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人物简历简介,萧三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萧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诗人。
他原名萧子暲， 1896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母亲是文盲，但能讲故事，善唱民歌，萧三在襁褓中就往往是听着她那甜美的歌声入睡的;父亲屡登科场应试不第，做了教师。萧三幼年从父亲读私塾，1907年十一岁时升入父亲任教的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自幼好学，惜时如金，在书房墙壁上悬挂着自写的对联：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于自砺之外，更反映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襟怀。一年后，毛泽东也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比萧三大三岁，两人很友好，共同学习吟诗作对。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师大都是秀才、举人，有一位周老师喜欢用诗句批阅卷子，在萧三的作文簿上，有一次题目是《春》，批语说： “桃花流水渺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还有一次题目忘了，只记得批语说： “大厦如倾要栋梁，青眼高歌望吾子。”这些做法很引起学生们对诗的兴趣，对萧三影响很深。有一年暑假期间，萧三请周老师写对联，写的是： “举首望明月，荡胸生层云”。这使得萧三在课余之暇，颇嗜读诗词，又酷爱音乐，也经常试笔习作， 曾集成本子，惜多散佚，没能保留下来。只记得在十四、五岁时，写过一首《思亲》的诗，有句云： “理衣犹见折衣痕”，老师的批语是： “孝子才人，如是如是。”
1911年十五岁时升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预备班，翌年转为正式学员。随后毛泽东也由省立四师转来一师学习。一师在长沙城南门刘妙高峰下，前身是城南书院，它本已受到辛亥革命时期吹来新学之风的影响，这时又进一步卷入革命运动漩涡：
“十月十日义旗扬，革命起武昌”的歌声，飘荡在游行庆祝的队伍里。毛泽东入校后，更发起组织了学生自治会——旋改名学友会，课外活动搞得十分活跃，它的宗旨是“砥砺道德，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及其所领导的各种研究会，在第一师范继续到后来许多年，在社会政治运动上起了很大作用。1915年萧三于一师毕业，在一师附小任课，办童子军。在这一阶段，和毛泽东交往极密，接触范围日益扩大，政治视野也迅速宽阔了。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帝制的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殡仪。萧三闻讯，便邀约毛泽东联名驰书于这位国际友人，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申请过访求教，书信全文是这样写的：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讯，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
吾辈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拜见丰采，聆取宏论，惟先生实赐教益，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上
这里的萧植蕃即萧三，当时已于一师毕业，担任一师附小教职，因与毛泽东联署，故统称第一师范学生。这封寥寥百余字的短信，流露出萧三在青少年时代就孕育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
萧三有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从1914年到1982年，起青少年时代迄老病残年，直到病急入院为止，虽间有中断，但毕竟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多少巨变，记录下了无数珍贵的史料。就中1918年4月14日的一则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四月十四日(三月初四)
星期日 晴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荣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会者，二兄(萧子升——引者注)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之、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祯(以上皆一师同学)、罗璈阶诸君……。是日议决简章，选举职员，写会友录等事。关于本会员之规律所决定：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职员：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十一时到齐，议事至下午五时始闭会。
写下这页日记时的1918年，萧三年方二十二。中国还没有发生“五四”运动，更没有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新民学会”，成为本世纪初叶在湖南以至全国叱咤革命风云，燃起战斗火炬的中坚力量。关于“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的这一页日记，用毛笔写在发黄的纸上，等于刻在萧三的心上。直到他躺在医院病榻的最后岁月，依然清晰地记得，到会的十三人，大都是毛泽东邀请来的，开会地点在岳麓山下的蔡寓， 日记中的蔡林彬就是蔡和森。这两位先驱者曾被人们视为“蔡毛二怪”。还有一个细节，蔡和森的妹妹当时二十岁的蔡畅，曾为到会者做了点心……。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直到时隔六十四个春秋之后，在1982年，他还念念不忘，吟诗道：
长沙好，长沙好!/岳麓吐翠，湘江逐浪高。/妙高峰下，第一师范，/纪念常留直到老。/“新民学会”成立， 《湘江评论》投过稿。(《为<新创作>题词》1982年1月北京)
诚然，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往昔的峥嵘岁月和录下的岁月峥嵘的记事，怎么能忘却呢?诗中所说的《湘江评论》是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以宣传最新思想为主旨”，号召“民众的大联合”以进行解放斗争，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先此一年以前，萧三以有志于留法勤工俭学，曾与毛泽东一道赴京学习法文;在京期间，还共同去天津大沽口看海寻找“蓬莱仙岛”，又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示威。后回长沙，毛泽东办《湘江评论》，萧三应邀撰稿，以小品散文形式写了些随感录，作为诗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白话散文诗《节孝坊》，便刊登在1919年7月出版的《湘江评论》上;所以说“《湘江评论》投过稿”，这自然是不能忘却的。
更不能忘却的是，1920年4月，在上海半淞园“新民学会”会员的集会，到会的有毛泽东、彭璜、陈绍休、周敦祥(女)、李恩安(女)诸同志，讨论会务，主张潜在活动，韧性战斗，严守“革新学术”， “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不出风头，要于无声处酿惊雷。并且还研究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毛泽东是这活动的热心组织者。五月萧三乘船赴法，毛泽东和学会的一些同志曾到码头送行，同船的一百二十六人，其中湖南六十一人，浙江二十三人，四川十三人，下余来自其他各省。大家搭乘着法国远洋轮“阿尔芒勃西”号，拥挤在四等舱里，实际上是货舱。萧三和赵世炎就是在这次航途中相识的。那时赵世炎刚满十九岁，可是已显示出过人的才能，一路上内部的组织安排生活，对外的接洽交涉事务，多靠他来办理，精明练达，行事有方。萧三曾追述说： “自那以后的七年中，在巴黎、莫斯科、北京、上海四地，我俩都曾在一起学习和工作过。我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的学习和战斗，直到最后他为革命事业献身，他那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品格和英雄气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六月中到了法国。在法国， “新民学会”会员大都集合在蒙达尔纪公学，一面读法文、看新书，一面谈会务、学社会。是年秋末集合，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经过讨论和争论，绝大多数同意蔡和森的发言，萧三也积极附议，主张马克思、列宁的建党方法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家分别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如饥似渴，若逢甘霖。萧三自述： “当时我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一些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期间，一直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络，“工学世界社”的宗旨，得到毛泽东的完全赞成。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生进行过两次斗争，两次斗争萧三都参加了。一次在二月八日，各路留法勤工俭学生汇集巴黎，聚会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的公园里，向中国公使陈篆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称为“二八运动”;另一次在十月初，一百多人强占里昂中法大学校舍，因为名义上这个大学是为勤工俭学生办的，而暗地却从国内另招了一批学生，一个勤工俭学生也不收。这两次运动都被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警察给破坏了，卒至一百零四人以“过激主义”罪名被押遣回国，其中有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立三、张昆弟、何长工、李大章、李卓然、欧阳钦等;赵世炎被推举向中国公使馆和法国政府办交涉，萧三和李维汉、向警予被分配在巴黎做联络工作，因而免遭毒手，未被押遣。
两次斗争虽然失败，而广大勤工俭学生在事实面前，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大家有进一步团结起来的要求。赵世炎、王若飞以及往来于法德之间的周恩来和在法国的陈延年、陈乔年、李维汉、邓小平、袁庆云、袁子贞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萧三一度前往德国，谋去苏俄未成，又回巴黎，积极参加了上述党团的筹建工作，协助陈乔年、邓小平出版油印刊物《少年》。1922年夏，党团正式成立，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机关所在地就是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萧三在这个机关里住过大约三个月。在这期间，越南共产党领袖阮爱国(即胡志明)建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推举五人加入法共，于是经胡志明介绍萧三和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五位同志便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后又转入中国共产党。住在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时日，还有一件事同萧三很有关系，就是法国《工人生活报》记者曾来访问，萧三和他谈了勤工俭学的情况，把勤工俭学生叫作“E’Leve——ouvier”以别于一般工人和学生，意思大体就是“工人——学生”或“学生——工人”吧。这位记者很感兴趣，邀请写篇文章。萧三写了，几天后在《工人生活报》上刊登了出来，文章用的署名就是Emi Siao，前面是省去一个音的法国名字，后面是中国姓。这个Emi Siao，几年后便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国际诗人的笔名。这是有来由的：当时由巴黎华法教育会转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寄发的一封信，自述到苏联进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很引起萧三的向往，得到法共理论家沙里·拉波波的帮助，写一封介绍信给苏俄驻柏林大使克列斯丁斯基，从而取得了进入苏俄的签证。这个签证上便是用的Emi Siao这个名字。
1923年初到1924年夏，萧三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一年半。在刚入“东大”时，曾把旅法同志们的情况向陈独秀、瞿秋白作了汇报;他们和罗亦农、任弼时等商决，要留法诸同志都转到“东大”来学习。这样，1923年3月，在赵世炎率领下，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袁子贞、袁庆云、高风、熊雄、王圭、李林等十二人，来到了莫斯科，大家又相遇在赤都。那时候，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完全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物资供应相当艰难;可是大家为着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马列主义的真理，人人热情洋溢、个个精力充沛，学习得非常起劲。萧三开始在法文班，和土耳其名诗人希克梅特同班;过了几个月，主动要求转到中国班，同班的都是来自中国或法国的同志，就更觉得亲近了。同班谢文锦为人开朗诚挚热忱，和萧三很要好，教他唱《光明赞》，这是一支流传很广、为苏联劳动人民熟悉和热爱的歌子，也是列宁生前爱唱的歌曲之一。萧三便把它译为中文：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同志们，黑暗已消灭，/曙光在前头。
很快这支激昂雄壮的进行曲，便在“东大”中国班传唱开来。以后还传到国内，传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广大的战士所喜爱。人们唱着这支充满战斗激情的歌子，总是把它同列宁联系起来，在脑海里浮现着领袖的形象。在学习期间，中国铁路工人罢工受到残酷镇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人们非常气愤，中国班同学决定组织一次纪念晚会，由萧三编写了反映“二七”革命风暴的话剧。晚会开得很成功，当剧中人林祥谦激昂慷慨地说道： “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这剧中，萧三扮演一个女工，化装得很像，校长布洛伊多看了，很有风趣地说：“中国班什么时候来了这样一个漂亮姑娘呢?”晚会还有任弼时、肖劲光的舞蹈表演，萧三给他们用风琴伴奏。这年夏天，又和陈乔年共同把《国际歌》译成中文，是根据法文、参照俄文翻译的，一边翻译，一边教同学们唱，曲调大家早巳熟悉，译词又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押韵上口，很快就都会唱了。同年“东大”归国同学把译词带了回来，从此就在国内流传开来。直到1939年，萧三回延安，在吕骥、冼星海协助下，又对译词进行了润色加工，并写了《国际歌词修改说明》。我国沿唱至今的《国际歌》译词，就是这样经过多次修改而成的。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萧三和任弼时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葬礼和护灵活动。时在闻到噩耗后第三天深夜，随着“东大”学校支部局，随着庄严肃穆的人流，缓缓地向停放列宁遗体的职工大厦前进，各条街道上、广场上拥挤着人山人海，大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城市的工人和居民，有从乡下来的农民，也有不少有组织的队伍，这里那里都生着熊熊大火，照得满天通红，真象整个宇宙都感到悲痛，几日来天气特别的冷，降到零下四十度下，以致此后很久，只要说“列宁的日子”，就意味着地冻天寒。 “东大”支部局在街上呆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进入职工大厦厅堂。萧三和任弼时自觉地意识到代表着全中国成百万革命者的心、成千万富有正义感的追求真理的心、成万万要求解放的劳动人民的心，向列宁遗体告别，并护灵五分钟。五分钟虽不过短暂的一刹那，留下的印象却是铭心刻骨，永生难忘。面对着这位“大写的人”，萧三暗自发誓：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并在诗中写道：
我们列宁主义者，来自革命的东方，加入百万人的洪流流向工会厅堂。/我紧紧地站在伟人的左脚旁，低头把那亲切的容颜来凝望。/我的两行泪水滴在花丛中，最崇敬的人永活在我心上。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以后，萧三写回忆录《守护在列宁身旁》(1980年1月)，追述当年情况，犹历历在目，栩栩如生，伟大领袖的感召，真真渗入他的血液，化为他的精神力量了。
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建立了，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祖国在召唤，热血在沸腾。萧三的心也云飞海动。1924年夏，便与蒋光赤、萧劲光、尹宽等同路回到苦难的祖国，投入新的战斗之中。回国后，被分配往湖南区(省)任团委书记，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以后，又由党中央调赴北方。当时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是李大钊，萧三到北京，受到热情接待，分配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张家口去开辟工作，名义上是发展国民党，实际上要建立共产党的地委，并任地委书记，王仲一任组织委员，江浩任宣传委员。开始工作进展得原是很顺利的，后以与地方驻军冯玉祥督办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调回北京。这年秋，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李大钊任北方区党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萧三任北方区团委书记。陈赵等都是于前一年与萧三前后相继从莫斯科返回中国的，这时同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兴致都很高。北方区领导着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河北、山西、陕西、东三省及内蒙古等省市工作，工农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北京城内，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一年间党的组织由原来东城西城两个支部增加了几倍，在各个大学也都建立起团的组织。这自然是国内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反映，也是北方区党团工作的结果。1926年3月发生的“三·一八”运动，在李大钊亲临指挥下，北方区党委除个别同志，全部都参加了，萧三也身列大规模示威游行队伍中。“三·一八”后萧三又调赴上海，在团中央任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出席党中央的会议。1926年冬初到1927年春爆发过举世闻名的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时赵世炎也调来上海工作，与罗亦农、汪寿华同任工人运动的总指挥。在第三次起义时，萧三参加了起义的筹备工作。1927年三月底，党、团中央从上海迁武汉;萧三在党的第五次、团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武汉汪精卫叛变前，去海参崴养病。因中苏绝交，无法回国，暂做华工教育工作，任远东大学中国工人班主任。1928年2月，脑重跌震荡，遽成残废，经长期治疗，始得痊愈。痊愈后，专职从事文艺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真正诗歌生涯是在1930年开始的”。又说：“从此，我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尔后五十多年来的战斗历史和创作实践对这一誓愿做出了回答。
缪斯女神前来叩击诗人的心扉，是否略嫌迟到了一些呢?是的，每个十九岁的青年都是诗人，而萧三却自称，到三十四岁，巳逾“而立”、行向“不惑”之年，才开始了真正诗歌生涯。人到中年百事艰啊!但是，如果人们只以这样常情来衡量，那就将会大错特错。不说在襁褓里慈母幽幽的歌声，课堂上蒙师谆谆的教诲;不说幼学时吹洞箫、弹风琴的熏陶，长年后撰文稿、译歌词的实践，不说这一些都培育了诗情，锻炼了诗艺;单说那青少年时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那奔走中外对革命真理的热烈追求;单说那为马列主义光芒所照亮的战斗行程，那为中国和世界工农解放而献身的精神;单说这一些岂不就是一曲激情的战歌，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怎么能把诗人的前三十年和后五十年分割开来看待呢?萧三曾说过： “我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诗人”;又说过： “不以诗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这些话，这些闪光的言辞，决不只是用口说说，用笔写写，而是用终生的行动，用具体的实践，来铭刻在同代人和后代人的心目中。古人说“投笔从戎”;对萧三说来，则是“执笔作战”。这在他开始“诗歌生涯”的时候，就是清醒自觉且自由意识的，所以说： “我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
当然，作为诗人的萧三，更须要着意评说的应该是他的后五十年。这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代表的名义常驻苏联的十年间，是第一个阶段。
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三岁，诗人的大好壮盛年华，全部献给了红色莫斯科。先是1928年底，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治脑病，住在中山大学特别班的宿舍，那时何老(叔衡)、董老(必武)、林老(伯渠)、吴老(玉章)、徐老(特立)等都在特别班学习。萧三和这些老同志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待脑病稍愈，便在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学。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来萧三遂以中国左联代表身分出席了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会后便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担任《国际文学》(初名《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主编。从此动手撰文写诗，埃弥·萧(ЭМИСЯО)的名字，象生了翅膀一样，很快就成了苏联和国际进步作家诗人中的熟悉称呼。萧三曾在《我与诗》( 1982年1月)一文中这样自述过：“我的真正诗歌生涯是在193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正在莫斯科看病，由于革命需要我开始写诗。读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后，我认识到文艺并非雕虫小技，是为政治服务的，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我把诗当作‘子弹和刺刀’，当作一项严肃的革命事业。我抱着‘文学上的功利主义的想法进入诗坛，决定用诗的形式来宣传中国的土地革命、工农红军，宣传鲁迅茅盾和左翼文学，来揭露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这时期的诗先后译成俄、英、法、德、西、保等国文字，影响比较大。我的第一首诗是《命该如此》，约有一、二百行，是写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可惜已散失。还记得几句是这样的：‘王老头子低声道，叫声林儿听分晓。命该如此天生成，今年收成又不好。东家老爷脾气坏，想把我们早辞退。记得去年这时节，几乎掉了我脑袋。……’后来王老头的儿子当红军了，家里也分了地翻了身。那时董必武同志在莫斯科列宁学校①学习，我去向他索诗，他说：‘我写的都是旧诗，你的这个诗要得、要得!’我就和俄诗人兼翻译家A·罗姆共同把《命该如此》一诗译成俄文②，在国际文学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登出来了。从此开始了我对诗歌的探索。”《命该如此》不是处女作，但诗人自称它是“我的第一首诗”，意思是正式“对诗的探索”的开始吧。1933年又曾一度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瞿秋白曾将此事告诉鲁迅，鲁迅甚为赞赏地说、“现在我们算有人真正研究文学了”。以后便专搞创作，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在莫斯科出版过《萧三诗选》、《中国抗战报告集》和《短篇小说选》等诗集和散文集。同时还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1934年8月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了高尔基，作为中国左联代表向大会致贺辞并作了发言。在这期间，萧三文思泉涌，诗兴火旺，而全部作品可以说都是反映国内外人民斗争的，莫不洋溢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第一，它生动地描绘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刺刀统治下的上海，共产党人不怕屠杀，高举红旗，举行飞行集会的英雄场面(《在南京路上》);它辛辣地嘲笑了对工农红军执行“围剿”任务的“蒋介石想来想去没奈何，只得叫士兵用棉花塞耳朵”的狼狈相(《棉花》);它吟唱出旧中国纺织女工的饥寒劳苦和火热斗争，以及她们对于“江西苏维埃”的衷心向往(《三个上海摇篮歌》);它彷佛看见革命者“多少短短的切断了的舌头”，在龙华寺左近， “鲜血淋漓地还在跳动个不休”，那是“刽子手将它们一个个割下来，为的是在革命者被枪毙砍头时，不能大声地呼喊革命的口号”(《掉舌头》……在二十年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诗人长期从事党团地下工作，多少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惨遭反革命杀害，这种切身经验和沉痛怀念，使着他虽然身在万里他乡，心却紧紧关注着祖国人民的命运和斗争。他还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对发展中苏人民、作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所做的这一切，在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下的年代，可说是一种特殊的贡献，他可称得起是当代中国在国际上做得这样多，这样早的第一名无产阶级宣传家、革命诗人。他写的反映中国革命的许多诗篇，曾被苏联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些国家，收入中小学课本，作为教材，广为流传。第二，迎着“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他高唱着《东北工农歌》： “中国工农和兵士!只有自己团结起来干。高举红旗苏维埃，打倒卖国的国民党，驱逐帝国势力出中原。”他号召“要流到最后一滴血”， “要杀到最后一颗弹”，以保卫我们“绿的水、青的山”。他写了《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一个被“打死”，一个对中国人民忏悔： “难道是我们自己愿意?我们都是不得已。”恐惧、悲观、厌战。诗人并不只是一般地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就在同仇敌忾，热血沸腾的时候，诗人却怀念着“一只巨手”，那只“曾和列宁握过的手”，也是诗人曾亲自“握过的手”，这便是“片山潜的手”——“这只手儿大，手儿长。它组织过工会，创立了共产党”。 “……也要创立自由的日本，自由的朝鲜，自由的中国”(《片山潜的手》)。诗人更以扣人心弦的笔触记述了“一个日本共产党员”传奇般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呼喊着“游击队的兄弟们”，将自己的事迹写在“从笔记本子扯下的一片”上： “我是日本皇军的一个兵士，中国劳动群众的兄弟，我开来了装着十万颗子弹的车子——小小的礼物，战斗的敬意”。还说： “天色晚了，太阳往西沉落。我没有法子能够找到你们，后面有日本兵来追我。……回去吗?无论如何不甘心。”结果是“我亲手将我自己杀死，军火留给你们做礼物”(《礼物》)。诗人虽然远离祖国战场，但由于身居十月革命发源地，站得高，所以看得更清楚。第三，在十月革命以后十年间，诗人曾两次到苏联，前一次是学习，后一次长期留住下来，并且建立了家室，分担了公职。在这个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共和国，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翘首仰登的地方，事事物物，时时处处，唤起诗人亲切的感情，是极自然的。他写长诗《列宁》，他写短诗《红场》。他以中国革命文艺家“向火里奔，向血里冲”的“英勇而忠诚”，在高尔基文学四十周年纪念盛典上，向“尊敬的高尔基”致以热烈的“敬礼”(《献给高尔基》)。他深夜不寐，披衣起坐，遥望“克里姆宫在眼前，一片白雪无云烟，斯人运筹惟幄后，不知是否已成眠”(《慕斯大林》)。当他抢送“我的儿子小阿郎”，到瓦西庆乐“八一”国际儿童院，而这里正是十年前的“东大”休养所，触景生情，联想到曾经和自己在这里同住过的”多少亲爱的兄弟们”，还有“王、罗、二陈和世炎”，他们都已“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而丧亡”，便不禁“我心里无限地悲哀”;而看到“这儿有黑白黄一共三十多种民族”的“一群天真烂熳的花朵”，共同“生长在这苏维埃自由的乐土”，便自然地从深心里发出祝愿： “待你们长大时，叫全世界没有一个孩子再饿肚!待你们长大时，一块儿加入爸爸伯伯们斗争的队伍!你们和我们，共同高举着国际的旗帜，狂歌又欢舞!”想到这里，自然又“我心里高兴得非常”(《瓦西庆乐》)。总之，诗人激情满怀地歌颂“苏维埃爱国主义”，他自豪地欢呼“我直挺我的胸，我高举我的头。我站到最高峰，我俯瞰全地球”。对于“这庞大的CCCP——是劳动者的祖国，是你和我的乡家”(《我抬起我的头》)，诗人是灌注了多么深邃的革命情谊啊!以上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诗人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集中反映于他与《救国时报》的关系上。《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于1935—1938年在国外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宣传活动的机关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发行部设在巴黎。萧三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实际上是该报带副刊性专栏“救国谈”的负责人，并经常为它撰稿。前述三个方面的诗文，有许多是在《救国时报》发表的，这是萧三文学遗产中很宝贵的一部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三十年代中国国内掀起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当时在苏联的萧三对这场论争非常关切，曾在《救国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如《国防文学》、《文人联合战线》、《文艺家联合战线的两个口号》、《文艺上的两个口号与实做》、《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等等。在这些文章里，萧三的中心思想和坚定态度是：两个口号决不是互相冲突的。两个口号都好，都是抗日的性质，因此可以共存。他说，我们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因为它是中国作家们感觉目前中国受日寇侵略得忍无可忍而亟于想在文艺方面尽“中国人”一分子的天职，以巩固国防，以挽救危亡。我们很赞成鲁迅先生等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因为它有明确的，深刻的意义，有内容，切合目下中国民族抗日救国的革命性质和战斗任务。因此他说，两个口号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不过一个说今天抗日救国应采取的手段——国防;另一个是把这个抗日救国的主要性质也指明了——民族革命战争。萧三还着重指出，最重要的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际做”。因此，他呼吁有觉悟的作家率先实际去做，呼吁一切派别、集团和个人的文艺著作家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呼吁尽量扩大这个联合战线。萧三发表在《救国时报》上的这些文章，对当时国内文艺界停止两个口号的论争并进而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曾经起了积极作用。
跃身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是第二个阶段。
芦沟桥一声炮响，开始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渴望参加抗日的萧三再也按捺不住了，便提出归国的申请，几经周折，最后，才由中国驻国际代表任弼时及共产国际批准。他把妻子叶华和半岁的儿子立昂送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叶华的哥哥在瑞典皇家剧院任乐队指挥，把妻儿托付给兄嫂，便可以轻装踏上归途了，1939年春取道新疆回国。当诗人搭乘的车队走近国境线上，仰望着高耸的天山，披着满头白发，举手相招，诗人的内心是多么激动啊? “我朝天山一揖又一拜，天山呀点头喜笑又颜开”。只听它发自肺腑的声音“既洪大又深沉”： “呵，你这游子、征客，到了世界乐园。我们多年离别，不料在此相见”。 (《天山》) 3月21日，越过天山，进入新疆境内。诗人大声地
呐喊： “母亲!我回家了”。当到达乌鲁木齐郊外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化名方林的邓发同志远道来迎接：“老萧，欢迎你!”一个海外游子回到生养抚育的祖国，回到党的怀抱，又迂到老朋友的热情接待，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4月21日在邓发陪同下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巧遇从前线回来去延安的129师政委邓小平。当晚赴由林老(伯渠)主持的欢迎会。萧三口占新诗一首，在“五一”前夕，与二邓同车到达延安，
毛泽东邀请大家到杨家岭住处去吃晚饭。
第二天萧三便由党中央分配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部主任。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会见。5月中旬，萧三把自己诗作手抄本拿给毛泽东看;他略看了几首，说《梅花》那首写得好，便放下，说慢慢再看，又开玩笑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大约过了一个月，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把手抄诗本送还，并附信说： “子暲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继而萧三调转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亦即文抗;不久又改任延安文化俱乐部主任，兼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在这期间，有许多文艺青年拿着习作的诗文，慕名前往，登门求教。萧三总是热忱地接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竭诚地予以帮助和鼓励。特别是到文化俱乐部工作以后，和广大文艺青年的接触就更频繁了，结合就更密切了。文化俱乐部位于延安北门外青年文化沟内，本来就是丰富群众性文化生活的场所，萧三更有意地把主持俱乐部的活动，做为推进文艺运动的一种手段，一个途径，“延安诗社”亦称“新诗歌会”，就是这样被看作一项重要工作，于1940年春夏之交建立起来的。
自从抗战开始以来，陕甘宁边区诗坛就异常活跃，路社、战歌社、山脉文学社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文组织，只是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人员流动性很大，文艺活动不免呈起伏状态;及至文化俱乐部成立，大家自然就稳定地联合在萧三周围了。延安诗社成员范围包括很广，可以说是由所有在延安的诗歌团体合流而成，实际上是延安的诗歌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的一个总的结社组织。延安诗社除开展一些诗传单、诗朗诵、街头诗等活动外，还编印发行了一种油印单面四开本小报型《新诗歌》：因而又被称作新诗歌会。 《新诗歌》的作者主要有刘御、海稜、舒史、胡征、鲁藜、李雷、师田手、郭小川、孙剑冰、朱子奇、公木等人，它的出版缘由，统由萧三所写的《发刊词》表达了出来：
诗人，起来!
——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
“延安——陕甘宁边区是诗境，是诗的生活。自然，人们都喜欢写诗”。这是一个朋友从大后方来延安不久以后说的。的确，我们这里写诗的人真不少，写出来的诗歌也很多。但是这里的十几个刊物，内中三个文艺刊物是无论如何容纳不下的，篇幅少，纸张又缺，诗歌也和别文章一样，总是被抽，抽。
延安的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朗诵诗运动——开全国之风。但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我们还得继续充实这一运动的内容。
写诗要有诗歌的气氛，写出来的东西要拿到群众中去读，以便接受他们的批评，然后大家乃能前进，然后能使得诗歌的声音更大，更宏亮，达到得更远。
这就是我们出版《新诗歌》的主要原因。
我们是处在一个可歌可泣的大时代，诗人们!歌者们!盍兴乎来?
诗人，起来!现在这时节/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流在中原的沙场上。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你应该写些诗歌给他们唱：/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这些，也便是《新诗歌》的宗旨和目的，由萧三提出，得到全体成员赞成，并且力践躬行。在举行诗歌朗诵运动方面，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是同道，也是先行。柯仲平长年带着“民众剧团”下农村，走乡串镇，很少时间留在城里;但是只要赶得上，总要来参加新诗歌会的座谈讨论，特别是朗诵活动。因此柯仲平和萧三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对诗歌创作的意见也非常契合，都主张通俗化、大众化，提倡普及。为此萧三还特别写过一篇题作《我的宣言》的诗： “我的诗，诚然是，非常粗浅;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但求其，写出来，象人说话。如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那我就把它贴在街上。假如是这形式和这内容，读起来，听起来，比较好懂;我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将继续这样唱这样写”。这“宣言”发表于1941年，自然是有所感而云然。不过话虽如此，对于诗社中许多青年同志，萧三还是劝告大家： “写出来以后，你要三遍、五遍、十遍地自己修改，推敲每字每句每段，务求其至美至善，念起来顺耳，看起来顺眼，而且可以玩味，可以动人，方才罢休;如果一时写不好，你不要急，放在那里，过一个时候再拿出来修改。你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艰苦精神，你要理解到‘诗到难成便是才’的其中意味”(《诗到难成便是才》)。可见萧三对于诗创作的见解还是比较全面的，也能尊重不同意见。他写诗主张要有相当整齐的节奏和韵律，还译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和谈写诗经验的文章，作为借鉴向大家讲述;可是当听到有的同志认为惠特曼长句型自由体的形式更适合战斗抒情，他也点头称是，并且把仅存的一本1936年莫斯科版《草叶集》给了我，还说： “我读不上口，希望你能够从中有所吸取”。当时有些同志把新诗与旧诗对立起来，说旧诗是封建形式，萧三也主张要写新诗，但却说： “不薄新诗爱旧诗”，并且把“怀安诗社”董老、林老、谢老、李老以及朱总诸先辈写的旧体诗词，一篇一篇收集来，交给《新诗歌》代出一期专刊。在萧三倡导下，使新诗歌会的许多同志纠正了对古典诗词的片面性成见。这年端午，作为诗人节在文化俱乐部召开了座谈会。过了几个月，艾青、厂民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由萧三主持，延安诗歌界举行了欢迎会。此后萧三主编《大众文艺》，艾青主编《诗刊》，延安《新诗歌》停止印发，却改作铅印，由部分诗社成员继续在绥德出版。绥德《新诗歌》是高敏夫主编的。纵观抗战时期延安以至边区诗歌运动的持续发展，萧三实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在延安诗社，即新诗歌会建立之初，于1940年5月，萧三曾东渡黄河，到山西兴县，代表延安——边区文化界庆祝晋西北文联的成立。在那里，会见并访问了贺龙将军，续范亭先生，归来写了《贺龙将军》、《续范亭先生》两文。此后又陆续写了《徐老不老》、《朱总司令在延安》和《警卫英雄李树槐》等诗文。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文艺大众化、工农兵方向以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诸问题，都作过极具实感的发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翌年应任弼时的邀嘱，拟写《毛泽东传》，庆祝毛主席五十大寿;由于毛主席坚决不肯做寿，只写成了若干片断。在此期间，几度访问南泥湾，有一次是与艾青一道，代表延安文化界慰劳三五九旅将士，在旅部欢迎会上朗读诗篇代作讲话。王震向大家介绍萧三，称萧为“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优秀诗人”。同时，还和几位在延安的外国同志办对外刊物。更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苏联文学动态与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作家，翻译了剧本《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前线》等，并由王大化、甘学伟、田方等名演员先后在延安午台演出，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只说《前线》剧中人将军戈尔洛夫和记者客里空的名字，至今还活在人们记忆中，成为用来讽刺那些思想僵化、编造故事、阻碍改革的人的代名词。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萧三写了《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等诗作。然后便迎接了三年解放战争。1946年任华北文联主任。在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中》，在《北方文化》上发表了《毛泽东略传》。以新的生活实感和时代精神写了象征着中国解放进程的《铁路工人之歌》，歌词曾由吕骥作曲。1948年搜集各地民歌，编成一个集子《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辗转赴河北阜平城南庄，恰巧柯仲平也在这里编辑《人民文艺丛书》，相与过从甚密，在《自题照片赠老柯》中说： “休看我饱经风霜模样，一辈子不失赤子心肠。这时代称什么老?——老当益壮!来来来，我和你大声歌唱”。从这首小诗里可以看到诗人昂扬的精神状态。当毛主席从陕北到达了老解放区阜平、平山，在城南庄一间小窑洞里快活地会见了萧三和柯仲平，事后萧三曾在《喇叭、呐喊诗人柯仲平》诗中追记说： “这一天我们感觉得幸福、兴奋、心胸坦然”。1949年春写《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编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一个小册子;又写《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很快就有了日、德、英、印地、捷、匈、法等国的译本。在建国前夕，迎接胜利的时日，洋溢着多么浓厚的团结、欢乐的气氛啊!
在新中国曙光照耀下，作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友谊的战士而奔走中外。……是第三个阶段。
全国解放前后，萧三受命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文化联络工作。1949年春到北京，于联系中外人士，置身各种活动的场合，以风度潇洒，谈吐文雅，给人印象极深。在建国过程中，曾任第一届政协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的缔造;被推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49年7月出席全国文代会第一次会议，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顾问。于新中国成立后，与周恩来、宋庆龄一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宣言”上签名。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处中国书记，并常驻书记处工作两年。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了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建国之初，在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常驻书记时，长年住在布拉格。以高度的文化修养，饱满的政治热情，同世界各国人士相往还，主持国际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1952年12月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期间，四十多个国家一百多名作家聚会一堂，在辩论中，萧三自己发言，自己翻译成俄语、法语，还风趣地引用中国和俄罗斯古谣谚，提出声讨“笔头战犯”的建议书，获得了热烈的欢迎，被一致采纳。发言完结，许多作家，蜂拥而上，握手拥抱亲脸。这自然是反映出萧三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观点，代表了世界进步作家的共同心愿，同时也还是由于他丰富的国际和历史知识，流利的外文和文学才华，受到了众人的尊敬。
1953年回国，萧三出席全国文代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此后，虽然主要工作在国内，并且在北京安顿了家室，妻子叶华，带着三个儿子立昂、维加、和平都来了;可是，仍然忙于外事，跑国外的时候多。萧三曾经发起并参加亚非团结委员会，发起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58年在塔什干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后，他写了《塔什干归来》印象记，怀着饱满的热情，讴歌了中国和亚非各国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回顾了二千多年来我国和亚非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历程;并概述了建国以来我国同六七十个亚非国家人民友好往来的收获;最后描写了这次亚非作家会议的盛况。文章写得情文并茂，有声有色。1960年又应胡志明主席邀出访越南。参观了工厂农村，写了《下龙湾赋》、《过横山》等诗篇。5月19日是胡志明主席七十寿辰，萧三写下了《敬祝胡志明主席七秩大寿》诗四首，以表达情谊和祝愿，历叙了巴黎邂逅，莫京话旧的往事，并于最后一首说： “从来中越一家亲，万古长青友谊深。红河扬子流不断，万寿无疆祝至人”。萧三特地带了一百本中国出版的胡志明《狱中日记诗抄》作为礼物，这是胡志明主席1942—1943年被囚禁在中国国民党监狱中写的诗篇。直到进入六十年代前后，萧三不仅停止不下国外的活动，即使在国内，也还是同整个世界紧相联结着的：文艺界多少国际友人都乘着东风络绎地来了：法捷耶夫、爱伦堡、波列沃伊、考涅楚柯、希克梅特、巴勃勒·聂鲁达……，萧三总是以东道主的身分相迎接，以老朋友的情谊相款待。这也是他身负的职务所要求的。有的同志称赞萧三是桥梁，他实在不愧为一座沟通中外文化和诗歌的桥梁啊!
“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萧三被作协党组推荐任《世界文学》的编委。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战士，是以笔做武器的，“执笔作战”，不是早已发过誓愿的吗?他对《世界文学》编委这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编委会一季度开一次会，他每会必到，提意见出主意，既中肯又扼要;平时同编辑部同志们见面，也总是以如何改进刊物为主要话题;而且还亲自为刊物写文章、译论文。1959年第一期就发表了前述的《塔什干归来》，10、11、12月号又连续三期登载了他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长篇论文《怎样写诗》。《怎样写诗》是一篇著名的论文，译笔忠实流畅，诗人译诗论，可说是名著名译。在翻译过程中，他还几次找到负责编辑同志家里，一起推敲怎样使译文能更好地表达俄文原意，力求做到信达雅。他对待翻译工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实在令人钦佩。如果概观解放后十数年间，那就更不限于为《世界文学》翻译与撰写了，更重要的翻译还有《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他出版的诗集有《和平之路》、《友谊之歌》、《伏枥集》、《萧三诗选》，散文集有《人物与纪念》、《高尔基的美学观》;另外，1954年就编写成《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1959——1961年又编注了《革命烈士诗抄》，并且他谢绝了每一次的编辑费，或将编辑费捐赠灾区人民。萧三的笔耕，可以说是勤奋而且锐利的。他的诗文，无论创作或翻译，在题材内容上，同政治斗争的配合都非常密切，具备着这样三个特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现实生活和革命理想的统一，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从事文艺活动，就是用笔来参加革命的宣传工作。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继续有所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左”的偏差。从那时起，萧三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一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实际上停止了组织生活。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诗人的隐忧和郁闷可以相见，但是却从未流露过一点对党的不满。他高高扬起超越时代的头颅、怒目注视着四海翻腾： “巴拿马人民站起来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不许那双血淋淋的手，掐住太平洋大西洋的咽喉!”(《巴拿马人民站起来了》);侧耳倾听着五洲震荡： “黑人发出雷鸣般的怒吼;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高举我们铁的拳头，为自由平等，为彻底解放斗争”。 (《美国黑人的斗争》)。对于自己，也丝毫没有丧失信心，总是孜孜不倦，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活到老来学到老，改造到老唱到老。而今应改孔丘言，朝闻入夕当传道”。 (《学习》)孔圣人讲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萧三则要“朝闻入夕当传道”。《我虽老而残》一诗，最足以表现这时期诗人的精神境界，诗云：
我虽老而残，志意犹少壮。马列毛思想，赋予我力量。卌年识所旧，此心坦荡荡。
也曾闯阵来，火影掠刀光。余生尚补拙，但求真理张。射击惯遣小诗句，战斗亦凭短文章。
合是萤火虫，闪闪发微光。合是点滴水，汇入大海洋。任是中音或低音，都能参加大合唱。
生在大时代，赤心永不萎。道甚年龄不让人?革命精神永不退。甘为孺子牛，鞠躬而尽瘁。
横眉指千夫，辟邪伸正气。任重而道远，自强无止息。我虽老而残，伏枥思千里。……
诗人的抑郁和愤懑： “横眉指千夫，辟邪伸正气!”完全无自我， “但求真理张”。反躬自顾，则永远是谦虚、质朴、坚定： “百事残余无一成，位高俸厚愧良深。七十可以零开始，鞠躬尽瘁献吾身”。这是诗人的《七十有感》，写于1966年10月。这时大革文化命的锣鼓已经响起来了。
1967年6月，萧三和他夫人叶华，以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监狱。七年多，彼此不通音讯，不知下落。在这七年中，萧三被迫停止了写日记，更不用说诗文了。但是，禁止写，不能禁止思维， “底事暮年锁铁窗，无端声与名俱亡。一生战斗亏功绩，几举糊涂遭祸殃。革命遽成反革命，小题爱作大文章。如今一死鸿毛重，坚决斗争上战场”。这是1967年10月，七十一岁时，萧三的《狱中诗》。在狱中， “人生经验添丰富”，还在念念不忘“坚决斗争上战场”。本来嘛，在那帮妖肆虐的年月，无论牛棚，无论监狱，都莫非战场。诗人于《七二年元旦》诗中说： “要继续斗争，没时间感伤”;又说： “挥泪执戈上战场，哀兵必胜请君看”。诗人坚信真理必然要胜利。
老骥不伏枥，晚霞夕照明。在辛勤劳动和与疾病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是第四个阶段。
1974年秋，萧三在狱中突患重病：哮喘、肺炎、休克，命在旦夕。也在病中的周恩来总理闻讯，立刻伸出援助的手，下令抢救，还派人把贵重应急药品送去。萧三在危急关头得到了生机，驱走了死神的煎迫。随后萧三夫妇，戴着帽子，放出监狱， “群众专政”监督看管。满天阴霾重重，仍然没有驱散。可是，诗人内心里在思考着什么呢? 1975年《有感》一诗透露了一点信息： “老当益壮面骄阳，烈火炉中炼素钢。思想感情起变化，聪明愚蠢反寻常。从前涂抹儿多字，理应立刻焚烧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学而不深不配写文章。”七年多的铁窗生活，锻炼得更坚强了，增添了多少人生经验，看透了多少险诈机关，管它什么滥加的“帽子”，管它什么监视的“眼睛”，诗人想的是怎样从头拿起笔来，写出更有质量的新作品。
1976年1月8日清晨，收音机突然播出了沉重的哀乐。正在做每天例行的冷水浴的叶华，匆匆跑进房间，急切地问：“谁?” “周恩来……”。萧三哭出了声。叶华扑倒在丈夫胸前，她和他涕泪交流到一起。诗人《痛切悼念周恩来总理》：“你针锋相对，严阵对敌，从来不拿原则去做交易。鄙视一小撮人类的渣滓、小丑，和国内外一切大大小小的走狗。”他歌颂这“一代巨人”， “降龙伏虎”， “拒绝和叛徒握手”， “仇恨那只肮脏的手”， “警惕那般狡猾的手!”诗作于1976年1月15日，这里只欠点出“王、张、江、姚，魑魅魍魉，娇魔鬼怪，虎、豹、豺、狼”的名字来了。而日子是更加沉重了。在那难忘的1976年，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老一代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袖相继去世，不禁令人忧心忡忡，顾虑再发生更大的动乱。但事出意料之外又实在意料之中，就在这“战战兢兢”、 “如焚如捣”的时日，拨开云雾，重见青天， “四人帮”被揪了出来。在人心大快，欢庆胜利声中，萧三高歌《除四害赞》、也加入了大合唱：
我站在丛中看万花，/身心幸福实无涯。/就在我生日的那两天，/“四人帮”给抓了!/反党集团打垮了!/我老汉一高兴，/八十复十八。/消息顷刻传万里，/普天之下笑哈哈。/严冬已过春风暖，/春光一片入万家。
诗人象个天真的孩子，高兴得非笔墨所能形容。他的全家和亲朋好友，都为他额手称庆，以为保留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没想到一等再等，杳无一点音讯，提出申诉，也如石沉大海;原来严冬虽已过，还有回春寒，正碰上两年绯徊时期，康生的阴魂还没有消散。诗人沐浴在阴霾一扫的阳光下，但头上仍然被套着紧箍咒。1977年10月，萧三的八十大寿，他给自己献诗一首： “八十老翁何所求?紧箍咒里恨悠悠。无名闷棍千钧重，何日轻装庆自由?”不是骇怕什么紧箍咒，他是多么想尽快得到党组织平反的结论，以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沸腾的政治生活，并从事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文艺创造劳动。他有些等待的不耐烦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又一次扫除残云剩雾。第二年即1979年9月，萧三的冤案最后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象他自己所说的。这件大喜事，正好赶上他的八十三周岁诞辰，因作《八十三岁自寿》，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
虚度年华八十三，私心当作三十八。莫道我欺人，一派胡说话。我亦非胡涂，忘记加减法。“扫除害人虫”，意气倍风发!
生平坚信仰;唯物辩证法。极目大宇宙，无极亦无涯。个人何渺小， 自大实堪嗟。
但如心宇广，弱者能复强。自我改造日日新，重新作人非狂妄。再说老和少，主要看思想。老而富精神，物质添力量。
回首一生奋斗亏功绩，周游世界留足迹。不肯故步自封作夜郎，从事文化交流寻友谊。有时心血来潮诗兴发，不免伏案耗纸笔。歌唱出于不能已于言，自愧称之为文艺。 “文艺座谈会讲话” “党的文艺”勤学习。
无端打来一闷棍，无中生有，黑白是非曲直都搅混。十多年来鬼作怪，丰富人生经验倒不坏。真理终于胜邪恶，屈死的英雄亦称快!
我自己“三生有幸”，确实有三生，决心奋斗到终身。愿鼓那股劲，继续干革命。东西南北中五方，处处时时是战场。学会韧战堑壕战，理当革命加拚命。加砖添瓦不停步，点点滴滴汇入大海洋。实现四个现代化，长征路上跻富强。 “改造中国与世界”，年少曾存大希望。而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多辉煌!彻底粉碎残余“四人帮”!愿同庚共勉，愿老当益壮!
精神抖擞，兴会淋漓，于自励自勉中，回顾总结了一生，又瞻望坚定了前途： “前途多辉煌!”在这回顾与前瞻之际，更不禁联想到大有知遇之恩的周恩来总理：“我歌三生有幸，我的确有三生。父母生我是第一生。我晚年急病，你指示：尽一切办法抢救，为第二生。如今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是我的第三生。我必坚强生活下去，工作下去，不说别的，也为了报答你和党的大德大恩!”(《痛切悼念周恩来总理》)。诗人又恢复了青春，真正把“八十三”当作“三十八”了。他反复吟诵着张志民的诗句： “笔——准许写。口——准许张。属于我们自己的，再不只是一腔怒火，热泪两行”。失而复得的自由，更觉得无限宝贵。不可抑制的诗兴，象火山喷放般迸发。他为“文艺的春天也来到了”，而“润笔生花”，而“心花怒放”。 (《欢呼》);在“一枚火箭三颗卫星上天”的时候，他想到正值“鲁迅百岁”，于是为“大哉鲁迅”而纵声歌唱。(《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他以真挚纯朴的情谊怀念老柯： “人们听见潮水涨，擂鼓响，这是你在朗诵自己的诗章。人们感觉得抑扬顿挫，气势磅礴，这是你在读高尔基的《海燕》和《鹰之歌》。” (《喇叭·呐喊诗人柯仲平》);他虔诚地颂扬着“一颗巨大的心和高贵的灵魂”，把诗章《献给宋庆龄同志》;他在“一代文学巨人辞别了人世”，而“痛心疾首，掩面而泣”时，来《痛悼茅盾同志》;他“当兄弟先后壮年去世，我禁不住泪下不止!”深感“人有尽时曲未终”，来《哭李季和郭小川同志》;他在欢迎女排的茶话会上朗诵《欢迎中国女排凯旋》;他以青少年葱郁的乡情和盛年壮游友谊来《为“新创作”题词》，来《题朱子奇“春鸟集”》。……在这一两年的期间，写出这么多长长短短的诗篇，可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啊!他编印和重新编印了诗集，《我没有闲心》、《萧三诗选》，还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和回忆录，编印了《珍贵的纪念》;此外更编辑出版了《革命烈士诗抄续编》。同时，出席了全国文代会第四次会议，被搀扶上台发了言;被推选担任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此外，他还尽可能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答复慕名求教的青年的来信，关心时事，认真学习党的文件。他的这些劳作和活动，都是在病魔紧紧缠扰下进行的，有的诗文书信甚至是躺在医院病床上执笔以至口授完成的。这要有多么大的坚强毅力，多么高的执着精神，简直是在拚搏啊!
是的，在拚搏。 “我不想死!” “我死不了!”1982年10月，于几度垂危，抢救过来之后，他还发出这样充满信心响亮的话。他不是“怕死”要“活命”，而是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到12月8日，北风怒吼，这是对气管疾患者最不利的气候，萧三对党陈述了内心的思绪，口授了一封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在报告了自己的病情，经过三次危机(肠胃出血、膀胱阻塞、血压休克)，终又转危为安，死而复生之后，信中写道： “不知5月15日即将手术时(我当时不省人事)，您亲临病房，指示极力抢救，留下首都医院三个专家负责，事后又多次询问情况。我感受到您，感受到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也无限惭愧，我要为党做的事都没有做完。我的诗文集特别是延安以来的日记还没有理出头绪。命在旦夕时，我不曾想到死;开始清醒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这批资料。我一定要把它奉献给党，决不能带走。我为此同疾病奋战，坚持自己的誓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趁我还有余力，还有记忆，请求您再帮助我一次：组织成几个人的班子，加速完成上述资料整理工作，一旦此事告终，我死也瞑目。”人固有一死，这是万古不变的规律。在随时都可能走向死亡的顷刻，一个人的脑际在思考什么，在盘算什么，这是晚节的最终也是最严峻的考验。萧三没有为个人和家庭的杂务琐事嘱咐过半个字。这封发自肺腑的信，再现了诗人的品格，感动了一切有感情的人，胡耀邦同志于当日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向萧三转达了殷切的希望和关注。萧三听人念完了胡耀邦同志的批语，老泪纵横，唇边浮现出一丝笑意。一个人一生的宿愿是不可能很多的，短短几十年，劳碌奔波，能干成几件事呢?萧三晚年的最后宿愿是整理一部陈年的日记。有人觉得怪，他们不能懂得它的价值和萧三思念之所在。
更加遗憾的是，整理日记这件事，还是没有来得及在萧三有生之日完成，它留给我们继续爬梳和钻研吧。1983年2月4日9时55分，一颗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中国共产党党员萧三与世长辞了。
萧三的追悼会，于1983年2月19日在北京中国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由王震同志主持，胡乔木同志致悼词。在悼词中回顾萧三的生平，介绍了他早年为党工作的事绩，赞扬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以及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胡乔木说：“萧三同志是中国人民和我们党的忠实儿子，是世界进步人类的忠实朋友，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又说： “萧三同志的作品，充满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党和党的领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映了国内外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坚持文艺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力求使文艺和革命血肉一体。”在悼念者的行列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曾与萧三共事的同志，也有在华的许多国家的朋友，还有他的晚辈和诗友。1918年和他一道参加“新民学会”的李维汉感叹地说： “萧三当年立志为中华崛起而献身，历六十五年之风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近年为萧三整理文稿的同志默默地流泪了; “他离去了，留下245首长诗和短诗，100余万言文稿，还有同样多的译文。在最后的岁月，只要稍微摆脱病魔的纠缠，他的第一个要求便是‘给我笔!’他的日记还待整理。他的一生正气一部卷帙浩繁的革命史诗，将常留人间，光照千秋”。为逝者写的一首首挽诗悬挂在政协礼堂大厅：胡乔木的《怀旧》，丁玲的《吊亡友萧三同志》，还有艾青的，臧克家的朱子奇的……，治丧办事处收到一封封唁电，寄自全国各地，包括他的故乡和母校，也有从美国、英国、瑞典、西德、智利发来的。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参加了悼念活动，苏联驻华使馆并赠送了花圈。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发来了唁电。一位身处远地的诗人的唁电这样说： “早知会有这么一天，我的心仍然怦怦抖颤。您曾对我说过，我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诗人;您曾对我说过，不以诗篇做生命，而以生命做诗篇;这些话我都已作为信条而写进心里。您置身在先锋队列中，将与人民一道获得永生。安息吧，萧三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注释
①“列宁学校”即前面说的“中山大学特别班”。
②《命该如此》全文,现在已寻见俄文本,并由高陶同志再译为中文。
附录 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著作
《关于高尔基》,华北书店(山西) 1943年版。
《和平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友谊之歌》,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
《伏枥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人物与纪念》,三联书店1953年版。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萧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珍贵的纪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我没有闲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翻译
《马门教授》(沃尔夫著),文林出版社1942年版。
《光荣》(古燮夫著),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版。
《前线》(柯涅楚克著),新华书店发行1944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编著
《高尔基心美学观》,新文艺出版社1950年版。
《列宁论文艺》,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在苏联出版的部分诗集、文集
《肖三诗选》( 1954年)。
《英勇的中国》(1938年)。
《为苏维埃中国》(诗集1934年)
《中国不可战胜》(文集1940年)。
《中国童话小说》(萧三编1951年)。
《中国故事》(小说集1940年)。
《血书》(诗集1935年)。
《毛泽东朱德传》( 1939年)。
《列宁颂》(1932年)。
《关于中国的故事》(萧三、史沫特莱著1934年)。
《诗集》(1932年)。
《几首诗》(1932年)。
《诗》(19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