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衣出水”和“画佛点睛”

“曹衣出水”和“画佛点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迅速传播，对当时的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影响突出地表

现在人物画方面。正如张光福在《中国美术史》中所说：“人物画的兴盛，是这一时期绘画中的重要特点。首先就题材来说，由于佛教的东传而改变了中国人物画的内容，佛教人物画到南北朝时代大大地盛行起来。除广大民间画工被奴役、被雇用给僧侣、地主绘制佛教壁画外，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亦莫不画佛，从曹不兴开始，卫协、顾恺之、陆探身、张僧繇、展子虔等，几乎可以说，只要是画家，无不擅长佛教人物画。”①下面说几个典型事例。

曹不兴，三国时代吴兴(浙江湖州)人。他的画在当时被认为是东吴的一绝。据说，孙权曾让他画屏风，他误将一点墨溅到屏风上，于是他趁机把墨点画成了苍蝇。孙权看屏风时，以为是真苍蝇，便用手挥赶，“苍蝇”却不飞走。可知其写实的功夫足以乱真。又传说，他曾画过龙，画得像真龙一样。这幅画流传到南朝宋时，宋文帝刘义隆曾用这幅画求雨，大雨下了十几天。曹不兴的人物画也画得非常好，后世说他画人的衣服皱褶很逼真，有人称其为“曹衣出水”。也就是说，他画的衣服像刚出水的一样紧贴人身，带有一种透明感。但亦有人说“曹衣出水”的“曹”指北齐时人曹仲达。“曹衣出水”，不少美术史家都认为是受了印度佛教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犍陀罗是印度古代一地名，约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公元前后，由于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那里出现了佛教题材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佛像的雕塑。我国早期的佛像雕塑和绘画就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戴逵，字安道，安徽宿县人，生于公元326年，卒于公元396年。他少年成名，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博学多闻，能作文章，还通乐理，擅长琴艺。他的画画得非常好，而且还善于雕塑。他终生隐居不做官，画过《竹林七贤图》、《高士图》，还画过不少佛像。他少年时就曾在瓦官寺作画，很受时人推重。他还曾雕刻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他在瓦官寺所雕塑的五尊佛像、菩萨像为时人叫绝。从他开始，中国寺庙的佛像才开始具备较完美的形象，并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因此，他是我国美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后世影响较大。

顾恺之，字长康，东晋时期无锡人。他出身于官宦名门，自己也做官。他博学多才，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大画家，而且也是中国早期的绘画理论家。正如他在画论中所提出的那样，他作画主张“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即主张通过描绘人物的外表来表现其内心世界，主张长时间地构思和联想然后着笔。他每画人像，先画外形，只留下眼睛不画，等好长时间，有时是几年才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晋代俗语，意思是“这个”、“这玩意儿”，这里指眼睛。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物画的肢体不是关键，要想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最关键的地方是眼睛。相传东晋哀帝时南京瓦官寺和尚化缘募捐，当时的官员捐钱没有超过十万的，而顾恺之大笔一挥，写了个百万，人们对他能捐这么多钱表示怀疑。而他则要求和尚在寺内大殿为他留出一堵空墙壁，他关起门来在墙壁上作《维摩诘》画。一个月后，他要点眼睛时，对和尚说：“第一天来看我画的人要捐十万;第二天来的可捐五万;第三天来的可根据惯例让他们捐施。”结果，当打开殿门时，艳丽的画彩光照全寺，来看画的施舍者争先恐后，不一会儿便捐钱百万。他的这幅壁画和戴逵塑的佛像及斯里兰卡的玉佛像成为瓦官寺的“三绝”。

张僧繇〔you由〕，南朝梁代苏州人。梁武帝天监年间为武陵王萧纪的侍郎，后历任右将军、吴兴太守。他擅长画道教和佛教人物像。梁武帝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经常让他去画壁画。他画的定光如来像、维摩诘像都出神入化，备受赞扬。江陵天皇寺内有柏堂，他画了卢舍那佛像，又把孔子像也画了上去。梁武帝看了，觉得佛像旁画孔子像有点不合适，他却说：“将来还得靠他。”果然，到了后周时，世宗皇帝大灭佛法，毁掉天下若干佛寺，天皇寺因为有孔子像而未被毁。传说，他在苏州昆山华严寺的殿基上画龙，此龙一遇阴雨天气就要跳跃，于是他又画了一把锁把龙锁上，龙不再动。又传，润州兴国寺有斑鸠、鸽子栖息梁上，常有粪落佛像上，寺僧便请他在寺的东壁上画一鹰，西壁画一鹞，从此斑鸠、鸽子不敢再来。据《建康实录》记载：张曾在一乘寺门画花纹图案，远远看去凹凸不平，令人眼晕，到跟前一看却是平的，这种画法是从天竺传来的。因为他有独特的绘画风格和技巧，被称为“张家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张氏画派或张氏画法。

曹仲达，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北齐时代。有人说他是山东曹县人，有人说他是中亚曹国人，后者可能更为可靠。中亚曹国在今撒马尔罕。那时，从中亚、南亚来中国的艺术家不少，其中不少又以画闻名，曹仲达即为其一。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说：“曹之笔，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认为这就是“曹衣出水”的来源。但也有人认为“曹衣出水”的“曹”是指三国时的画家曹不兴。两说都有一定的依据，而曹仲达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真是从西域来的侨民，自然更容易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因为当时中亚地区受佛教艺术影响也很大。不管怎样，曹仲达善画佛像是公认的。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说他画的佛像独具特色，是“曹家样”。可见，他也是一位自创流派的画家。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题材，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也把印度古代的绘画技艺带到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发展。

① 《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