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鸦片和鸦片战争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印度鸦片和鸦片战争

从明末到清初,中国东南海上贸易处于被动局面,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则控制着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当时的中国商贸船只基本上都是舢板,不能远航,最多不过到东南亚一带,所以西洋人称中国当时的贸易为“舢板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印度的商品交易便主要靠西方人转手。当时中国输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药材和瓷器;而印度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主要是棉花、糖和布匹。在上述中国货物中,大部分被运往欧洲,在印度销售的只是少量。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在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中以贵金属换取中国和印度的货物,虽然攫取了暴利,但也出现了贸易逆差,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鸦片和棉花上寻找出路,终于导致鸦片战争。

印度鸦片早在18世纪前期即输入中国。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前,每年输入数量不超过200箱,多作药用。到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由于中国吸毒者益众,朝廷开始限制进口。1770—1789年,由孟加拉输出的鸦片从1400箱增加到4000箱,其中多数运往香港,再转销中国其他港口。鸦片贸易给英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带来巨大利益,印度各地竞相种植罂粟、加工鸦片。1830—1834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为17000箱;1835—1839年,输入26000箱。而此时,中国也已开始了鸦片种植。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鸦片输入量又逐年猛增。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输入的主要口岸由广州改为上海,1854年7月—1855年6月,上海进口鸦片总值白银911万两。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成为合法商品大量输入中国,1880—1881年度,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105507箱,价值约14320万卢比。到1884年以后,印度输华鸦片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因此时中国已增加罂粟的种植量。1890—1891年度,印度出口鸦片85873箱,价值9260万卢比。20世纪初,中印政府签约削减鸦片贸易量,1910—1911年度,印度出口鸦片43921箱,价值12760万卢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减至4000箱以下。

从这些数字可以知道,印度的鸦片生产及其输入中国,都是英国人一手操纵的,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国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也毁坏了人民健康,而鸦片战争则更使中国走向衰落。这一时期,除了一些物质交流外,便谈不上中印文化交流。可以说,从清朝建立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印度几乎没有官方的直接交往,只是从陈炯伦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刊出)和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1820年刊出)等书中知道,中国人在那近200年时间里并没有忘记印度,也还有人到那里去旅行考察。当然,西藏和新疆等边境地区的经常性民间往来,以及商人、民工等到那一带做生意、谋生甚至定居的可能仍大有人在,只是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不多罢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受列强宰割的时代,而印度也完全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在这一时期,中印间的交往虽然减少,但中国人对印度的关注尚为深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体恤国情,观察世界,其中不乏对印度的关注。魏源于1852年完成了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其中第十九至二十二卷介绍了英国人征服印度的过程、英俄对印度的争夺、五印度各国的概况等;第二十九和三十卷则详细介绍了五印度的历史沿革。鸦片战争以后,1879年3月至9月,黄茂材等一行六人受官方差遣在印度考察。这是近代史上受官方派遣去印度的第一起事件。黄茂材著有《印度札记》、《游历刍言》、《西徼水道》等,介绍了他在印度看到的许多新鲜事物。1881年7月,马建忠、吴广霈受清廷派遣在印度停留25天,交涉鸦片事务。回国后,马建忠著有《南行记》,吴广霈著有《南行日记》,写出了他们在印度的见闻。1889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二等参赞。1890年,二人同船西去。后来,二人均有涉及印度情况的著作。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十分关注印度问题,有关著作很多,在中国很有影响。

鸦片战争当中及其以后,印度也不时有人到中国来,加之印度报刊的介绍,印度方面对中国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派往中国的军队中有不少印度士兵。他们是被驱使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但其中有许多人来华后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加之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便掉转枪口与太平军一起作战。当时在太平军中有不少印度士兵,有的甚至为了中国的革命而献出生命。1893年,印度近代著名的哲学家辨喜就曾来过中国。他是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中最早来华的人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好情谊,并预言中国人民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他的思想在印度早期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国又从印度调集来军队镇压。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多数是不情愿的。当时有一个士兵把他在中国的见闻用印地文写成日记,回国后在印度发表,题为《在中国的十三个月》。书中揭露了英国人的暴行,对中国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也介绍了中国当时的一些情况。

总之,从这一时期到辛亥革命前后,由于中印间的往来接触和各种新闻报道,使彼此间增进了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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