前三○○年。到了始皇时代，我们又可略举数例，一是议帝号命：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二是称始皇令：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三是废封建令：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这都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时候。这些文字出自谁手，我们不晓得，但确是大手笔。当时最有名的大文学家则是李斯，我们试再举李斯的《焚书议》和《狱中上书》为例：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时在公元前二一三年。过了五年，李斯被囚，又从狱中上书：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李斯的其他文章尚多，不尽录。从这许多的秦文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非常直致、坦率、峻厉、爽利，而有一种骠悍骄横的力量。它的风格和战国时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我们虽然还不曾对各国的文字统统作过分析，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战国的一般文字是一种以明快、锋利为特色的，而秦文在这方面并没有那样显著，反之，它的最显著的特点乃在有些霸气——原始的蛮横之气。

就是这种原始的蛮横状态，使它不甚拘拘于形式，有时虽有骈句，但总是整而不齐，如李斯文章中“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仿佛是偶句了，但紧接着又加上一句“率群下以造谤”，便把那整齐的形式打破了。

秦和西汉的文章虽然这样一线相承，但也经过了一种风格演化：那就是西汉时代的散文乃是把秦文更柔化了，更缠绵化了，更冲淡些了，更疏散些了。这是时代精神使然，也是《楚辞》的影响使然。司马迁讲西汉的政治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酷吏列传》）这话同样可应用于风格的演化上。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同时《楚辞》中那种抒情的意味，又不知不觉间吸入于汉人的笔下，于是便更多了一番情趣。

柏拉图说：“男子退化了，就变为女人。”这话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如何，我们不想去批评，但这永远是艺术上风格的演进的一个律则。秦文之变而为西汉，西汉变而为东汉、魏、晋，都可拿这原则去说明。文字变到东汉，那就似乎太女性化了，而在西汉时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是去掉了，只剩下刚健，但却并没有步入柔靡。

就在这种恰好的阶段上，出现了司马迁的散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称为奇而韵。奇就是来自秦文的矫健，而变为疏荡；韵就是由于经过《楚辞》的洗礼，使疏落处不走入偏枯躁急，同时却又已经有着下一代的风格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