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眷中州情·洛阳之旅·邙山·“生在苏杭,死葬北邙”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眷眷中州情·洛阳之旅·邙山·“生在苏杭,死葬北邙”

洛阳城北有一座邙山,又作芒山,习称北邙。此山东西绵延数百里。虽然称山,其实只是黄土丘陵。但就是这道貌不惊人的黄土丘陵,却是殷周以来历代帝王、公卿和庶民百姓都看中了的风水宝地,死后都想归葬这里。俗语说:“生在苏杭,死葬北邙”,正表明了这种愿望。除了风水好之外,邙山的黄土层非常深厚,黄土的直立性很强,此地气候又比较干燥,极宜土葬。再者,邙山紧靠都城洛阳,交通方便,所以世人也就无不向往此地了。岁月流逝,邙山上的坟墓数不胜数。正如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所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民间则有一句谚语描述这种景象:“邙山无卧牛之地”。

东周诸王陵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邙山不少先秦陵墓已无迹可寻,如洛阳东北帽郭村的王冢,传说是殷商时代的王陵,但史籍无考,虚实难明。于史可考者,以东周王陵为最古。

东周时代,洛阳为首都,周天子死后自然葬在都城附近。据《太平寰宇记》载,周景王(前544—前520)姬贵葬于翟泉。翟泉,在汉魏洛阳城东北。据文献记载,其冢高9.5丈,占地面积达10亩以上,规模十分宏伟。不幸的是,1930年该陵被盗,大量周代铜器、玉器均流失海外。

周威烈王(前425—前401)姬午也葬在邙山。其陵在汉魏洛阳城北邙山坡上,十分高大。陵前有石碑,上书“周威烈王冢”五个大字。

由此可知,邙山早在先秦时代已是上好的茔地了。

东汉诸皇陵

汉光武帝刘秀夺取政权之后,定都洛阳,创立东汉王朝。刘秀在建武中元二年(56)病逝,葬于原陵。其陵在洛阳东北50余里,河南省孟津县铁谢村附近,背依邙山,前望黄河。其墓冢宏伟,高20米,周长1400米,四周古柏苍翠挺拔。传说刘秀也想建陵于邙山顶上,但他儿子刘庄从来不听话,专爱和刘秀对着干,刘秀害怕死后儿子会把自己葬在邙山脚下黄河滩里,所以一直未把这桩心愿说明。临终前,刘秀才叫过儿子,说道:“我命中缺水,死后把我葬在黄河里。你尽了孝,我也免受干渴之苦。”不料儿子却哭着说:“我一辈子没听您的话,辜负了您的养育之恩。后事我一定按您的嘱咐办。”刘秀当场气死。刘庄命人打造了棺木龙舟。刘秀尸首一装殓,便用龙舟送入黄河,抛进波涛。黄河水立刻向北面躲,抛棺木之处变成平地,并在棺木上出现一个大土丘。土丘周围又生出许多柏树。有人曾想数数有多少柏树,派人在每棵树上贴个号,突然一阵黄风吹来,纸条全不见踪影,人也被吹得动弹不得。柏林中,有二十八棵大柏树,据说那是刘秀当年的二十八员大将所变。他们生前随主人四处征战,死后又为主人看守陵墓,忠心耿耿。所以,尽管黄河时常泛滥,却从未淹过刘秀坟。

汉明帝刘庄的显节陵、汉章帝刘炟的敬陵、汉和帝刘肇的慎陵,据考即在今洛阳至孟津老城公路东侧邙山上,俗称“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汉安帝刘祜的恭陵、汉灵帝刘宏的文陵也都在北邙山上。据《后汉书》记载,董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经此动乱之后,邙山这些汉陵早已破败不堪。在前边三个汉陵正南邙山脚下的象庄,今存一大石象,高1丈,长1丈有余,据考为汉陵区的神道石象。这是整个中原地区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石刻艺术精品。其他陵区遗迹已很难找到了。晋代诗人张孟阳《七哀诗》云:“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描写的正是邙山上东汉诸陵的景象。

不起墓冢的“晋五陵”

邙山上有西晋五座陵墓。据郭缘生《述征记》记载:“北邙东侧乾脯山(即今首阳山),山西南,晋文帝(司马昭)崇阳陵。陵西,武帝(司马炎)峻阳陵。邙之东北,宣帝(司马懿)高原陵,景帝(司马师)峻平陵。邙之南,则惠帝(司马衷)陵也。”其中真正做过皇帝的只有武帝司马炎与惠帝司马衷,其他三位均为后世追封。

晋陵最大的特点是不起墓冢。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晚年在首阳山预造陵墓,他接受前代帝王陵墓多因厚葬而被盗的教训,下遗嘱告诫后代,他死后不要任何陪葬,身穿常服,不起墓冢,不立墓碑,不植树木,一切从简。所以,邙山上这五座晋陵都没有墓冢,致使历代对其具体位置始终弄不清楚。

被遗忘的北魏二陵

北魏王朝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满朝文武,尽入洛阳籍;死后全部葬于洛阳,为邙山又增添了无数墓冢。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位有雄才大略的英明之君。他迁都洛阳后,强制推行汉化政策,使北魏迅速完成了文化变革,提高了民族民众的文明水平。他死后,葬于长陵,地址在今洛阳火车站以北20余里的官庄。其墓冢也十分宏伟,由于年代久远,人们早已忘记墓主身份,称之为“大冢”。长陵边有个“小冢”,据被盗的墓志所载,乃北魏文昭皇太后之墓。“大冢”之为长陵也是据这块墓志记载认定的。志石写道:“魏文昭皇太后……以神龟二年(519)祔高祖长陵之右。”

长陵南10余里是北魏宣武帝景陵,今仅存一土冢。

亡国之君与北邙

邙山不仅安葬了无数个作为胜利者的帝王将相,同时也以极大的宽容接纳了两位亡国之君的遗骨。这就是南朝陈后主与南唐李后主。

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道,每日与宠妃张丽华饮宴游乐,终至亡国,被押隋朝东都洛阳,沦为阶下囚。据《陈书》记载:陈后主于隋仁寿四年(604)死在洛阳,时年五十二岁,葬河南洛阳之邙山。

南唐后主李煜偏安南方,不理政事,宠爱小周后,终日歌舞娱乐,舞文弄墨,终于成了宋主赵匡胤的阶下囚。日日郁郁寡欢,便填《虞美人》词一首:“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露出对故国的极度思恋。结果招致赵匡胤疑心,遂被毒死,时年四十二岁,葬于邙山。

北宋陵墓群

邙山由洛阳向东延伸百余里,便到巩县西村、芝田、孝义、回郭镇一带。这里邙岭起伏,一望无际。北宋九位皇帝,除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囚死在漠北以外,其余七位均葬于此地。宋太祖开国,定都开封,何以将皇陵定在距都城如此遥远的巩县邙山?据说赵匡胤综合考虑了开封的各方面条件,觉得不如自己的出生地洛阳,便想迁都。但遭到众臣激烈反对,只好暂时作罢。但他在乾德元年(963)把父亲赵宏殷的陵墓由开封东南迁往巩县邙山,并将此地定为皇陵区,企图为以后迁都洛阳作准备。后来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迁都之举终未实现,但皇陵却定在巩县了。除为迁都作准备以外,邙山黄土深厚,气候干燥,宜于土葬也是原因之一。其后世代相沿,北宋七帝加上太祖之父赵宏殷共八个陵墓,附葬皇后二十多位,陪葬皇室宗亲及王公大臣,如寇准、包拯等百余人,形成了规模空前的陵墓群,蔚为壮观。八陵包括赵宏殷的永安陵、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真宗赵恒的永定陵、仁宗赵祯的永昭陵、英宗赵曙的永厚陵、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和哲宗赵煦的永太陵。各陵的建筑结构基本相同。巨大的陵台四周围以署墙,署墙四角各设角楼;四墙中部各开一座神门,其中东、西、北三面神门外各设石狮一对,南神门外为神道,两侧排列着雄伟壮观的石刻群,有宫人、文臣、武将、客使,又有石兽、石柱等,雕刻技艺十分精湛。如此豪华奢侈的陵园,却好景不长。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被金朝扶持为“大齐”皇帝的傀儡刘豫就派他的儿子刘麟对宋陵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焚烧与盗掘,破坏极为严重。尽管后来岳家军收复此地后曾对宋陵进行了修复,但毕竟是战乱年代,成效有限。以后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巩县宋陵也就逐渐荒芜了。现各陵一般都仅存神道石雕与陵台,景象十分凄凉。唯永昭陵与永厚陵陵区现已正式辟为宋陵公园。

历代名人魂聚北邙

邙山上的历代名人坟墓,数不胜数。《括地志》云:商汤的宰相伊尹之墓,在周洛阳城东北10里的邙山上。《皇览》云,秦相吕不韦及其宾客数千人共葬洛阳北邙山。其他如西汉文学家贾谊之墓在邙山大坡口附近,东汉名将班超之墓也在这里。

此后各代的名人更多。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邙山出土的墓志铭,属于后魏的近三百件,唐代的将近三千件。墓志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不已。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渴望死后能在邙山找到一块安息之地。难怪唐人张籍《北邙行》这样描绘当年北邙景象:“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入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

古墓博物馆

洛阳古墓博物馆设在城北约10余里的邙山上、北魏宣武帝景陵旁边,是我国少数几座古墓博物馆之一。

洛阳周围发现了大量古墓,近年将它们有选择地集中迁移,按原貌复原于此地,遂成该馆。古墓博物馆的地面部分,为仿古建筑群,有汉白玉门阙、馆表、天禄、避邪兽,后为大殿、望景亭。地下建有两汉厅、魏晋厅、唐宋厅,分别为历代古墓展厅,另有一休息厅。四厅均上通地面,其上四角楼,围绕望景亭分布。

所展古墓中,有西汉打鬼图壁画墓。此墓乃1957年在洛阳老城西北2里的烧沟村发现的。墓门内侧上方,浮雕羊头,表示吉祥;旁边画大树一株,有一个半裸女子系发于树,即旱鬼女魃,神虎正吞咬她的肩膀。整个画面为“伏魔降吉祥”之意。墓中另有打鬼图、孔子师项橐图等,其中以墓顶天象图最珍贵,据说是最早的天象图。

西晋裴祗墓原在洛阳市周公庙附近。此墓为裴祗夫妇及其母亲、女儿一家三代四人合葬墓。墓志记载裴死于元康三年(293),正值西晋“八王之乱”。四人同时下葬,可知是死于战乱。

唐代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合葬墓,原在龙门东山北端。墓中有大量精美绝伦的唐三彩。安菩手中握金币一枚,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福克斯的铸币,时间为一世纪。再次证明唐代洛阳在国际贸易中的巨大作用。

北宋宋四郎墓是宋墓部分有代表性的一个。它原在新安县石寺乡李村。墓室平面为八角形,除墓门一面外,其余七面均有假窗及壁画,其画多用牡丹作装饰。

千唐志斋

千唐志斋在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是我国古代墓志的集中地,由国民党将领张钫于1936年创建完工。这是一座具有浓厚的豫西地方色彩的窑院式建筑,总面积560平方米。丛集的拱形砖券窑洞内镶嵌着唐代墓志一千一百余件,另有其它各代墓志与书画造像数百件。由于唐代墓志最多,张钫请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其斋题名“千唐志斋”。

张钫在三十年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河南省政府代理主席。此人酷爱金石书画,遂通过洛阳郭玉堂等人,将河南各地民间流散的志石多方罗致,集中送至张钫故乡铁门镇,建斋保存。据说当时搜罗的志石极多,张与好友于右任商定,“魏志”归于,“唐志”归张。所以魏志均被于右任运往陕西三原保存。

这些墓志虽以叙述墓主生平为主旨,但文中涉及到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史实。即以唐志而论,自唐初的武德、贞观开始,经开元、天宝盛世,以至中、晚唐,包括武则天改元、安禄山僭号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反映。考其墓主身份,既有贵戚勋臣,又有名流处士;有道观尊师,也有命妇宫女。简直是一部石刻唐史,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千唐志斋收集的墓志以及其他碑刻的艺术价值也很高。如宋代行草圣手宋元章的对联,宋代米芾的行书,元代赵孟頫的楷书碑帖,还有明代董其昌的行草横披,清代王铎的狂草条幅,均为名家手笔。斋中另有民国十二年(1923)张钫之父的墓志,系由章太炎撰文,于右任手书,吴昌硕篆盖,集文章、书法、篆刻三大家于一志,被誉为“近代三绝”,是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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