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人物简历简介,沙汀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步入文学领域之前
(1904—1930)
沙汀，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杨只青。笔名沙汀，汀，尹光。1904年12月19日(甲辰年冬月13日)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祖籍湖广黄州。父亲杨义质，前清廪生，1909年逝世，家道渐衰。从此，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妙贞，独掌门户，竭心理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儿子和她唯一的一个弟弟身上。沙汀七、八岁时，由母亲借债接老先生开馆读私塾。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等原因，学业时有停辍。
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对于沙汀解放前的生活和创作发生过重要影响。他为人刚正耿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中，参加了反清的哥老会组织，并逐渐有了一定的地位，使得沙汀的败落家庭的处境略有改善。
1915年左右，沙汀十二、三岁时，他舅父因为替一位曾经在哥老界扶植过他的人报仇，枪杀了一个拥有大量武器而且具有一个相当于团长官职的司令官，为此，双方展开了战斗。郑慕周拉起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在本县和邻县的乡镇之间往返回旋，随时准备应付对方的报复和官方的逮捕。这时，沙汀也因帮助舅父递送消息，经常出入于县城和乡村之间，这使他对于四川农村的反动基层政权和地主豪绅、帮会组织及其它各种社会势力的情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1920年，随着舅父到中江任军职，沙汀也结束了游荡生活，继续在家塾读书。不久，沙汀兄弟二人转到安县师资讲习班寄读。之后，舅父又专门从中江聘请一位老师来家塾教读一年。诸如此类的教育，培育了沙汀“旧学”的根底，但并没有唤起他更高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1921年秋，沙汀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对于沙汀的思想和后来的创作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与同学张君培的接触中，沙汀第一次了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遇到了“人生观是什么意思，社会主义作何理解，圣西门又是怎样的人”(见《播种者》一文)等许多问题，这使沙汀开阔了视野，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而通过与同学艾芜的交往，他又较多地了解到了“五四”新文学。此时，恰逢“五四”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流派、社团、书刊杂志等大量涌现。《小说月报》、《创造周报》、《语丝》等刊物以及鲁迅的小说、茅盾的译介作品等，培养了沙汀对文学的最早的兴趣和爱好。以后，沙汀在进步同学、共青团员周尚明的影响下，经常跑华阴书报流通处，阅读了《中国青年》、《向导》等刊物，以及郭沫若译的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恽代英译的《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他还与共产党员、省一师教师袁诗尧等有过交往。这一切，对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进行文学创作有较直接的作用。
1926年夏，沙汀从第一师范毕业。由家庭包办，他回乡结婚。不久随舅父到南京，想投考东南师院，但因不满该校讲义，遂转赴北京，与舅父一同住在北京沙滩，准备投考北大。又因考期已过，而他景仰的鲁迅先生也巳南下厦门，于是，沙汀随舅父返川，在成都与周尚明相遇。周当时是成都市共青团团委书记，他向沙汀讲述了当时政治形势以及对四川军阀斗争的情况。次年春，沙汀经周尚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四川有两个并存的国民党组织：左派和右派。沙汀回四川后，中共四川省地下党负责人刘愿庵，以国民党左派川西特派员的名义，派沙汀返安县组织筹办国民党左派县党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另派人来接收了正在筹办中的县党部。不久，倾向左派的安县县长夏正寅，提名沙汀出任安县教育局长。沙汀请示了地下党负责人刘愿庵后，担任了这一职务。同年冬天，国民党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清党活动，沙汀被怀疑是共产党，国民党采用委任他为江油县教育局长的方式，企图将他调离安县。沙汀卸职后，不理睬国民党的“委任状”，奉地下党之命，转而进行安县共产党支部的筹建工作。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之后，沙汀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在这一段时间内，沙汀的舅父郑慕周集资创办安县图书馆和扩建汶江私立小学。沙汀是主要筹办人之一。
1929年夏，安县爆发了“红灯教”农民起义。沙汀被牵连，受到官府的怀疑，终至在四川无法立足而来到上海。
在上海，沙汀住在横滨路荣桂路德恩里。他本想投考大学，后来，采纳了同乡任白戈的建议，决心自学。拟先学哲学，后学文学。不久，他与任白戈、杨伯凯等人一起创办“辛垦书店”，曾出版过一些进步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任白戈译的《倚里奇的辩证法》等。后来，“辛垦书店”解散，沙汀便整天关在亭子间里，广泛地涉猎了中外文学名著。据沙汀回忆，果戈里、契诃夫、莫泊桑等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严格遵循生活的真实性、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来描写生活的基本特点，以及他们的或者严谨含蓄、或者机智幽默、或者热情酣畅的多种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和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是他经常学习和揣摩的。对于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沙汀最赞赏他的冷峻的笔调、富于传奇性的情节和善于抓住和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规律的特点。十月革命后的一些“同路人”如皮涅克、依万诺夫和巴伯尔的作品，也对沙汀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对沙汀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鲁迅的作品。沙汀吸取了鲁迅的“大胆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现实主义主张，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和“无一贬词， 而情伪毕露”的讽刺手法。在左翼革命阵营的青年作家中，他颇得鲁迅小说的精神：冷峻、谨严，寄沉痛于精细的写实，寓热情于阴郁的嘲笑。同时，还要提一下的是沈从文的小说，对旧军队和闭塞农村生活的描写，富有传奇性的故事，细腻的笔触，浓郁的地方色彩等，对沙汀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期间，沙汀还到上海大学旁听鲁迅的讲演和夏衍讲授的《戏剧概论》。
综上所述，从四川到上海，沙汀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他的生活和思想有着独特的发展历程。他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其中包括了民主、科学的思想，也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种新思潮与他独特的经历和思想性格交融时则显出了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他来自闭塞、落后的川西北农村，接受近代民主主义思潮比较迟，也很不充分。他从少年时代起虽也曾闯荡过“江湖”，但只是在狭小的地区和封建军阀地方势力你争我夺的圈子中。另一方面，当沙汀在成都接受“五四”新思潮时， “五四”运动已由思想文化运动进入了政治革命实践阶段，沙汀几乎是刚刚结束“三、四年的私塾生活”，在连“什么新文化运动，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播种者》)的情况下直接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影响，因此，这时他的思想性格中明显地残存着农民小生产者因循、保守的思想因素。他多次谈到他在一个狭小的地区生活惯了，习于那种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的更深一点，更久一点”的生活方式，不愿意“接触更多的生活”(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到上海后，光怪陆离的生活更使他格格不入，所以他“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航线〉前记》)。十里洋场的上海较之闭塞的四川几乎是另一个不同世界，他感到了目眩神迷，觉得好象“四周都布置着铁丝网，使人无法和牠接近”(《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加以“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他受到“那时候新的拼争”的“重新激发”，更感到了
“手足无措”(《〈航线〉前记》)。沙汀曾经谈到他当时在上海观看辛酉剧社演出朱湘翻译的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时的心情。他说，契诃夫在这个剧本中对那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令人窒息的环境的剖析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对于剧中一些揭露环境黑暗的发人深省的句子都能背诵出来(此材料系访问沙汀时所得)。这种特殊感受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失望苦恼的情绪和矛盾惶遽心理。
同沙汀当时思想上的复杂内涵交织在一起的，是左翼文学内部文艺思潮在他的文艺观中的反映。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本问题上，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着以鲁迅、茅盾等人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与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的分歧和矛盾。一些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否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鲁迅《〈壁下译丛〉小引》);又取消文艺的特征，认为文艺的“本质仅限于文字本身”，于是， “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掩护之下”， “文学自己倒不着力”(鲁迅《二心集·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种创作思想使他们的作品陷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出现了严重违背生活真实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在“左联”初期，上述违背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倾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拼凑故事、生造情节、杜撰苍白无力的人物以表现重大题材和主题的风气在左翼作家中曾风靡一时。象沙汀这样早年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的左翼作家本来是很容易走这条道路的。但是，他这时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又从外国文学名著中吸取了不少艺术经验，因此对于创作特征和现实主义真实性比较重视。于是，他便与一批来自生活底层的作家一样，产生了写什么题材的苦恼和矛盾。当时，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左翼文学运动领导人卓有成效的理论批评工作和创作实践活动，对于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使左翼文学迅速走革命现实主义健康发展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沙汀、艾芜、周文等青年作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就这个使他们矛盾、苦恼的创作题材问题求教于鲁迅的。当时从四川来到上海的沙汀，大都市的现代文明使他感到惶惑，阶级搏斗和民族拚争的动荡现实更挟带着时代的风涛冲击着他。但这一切并未将这个农村青年卷回他的故乡去，也未能使他在大都市中沉溺于颓唐境地而不能自拔，他终于有些拘谨地然而却颇为坚实地拿起了文艺的武器。他在创作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从自己特有的生活、艺术修养的角度探寻到了为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创作途径。
“左联”时期创作上的艰苦探索
(1931—1936)
在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等方面都有了一些准备的情况下，沙汀既想从事文学创作，又颇怀疑自己的文学才能。正在这彷徨徘徊、举棋不定的时候，1931年4月，他偶然与省师同学、流亡到新加坡而被逐回国的艾芜相遇。艾芜的奇特的生活经历和对新文学的修养，使他找到了一个进行创作的同伴。他将艾芜拉到自己家中同住，共同研讨文学，相互鼓励着开始了文学创作。
但是，沙汀最初进行文学创作时，却不是从他最熟悉的四川农村、乡镇生活开始写起的，他写的是自己身边知识分子的生活。他的处女作、写于1931年4月的《俄国煤油》，便是他这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篇作品写一个从四川破落的封建家庭来到上海的知识分子罗模，客居旅店，贫困潦倒，穷困得连煤油也买不起，于是便留恋起虽然破落却悠闲的家乡来，做着回家办“养鸡场”的美梦，研读“养鸡学”的书籍。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得知廉价的俄国煤油运到上海出售，才又鼓起在上海生活下去的勇气，但当他找寻出售煤油的商店时，却因失道迷路，累得精疲力竭，几乎晕倒在街上，最后依然回到亭子间，又堕入失意生活的泥潭里。沙汀的创作意图是： “当时中苏复交，俄国煤油运进中国， 《俄国煤油》是想通过描写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大家欢迎中苏复交。”(《鲁迅研究资料》第六集)然而，从作品的实际看，由于大量琐屑细碎的事实的近乎自然主义地陈述和罗列，淹没了作者上述主观意图的表达。沙汀曾将这篇小说的手稿寄给鲁迅求教， 鲁迅的评语是： “顾影自怜， 有废名气。”废名即作家冯文炳。鲁迅的意思是，沙汀的这篇小说有着与废名的小说类似的弱点，即作品选材的笔墨既是在狭窄的圈子里伸缩于咫尺之间，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哀愁也是个人的休戚，而这一点真情实感又欲言又止，使人感到晦涩。
1931年11月，沙汀和艾芜联名(艾执笔)给鲁迅先生写信，诉说他们在小说题材的选取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他们“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却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不久，鲁迅写了回信，并亲自和许广平一起将信件送到沙汀、艾芜的住处，因他们不在，未曾会面。这封回信就是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指出： “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义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又说： “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鲁迅的回信对沙汀的创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沙汀没能全面理解鲁迅意见的深刻内涵。他按照自己对鲁迅意见的理解，力图摆脱身边琐事的描写，转而去反映“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生活，表现重大题材。在这种新的努力中，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却又出现了概念化的毛病。他说： “此后，我就很少写知识分子，转而从报上和其它地方搜集一些传闻如有关红军的、某区的、 ‘一二八’战争的等等，写政治题材了”(《鲁迅研究资料》第六集)。从1932年到1934年这三年中，沙汀写了近十篇这类题材的小说， 《航线》和《老人》是其中较突出的作品。在鲁迅和茅盾的推荐下， 《航线》被选入斯诺编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一书中;《老人》被选入伊罗生编的《草鞋脚——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一书中，并且由胡风译成日语，登载在日本《改造》杂志1937年新年号上。发表时，胡风用日文写了《沙汀小传》作为附录。
《航线》原名《法律外的航线》。小说以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为背景，描述了一只帝国主义轮船，在长江中游航行的经历。船上，外国船主、洋兵以及高等华人肆意欺压中国人民，从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和骚动;船外，则是咆哮着的土地——如火如荼展开着土地革命的地区，轮船是航行在反动派法律控制之外的航线上。小说通过船上士兵、农民、学生、商人等的言谈，反映了苏区土地革命的磅礴气势和斗争风貌。在这篇小说中，既有沙汀初期创作着笔细腻具体的特点，又能以小见大，概括时代的面貌，使得一条航线联系着历史风云。沙汀善于运用富有强烈个性化和地方色彩的跳跃性的人物语言，并辅之以含蓄、简洁的叙述语言，精练而又如实地描绘生活场景，写出人物的群像，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和当时一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大异其趣。
《老人》虽不及《航线》时代感强，但着力描写了一个破产的老自耕农的觉醒过程。小说写某地区红军到来农民掌权以后，老人得到了经济利益，然而旧的思想又使他不满意于儿子的造反行动，认定只有在田地里劳作才是出路。后来，斗争出现反复，秋收时，他误将国民党士兵看作是以往新政权帮他收割的人，遭到欺骗和掠夺。于是，他开始想起了儿子和儿子干的事，觉得儿子做得对。作品真实细腻地刻画了老农在各种情况下富有特征的行动和感情状态。
这段时间，在沙汀的小说中， 《航线》一类表现群众生活场景和人物群像的作品占大多数。茅盾当时在充分肯定他的作品优点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印象式的写法并有某些概念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缺乏对人物性格的集中刻画和典型情节的提炼。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积累不丰厚，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特定的描写领域，没有调动自己最熟悉的四川农村生活的积累。这与白色恐怖限制了作家的生活面有关，同时也受到了当时国外文学思潮的影响，例如苏联“同路人”的作品的影响。
1932年冬，沙汀经周扬介绍，加入了“左联”，曾任“左联”常务秘书和小说散文组组长等职。1936年，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左联”文学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历，使他终于能在克服种种不良创作倾向中，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1935年秋，沙汀的母亲去世，沙汀离沪赴川奔丧。这时候，他总结了前一阶段创作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了写自己熟悉并深受其感动的生活的重要性。这一次回川，新的生活素材的收集，又触发和调动了他原有的生活积累，于是，在他的创作上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沙汀说：从此， “我把笔锋转到我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去了”(《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这次转变的结果是下面两类小说的出现。
一类是喜剧性的如《丁跛公》、《代理县长》。作品通过对基层政权官吏的可憎可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贫苦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的描写，剖析了军阀统治的反动、腐朽的本质。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在地方军阀统治下，苛捐杂税、征粮、派款，贫苦人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丁乡约、代理县长之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人民。丁乡约征粮已经到了民国五十八年，代理县长贺熙在天灾人祸、村民被生活煎逼到食人肉的情况下，仍然用各种名目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小说通过发掘喜剧性因素，在揶揄嘲笑声中对他们给予了否定。
另一类是悲剧性的，如《兽道》、 《在祠堂里》、 《凶手》。这些作品都是揭露地方反动军阀及其反革命军队的罪恶的。作品中所写的城乡贫苦人民，有的只想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和工作换取起码的温饱生活，有的仅仅希图摆脱买卖婚姻的桎梏，争得一点人身和爱情的自由。然而，他们这些不算非份的要求也无法实现，遭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作品通过这些悲剧情节，将笔锋指向造成这些悲剧的反动政权，以及他们视为天经地义而又令人发指的“兽道”。
由于这些小说感情强烈，充满着血与泪的控诉;揭露深刻，触及到了反动制度的本质，因此，它们不仅是暴露了四川一个地区的黑暗，而且也是对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抨击。
这些小说已不是只有人物群像而无集中的性格刻画，只有一般的生活场景的描写而无完整的故事和中心情节了，它们大多写出了个性鲜明而又有一定概括意义的人物形象。如丁跛公、代理县长、洗衣婆的女儿等等。同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善于把不平凡的事件加以典型化，从而构成小说中撼人心魄的中心情节。如做哥哥的竟然枪杀自己的亲兄弟， 当媳妇在月子里被大兵轮奸时，做婆婆的竟被迫喊出“我跟你们来”的惨痛呼叫，洗衣婆的女儿，因追求自由和爱情，竟被塞进棺材里活活闷死……等等。同时，作品还有着大量来自生活的独特细节和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如代理县长挨家挨户借锅灶的可笑行为和“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的恶毒语言;丁跛公的被人作为笑料的一系列细节和哀叹着“就是一条猎狗，也得有一副肠肚吃呀”等。这些描写，使人物更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综上所述，沙汀本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开始突破了作为一个闭塞地区的农村青年的狭小生活圈子和精神视野，接触了广阔的时代和现实。他注意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和反映小城镇及乡村的生活和斗争，又逐渐摸索到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方法。在对四川风习的反映上，他没有去搜奇猎异，津津乐道于原始的遗风和地方的陋习，而是写出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和泥土味的好作品，从而赢得了“文坛新人”、 “农民诗人”、“农民派作家”的称号。但是，应该看到，沙汀这一时期尚未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独特思想，他在动荡的大时代面前似乎尚未寻找到“自我”。他虽然关注并表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重大题材，却比较浮浅，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对四川农村生活的反映，则大多只是通过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来揭露地方军阀爪牙残害人民的暴行。所谓政治斗争、社会革命，对于基本上不离上海都市生活的沙汀来说，还只是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知识。他尚未能通过他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知识、社会革命论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来探讨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对象、道路和前途，加以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最后失败，革命又一次遇到严重的挫折，这一切使他毕竟未能明确地树立起民主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这样，一方面，他在对生活进行典型概括时，未将理想主义熔铸其中，一些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仍较严重，如色调过于阴暗，气氛过于沉闷，形象的描绘显得凄厉哀切，郁闷的氛围令人窒息等;另一方面，他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未与革命的远大理想相结合，也使他未能从生活的复杂性上对政治的、精神的、心理的内涵作综合的概括和处理。他注重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映，着力于反动制度本质的揭露，这都是可贵的，但还不能把尖锐的政治揭露和深入的思想批判以及复杂生活的真实描绘结合起来，笔触还不能深入到四川农村和小城镇各阶级、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中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他还没有能够找到和把握住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描写领域。他还需经过一番新的探索和实践才能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
创作最旺盛的抗战时期
(1937—1944)
“七七”芦沟桥抗战的炮火，激发了包括沙汀在内的广大作家的民族爱国热情。1938年8月，沙汀与张天翼、艾芜等人合著了表现华北事变的剧本《芦沟桥演义》。 “八一三”事变后，他曾到处奔走，渴望上前线，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不能如愿。同年10月，他绕道嘉兴、苏州、南京返回四川安县。次年春，他由安县到达成都，一面在协进中学教书，一面和周文一起，在党组织领导下，做文艺界的组织联络工作。这一年他在成都还参加过《大声周刊》(车耀先主编)社组织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的活动，目睹了国统区抗战现实中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有力地提出了抗战前后方“一面在严肃地工作，一面是荒淫和无耻”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这时候，他仍然以笔为武器，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和罪恶，虽也一度产生过怀疑和苦闷，但现实黑暗对作家爱国抗日热情的压抑更激发了他对光明的向往和渴求。经党组织同意，1938年8月，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一道奔赴延安， 8月底到达延安。在延安，沙汀曾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9月初，
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沙汀、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并鼓励他们到前线去生活和写作。11月中旬，沙汀又与何其芳一道随贺龙去一二○师工作，先到晋西北，接着又赴冀中抗日游击区。1939年春夏之交回延安，一面在“鲁艺”任教，同时从事写作。这一年冬天，沙汀由延安返回四川，原因是要“组织文艺工作者去延安;将《文艺战线》转到重庆出版”，还有，妻子黄玉硕想念在四川的孩子和老母，也促成了他返川的行动(沙汀《关于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通信》)。
在这一段生活中，尤其是在冀中游击区几个月的生活，沙汀跟随八路军部队转战千里，投身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漩涡之中。战火硝烟中的生活对沙汀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经历了国统区与解放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领会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对立路线所导致的截然相反的效果。解放区这崭新的社会所显示的种种新气象，如工农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作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根据地人民民主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等等，使沙汀在实践中学会了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待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他认识到了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制度，思想上的人民民主主义的重要性。他说： “在华北，在晋察冀和冀中——为了它，人类是正在流着血的——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以他们并不比高等人为低的智慧治理自己的事，在为抗战服务了”(《敌后杂记》)。 “我顶喜欢河北的老乡，喜欢他们那同白杨树一样直率的性格。……他们正在华北的游击战争中起伟大的作用。他们将会成为抗战后我们国家中最好和最进步的国民的”(《老乡们》)。他指出这里的人民正是“在适合敌后抗战的进步的政治机构下的人民。……没有进步的政治组织，他们的情况是不能想的”(《老乡们》)。一方面，他以民主政治为中心，通过大量事实揭示和赞扬了干部、军队和人民之间渗透着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的新型关系;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因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缺乏科学知识、文化素养而产生的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则进行了批评(见中篇小说《闯关》)。他还从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民主制度中看到了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萌芽，当贺龙同志谈到抗战前途“一定是民主共和国”，现在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 “晋察冀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随军散记》)的时候，沙汀欣然接受了这个观点。他说： “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有了这种认识，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则战前由于大革命失败给他带来的苦闷、失望的情绪已经扫除净尽，代替这种思想情绪的是对主宰历史的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明确认识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再则，沙汀在大革命时期因为忙于从事政治斗争而被搁置起来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也因这次解放区之行而看到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新的人民民主主义在解放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初步体现与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对国统区政治的控制和思想的统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促使沙汀从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要求出发，更清楚地认识到阻挠和腐蚀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的黑暗和溃烂在国统区的人们思想中的精神病态。这种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对沙汀的创作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使他写出了一些反映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较为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笔触去刻画新的人物;另一方面则使他的反映国统区现实的作品出现了明显的新因素。这时，他的进一步发掘和表现国统区生活积极面的一些作品中闪耀出“对于生活的信赖”的光辉;那些数量更多的暴露讽刺作品，也由于作者坚信旧事物必然溃灭，所以进一步“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 (《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并将过去对黑暗事物愤怒控诉的外部激动化为了冷静、严峻的解剖和尖刻无情的嘲弄。与上一时期暴露讽刺作品不同的是，他这时期的讽刺和嘲弄的笔触已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深深地伸入到封建主义和愚民专制的黑暗中去，伸入到社会的风习中去。
在表现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作品中， 《随军散记》(解放后修订改名为《记贺龙》)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写于1939年10月)。这部以贺龙的事迹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副题为“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表现出作者对抗战英雄的崇敬。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大量涌现， 《随军散记》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它的特色在于：从体裁样式看，它是以素描和特写的方式着重写人，揭示人的思想感情，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的传记性报告文学作品;从人物刻画上看，它既严格尊重实有的事实，又采取了小说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从个性出发达到典型概括，如实地反映和刻画现实生活中已经成熟的典型，第一次在我国报告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从选材的角度看，作者基于自己熟悉的生活(一方面是他与贺龙的接触;另一方面是贺龙“早年在四川住过很久”的经历调动了他的四川生活的积累)，确定题材范围和主题，不是正面记述和表现人物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而是通过日常战斗生活中的细节描写，着重展现人物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和思想品格;从主题的开掘看，作品通过形成人物性格的特定历史环境的真实描绘，从一个人概括革命的进程和历史的面貌，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氛。
沙汀在描绘贺龙的形象时，既没有把他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也未把他写成粗犷蛮强的草莽英雄或江湖侠士，而是作为一个革命军队的普通成员，一个平凡而又伟大、可亲而又可敬的无产阶级领袖和民族革命战士。作品通过贺龙的豪迈爽直的性格特征的刻画，概括了这个人物多方面的革命品格：既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等大的方面表现了他的鲜明的爱憎——他的坚定的原则精神，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烈火般的憎恨以及对领袖、战友，对党、对干部和群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又在日常工作和战斗生活中，表现了他的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广博的社会知识，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既表现了他作为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无产阶级党性，又表现了他在找到共产党之前朴素地反抗封建官府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历程。在刻画性格时，作者善于选择富于典型意义的情节和场面来展示人物内心的变化。例如，有一次贺龙忽然一连两天内变得和平日不同，困顿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饭。原来两天前他在卫生处看到白求恩大夫为伤员动大手术，伤员们在手术中被割脚或手的惨痛情景强烈地触动了他。他说： “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书中这类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体现生活本质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时时可见。作品就这样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充分地揭示了贺龙心灵的美，他的浓郁的人情味，从而形成其真实而富于美感意义的英雄性格。
《随军散记》在我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有它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如果说夏衍的《包身工》以震撼人心的典型事件的鲜明艺术再现，提出和反映了时代的尖锐政治课题，使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那么，沙汀的《随军散记》则以一个真实典型人物的绘声绘色的性格刻画而给人以美的感受和革命教育，从而为传记性报告文学拓出了新的领域。
沙汀以解放区的新生活、新人物为题材的作品，还有报告、散文十几篇(其中十二篇曾汇为散文集《敌后琐记》，但因纸型毁于战火，未能出版)和一部中篇小说《闯关》(曾改名《奇异的旅程》和《封锁线前后》)。前一组散文写于1939至1944年，以对敌后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治的歌颂为中心，从各方面报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游击战的现状，揭示了政府、干部、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为出现在抗战烽火中的人民民主的新世界勾画了真实的生活图景，展示了人们新的精神面貌。《闯关》(写于1943年10月)写一支文化工作者的小队伍，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胜利地通过敌人铁路封锁线的故事。作者以对比的手法，着重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事干部对待困难的不同态度和性格。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解放区的新鲜感受和思想、生活的变化。它们的发表，不仅在国统区文化界有着重要的宣传教育意义，而且也是研究沙汀的思想和创作道路的重要作品。
在沙汀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中，展现了生活的积极一面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磁力》(写于1940年初)。这篇作品以磁石对铁屑的吸引，象征着当时解放区对于国统区广大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吸引和人们不顾黑暗势力的阻挠纷纷奔赴延安的情景。进步青年袁小奇正是在时代热潮的鼓舞下，经过朋友们的帮助，并忍受着感情上的痛楚，毅然离开了抚养他的老母亲，停辍了学业，奔赴延安。那时常闪耀在袁小奇心目中的“一片广阔无垠的雪地”、 “络绎不绝的跋涉者”、 “所梦想的目的地”，与国统区“无声无臭”、 “卑俗灰暗”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篇小说在收入短篇集(指194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磁力》)中时，经作者修改，删掉了袁小奇被逮回的提示，以奔向新的目的地结尾，更增强了对生活积极面的描写。《堪察加小景》(又名《一个秋天的晚上》)也流露出浓郁芬芳的人间的温暖和情趣，而在艺术上更为圆熟。这篇作品写一个少妇，丈夫被抓壮丁，家庭生活无着因而沦为流娼。她在流落到一个城镇时又遭到乡长老婆的迫害，被当众侮辱并带上“脚柞”示众，但她却得到了憨直的所丁和因躲壮丁而当了班长的小粮户的儿子的同情。作品在揭露“天下老鸦一般黑”的阶级压榨的同时，表现了底层人民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互关心和友爱的动人情景，在晦暗、沉闷的现实中闪耀着“对于生活的信赖”(《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的光辉。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善于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气氛和这种气氛的转换，几个人物相互间的关系和情绪变化自然贴切、细致入微，显示出作者高超纯熟的观察力和表现力。
应该看到，作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沙汀最熟悉深知的描写领域，毕竟是在暴露和批判国统区基层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本质和农村、小城镇生活的停滞、闭塞、沉闷方面。这也是最能体现作者的创作个性和成就的。沙汀说： “创作上的方法，是因描写的对象而异的，因人而异的。现实主义的所谓跨过现实一步，并且给予新的成份，这不仅限于肯定的一面，在否定的一面，也可作如是观的”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以《在其香居茶馆里》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淘金记》就是这种以否定为特征的艺术观的实践。
沙汀曾经谈到自己创作《在其香居茶馆里》的缘起和意图。1940年，他在重庆主持一次以“文抗”总会名义召开的“小说座谈会”。会上有人递上来一张纸条，诘问作家为什么不揭发当时城乡闹得乌烟瘴气的兵役问题的弊端。这引起了作家的沉思。而不久，一次跑警报，他碰巧与重庆某农场的一位姓陈的技师相遇。闲谈中，这位陈技师说他的侄子被抓壮丁，经他活动而释放，办法是在晚上集合排队报数时，故意让他报错，于是队长说： “不配打国仗，脱下军装，滚”。就完事了。这件饶有趣味而又颇能发人深思的事情使他发生了特殊兴趣，触发了他的艺术构思。他所熟悉的小城镇里的头面人物，及他们的种种劣迹便围绕着这个故事浮上脑际。经过虚构，便逐步形成了作品特有的题材。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前任县长被革职，县里兵役问题弊端重重。新任县长到来时，扬言要整顿兵役。联保主任方治国为了掩盖自己在兵役问题上的昭彰劣迹，将缓役了四年的“地头蛇”邢么吵吵的第二个儿子抓去。于是方、邢二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演成在茶馆里的一场公开争吵。作品着力刻画了邢么吵吵飞扬跋扈、横行无忌的“火炮性子”和方治国阴险狡诈、见风使舵的“软硬人”的形象，这两个有着对立性格的人物置身在特殊环境中，展开了真实的性格冲突。由于事情紧迫，切身利害的冲突使他们互不相让，争吵只能愈来愈烈;而“火炮性子”碰到“软硬人”又使整个争吵过程于激烈之中几经周折、波澜起伏。加以借助各有个性的次要人物的烘托和整个茶馆环境氛围的渲染，把一台“讲茶”写得有声有色，别开生面。这一个众目睽睽的场面，使争吵双方的劣迹公之于众，而邢么吵吵的大哥与新县长的勾结则作为“暗场”处理。两条线索，一虚一实，相辅相成，有力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正当邢、方二人打得不可开交、彼此鼻青脸肿的时候，邢么吵吵的儿子却安然返回。正是那位高喊要“整顿兵役”的新县长，在接受贿赂之后，借一个可笑的理由，即壮丁排队报错了数，然后加上“没有资格打国仗”的名目，将邢么吵吵的儿子“开革”出来。触动作者艺术构思的核心情节，经过生发、改造，构成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深刻地揭露了兵役问题上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地方豪绅地主统治的腐败反动以及国民党假抗战、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
《在其香居茶馆里》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邢么吵吵们的儿女亲戚既被免役，壮丁的数目由什么人补充呢?这一问题，在另一篇短篇小说《替身》里，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它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兵役制的内幕。保长李天心为凑不足最后一名壮丁而焦急，因为没有一个好下手， “他们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亲戚的亲戚，有的还同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有瓜葛”。于是，一个过路的老盐商就被胡里胡涂地“铲去头发胡子”充作了壮丁，兵役制的受难者就是这些无辜的人!沙汀的这些作品，将对腐败政治的揭露与对社会黑暗的剖析结合起来，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现实斗争中的深刻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作品的这种倾向性，即对于反面事物的揭露、鞭挞和嘲笑，又是通过人物真实关系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沙汀刻画反面人物，不是将他们脸谱化、漫画化，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生动和复杂的内容，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沙汀小说这种不露声色的客观描绘和在真实的现实画面里隐含讽刺喜剧因素的特点，深受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影响，也从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经验中得到借鉴。鲁迅的小说如《肥皂》、《高老夫子》，运用“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塑造反面形象，更使沙汀直接从中得到教益。
沙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淘金记》，写于1941年秋，它是代表沙汀独特创作风格的最成功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作品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构思：1937年沙汀由上海返回四川，看见了“一批绅士……不是怎样为祖国效劳，而是如何牟利……跑进山沟淘金”的事实，这时他便开始“想到了这个主题”(《沙汀给以群的信》)。后来，经过解放区之行，这个想法便愈益明确了。他看到在“四大家族”的带动下，国统区的城乡大小头面人物， “发国难财”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其途径也不止于淘金，益发感觉有加以揭发的必要(《淘金记·重版后记》)。这时候，他“所看见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它们已经广阔起来，深刻起来”(《沙汀给以群的信》)。由此可见，《淘金记》的艺术构思是以作家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深入底蕴的探究作为基础的。
《淘金记》的故事发生在四川西北的一个城镇中，描写的是地主阶级各种势力为发国难财而引起的相互倾轧。这几股势力中，有“在野派”哥老会流氓头子林么长子，有依附于地方上层势力的恶霸白酱丹和渐趋没落的女地主何寡母等。作品紧紧围绕着筲箕背事件上人们对黄金的迷恋、追求和争夺展开情节，塑造反面典型，勾画了豪绅地主、流氓恶霸和地方官吏的群丑图，抨击了这些“蠹虫”对抗战的腐蚀、阻挠和破坏，揭示了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主题。
这部作品对于战时国统区现实政治环境的揭露，相当尖锐而深刻。象白酱丹、龙哥这一类基层当权人物，他们有时候可以在“开发资源、抗战建国”的口实下挖开别人的祖坟，掠夺黄金;有时候又可以借募集“救国公债”，在“民族国家的大义下面”任意摊派、押缴;还可以利用禁烟向瘾民勒逼款项，又通过走私向瘾民偷送高价烟泡以获取大量钱财。这些款项被“一层层吃上去，又一层层吃下来”，直至“吃光”为止。举凡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所谓“生产”、“公债”、“禁政”等政策法令都成为了大小官员们借“抗战”以营私的幌子。作者撕下他们一伙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揭露他们把丑恶扮为美好，将残忍装着人道的底面不符的矛盾现象，将其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作品还将笔触深入到历史的纵深里，从清朝末年何府举人老爷的时代到辛亥革命前后袍哥势力昌盛、地方军阀的统治，再到国民党势力入川、在三十年代中期推行保甲制度，这一条造成四川流氓政治统治的线索在作品中被勾勒得相当清晰，从而对集结在川西北农村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使作品显示出相当的历史深度。作品还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带规律性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进行剖析，深刻地揭示出人们精神领域中一些矛盾反常的现象，从而对反动的思想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淘金记》在反面人物典型的塑造上取得了新的成就。较之短篇小说中的同类人物，这部作品的人物概括了更为丰富深刻的历史内容，人物性格也更为真实鲜明。外表“斯文迟缓”、“和蔼可亲”，实则工于心计、阴险狠毒的流氓绅士白酱丹;“心直口快”、粗野无忌，然而干坏事也似乎出于内心真诚的联保主任龙哥;精明干练、自负傲慢然而总处于可笑、可叹的失败地位的封建地主何寡母;以及“奸猾皮糖”、过着百无聊赖生活的地主商人彭胖等，虽然同属反动统治阶级的人物，但各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的、家庭的影响，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走过了自已特殊的道路，因而人物的个性不仅真实生动，而且在他们身上纠结了种种历史的、现实的真实关系，显得很有深度。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画廊，作品转动着特定时期整个四川农村生活的幅度。《淘金记》的创作还充分显示了作者生活积累的丰厚和艺术技巧的圆熟。由于作者对四川农村的生活和历史，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地方风俗习惯相当熟悉，加以冷静的观察、细密的剖析，真实精细地描写现实关系，成功地运用四川方言土语，因而绘制出一幅幅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四川农村风俗画。小说的矛盾冲突完全遵循人物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性格的内在逻辑来展开，因而真切自然，充满生活实感。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同时又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描写洗练，缜密，一丝不苟。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而且特别注意具体的语言环境，一个断问，一个反问，一种语气的强调，都精心安排、耐人寻味。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生活中的正面力量缺少表现，所写的劳动群众大多愚昧无知，连一点愤怒、反抗的情绪都没有，整个作品没有关于出路的暗示，致使画面显得过于阴森和晦暗。这是作者受生活实践的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视野不够开阔和艺术构思上的缺陷造成的。
在沙汀的暴露国统区黑暗的作品中，一方面通过对地方土豪劣绅和官吏的刻画，揭露了四川农村上流社会本身的腐朽和反动，这些作品由于主要以毁灭性的笑为武器，因而具有浓厚的讽刺喜剧的色彩;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沉沦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来揭露社会环境的黑暗，对于他们所受到的政治迫害、生活的困窘和精神上的摧残提出了有力的控诉。写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老烟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老烟的形象是被作者当作一个处于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之间的“生活在空隙中的人”来刻画的，作品通过对这个被迫害者的敏感多疑、震颤危惧的心灵的剖析，有力地揭露了国统区后方魑魅横行、狐鬼成群的法西斯特务统治，也尖锐地批判了在绞架、陷井面前畏缩、懦怯的灵魂。
在更大规模上反映了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遭遇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困兽记》。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四川某小城镇中一群知识分子在时局逆转后的苦闷生活。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这群知识分子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他们重新筹备的暑期演剧活动，终因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于失败。小说以这个情节为主线，穿插着因苦闷生活而发生的爱情纠葛的描写，作品没有直接写这一群知识分子同县党部的正面冲突，而是将笔力集中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黑暗和闭塞、愚昧的社会环境的揭示上，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抑郁、愤怒、苦闷和追求。作品还写了从前线归来的章桐的再次出走和老教师“切切实实致力于一种平凡寂寞的工作”的情节，预示着一种新的希望。从艺术描写上看，这部作品缺乏象《淘金记》争夺筲箕背金矿那样紧张的情节，而是更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展示纷繁的线索，细腻地描写人物性格、谈吐和精神风貌。作品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绵密细腻，富有特色。整个作品笼罩着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知识界沉重苦闷的气氛，描写上也有繁琐拖沓的缺点。
总之，在这个时期，沙汀随着时代的变化，经过对形式、风格的刻苦锤炼和追求，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确定的风格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大致表述如下：他无论是对反动统治的揭露、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或是对新生事物的歌颂，都善于从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习中选取富有特征意义的事物，并且将平凡事物的描绘与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揭示结合起来。不同于漫画式的夸张和突出刻画的手法，他注重让形象说话，不轻易流露主观感情，用简洁、含蓄、乡土气息浓郁的笔墨，严格遵循生活本身的逻辑，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对事物作客观的描绘，从而使作品的倾向性在鲜明、逼真的画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也追求创作的情感因素和诗意，但不是感情的放纵和诗意的奔涌，而是将情感和诗意包孕在沉实缓慢的节奏和凝重、淡泊的意象中，从而透露出蕴籍、隽永的诗意来;他的作品明显地以幽默、讽刺见长，但这是一种“在愤怒中保持平静，在狡猾中保持仁厚的幽默”(别林斯基语)，是一种将厌憎深藏在揶揄、嘲弄后面的富于喜剧色彩的讽刺。在美学风格上，不是田园牧歌的抒发，也不是原始遗风的追寻，而是从现实黑暗和人民苦难生活中浓缩成尖锐的畸形画面，透露出阴郁的苦涩格调，作品具有一种大巧之朴、浓后之淡的醇厚、质朴、老辣、精微的美。
坚持战斗 迎来曙光
(1945—1949)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短暂的欢欣。在这个时期，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约半年的时间里，沙汀还能够在家乡安县露面，并在重庆做文艺界的统战联络工作。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勾结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从此，国统区人民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沙汀因参加过“左联”，在抗战初又曾到过延安和华北前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和迫害，被迫在安县乡间隐蔽起来。然而，流离生活的艰险和寂寞不仅没有使沙汀消沉，反而激发了他对反动派的憎恨，更深刻地体会到处于水深火热中人民的痛苦、郁怒和反抗的心境。这时期，沙汀仍然以小说为战斗武器。在这些小说中，集中地表达了乡镇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充分体现了他创作风格特征的短篇小说，是《范老老师》和《呼嚎》。
《范老老师》写四川某乡镇的人们得到了一个停战的新闻，又从报上得到了重庆人民反对反革命内战的消息后，在一个叫范老老师的老人带领下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可是好消息未能证实，和平的希望很快化成泡影。而这位热心提倡新事物并受到人们尊重的范老老师被看成是说诳，轻率和放空炮的人。于是，范老老师一反素常温和的脾性，跟作弄他的人进行了一场争吵。作品以范老老师这个人物为贯穿线索，反映了当时小乡镇因为内战爆发而物价飞涨的社会现状，表现了小职员、小学教师、小商人等下层人民群众的困窘生活和他们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写到重庆十几家杂志和各界联合反对内战以及成都全市小学教师举行罢课的消息对小镇的影响，将大城市的民主运动和小乡镇人民不满现实、反对内战的自发情绪交织起来，进一步揭示了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巨大声势。《呼嚎》这篇小说则是写贫苦农民廖二嫂在抗战胜利后急切地盼望被乡公所用麻绳套走的丈夫从前线归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不仅丈夫又被拉去打“共产党”，自己也因为申诉抗议而身陷囹圄，被关进了禁闭室。这两篇小说，从人物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出发，突出地刻画了范老老师的诚实、认真和廖二嫂的耿直、倔强的性格特征。通过对范老老师和廖二嫂性格的描写，典型地反映了广大国统区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思想情绪。
这时期，沙汀还创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还乡记》。这部作品虽然写于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但生活素材却主要是在“皖南事变”后避居川西北偏僻山村时逐渐积累起来的。这段时间的生活，使沙汀对贫苦农民在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的艰辛、痛苦的生活和勤劳朴实的品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使他有可能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突破写地主豪绅的生活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局限，将笔触深入到贫苦农民的生活及其内心世界中去。作者说： “没有这几年的生活，我不可能写出这本《还乡记》来”(《还乡记·后记》)。这时期，沙汀还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还乡记》反映农民的斗争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还乡记》是在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生活的背景上，以农民冯大生被迫卖壮丁后逃回故乡，并再度在斗争中出走为线索，围绕着两个紧相衔接的事件展开情节的。这两个事件，一件是以保队副徐烂狗、保长罗懒王在大生出走后玩弄、霸占大生妻所引起的冲突;另一件是林檎沟农民同乡、保、甲长们合谋掠夺群众“笋子”利益而引起的斗争。而贯穿这两个事件始终的，则是作品主人公冯大生的命运和遭遇。作者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时说： “我主要是写霸妻问题，只因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主人公闷了一肚皮气，所以又在笋子问题上来了一次爆发，结果正不胜邪，主人公以逃亡告终”。又说： “霸妻问题，是与拉壮丁问题分不开的，而这类事，在当时的四川农村，可说更是常见的”(《沙汀给黄曼君信》)。以冯大生的独特命运为中心进行艺术概括，作品从被压迫被剥削农民的角度，揭露了鱼肉人民，横行乡里的伪乡、保、甲长的罪恶，剖析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反动本质，并在反映农村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的基础上，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反动势力的猛烈反抗和冲击。
作品在揭示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并在斗争中刻画正面人物形象、表现积极、明确的主题时，不是任凭主观随意性，人为地赋予人物以反抗斗争的品格，脱离现实基础地进行拔高，而是通过概括一定时期中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从主人公冯大生的独特的命运、性格所生根、滋长的林檎沟这个特定的环境出发，表现他从个人反抗到集体斗争的过程和思想性格之内在逻辑，并且辅之以对照、衬托等手法来塑造人物性格。如冯大生父子，一个谨慎保守、 “皮糖”忍让，一个宁折不弯、莽撞火爆，以及张大爷的稳重老辣、幽默风趣三种性格相互映照，鲜明地显现出他们在斗争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作品对于反面人物的性格，如保长罗懒王的霸道、荒淫、无耻，保队副徐荣成的凶残、荒淫、狠毒，也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比较而言， 《还乡记》在对生活的熟悉程度、人物塑造的丰满独特程度和艺术表现的完美方面，不如《淘金记》，但在正面人物的塑造和明朗积极主题的表现方面，在矛盾冲突的充分揭示和故事情节的迅速展开方面，这部作品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艺术风格看，作品保持了过去那种深刻、精细、严谨和含蓄的特色，而又交融着昂扬的战斗激情和如火如荼的气势。在表现新的主题和人物时，这部小说从生活的内涵到艺术的表现上都能与思想内容达到基本统一。丰富的生活实感，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真实的人物刻画，仍然是作品显著的现实主义特色。
从摧毁蒋家王朝的人民战争的迅速发展到四川解放前夕的三年时间内，沙汀写了九篇短篇小说，收在短篇集《医生》里。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的继续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表现反动统治总崩溃时货币贬值、市场萧条等社会解体状况;有的揭露国民党基层进行伪国大选举、实行“二五减租”等应变措施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表现人民无法摆脱的苦难生活和愤怒、反抗情绪。这些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制度再不能维持下去了，只有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才能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短篇小说《医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篇作品写一位善良的老中医彭春山，深得病家信任，他节衣缩食地积攒了一大笔“金圆券” (伪币)，后因国民党溃退，物价暴涨、金圆券贬值，而变成了一堆废纸。于是，老中医和善的性情一变而为粗暴，为了发泄胸中的郁怒和愤火，他用“金圆券”来摊膏药。故事在老中医将药膏往那张“丑脸”(蒋介石)上涂的喜剧性动作中结束了。作品通过老中医的遭遇和愤慨，典型地反映了整个国统区人民的不幸和愤怒，鲜明地勾勒出了一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溃灭图。
沙汀这个时期的作品在现实主义风格上又呈现出与前不同的特色。如果说，在抗战时期，他的小说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及其内部的矛盾来暴露政治黑暗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作品，对于抗战后期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农村恶霸势力的抨击，对于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抗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前夕的垂死挣扎和种种欺骗性措施的揭露等等，则大多是从贫苦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学生等农村、城镇底层人民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农民和其它底层人民的形象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从底层人民的要求出发，作品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欺骗和压榨，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要求、愤怒反抗的情绪和日益增长的斗争力量。这个时期，在他的作品中，尖锐的揭露、愤怒的控诉、急切的呼号和剧烈的抗争，使作品于深刻精细的画面中交融着如火如荼的气息和急骤的旋律，构成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新特色。促成这种艺术风格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为作者提供了新的生活依据和素材，同时，又是作家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的结果。
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与创作
(1949—198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沙汀在深入生活、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概括和表现生活的新的特点和规律。他创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过渡集》(写于1950年—1964年)中的二十四篇短篇小说和《青棡坡》(写于1978年)、《木鱼山》(写于1982年)两个中篇小说中。他这个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解放初到1958年。沙汀于1951年上半年在成都川西文联工作，下半年调到重庆筹备西南文联，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1952年与马烽一道出访西德。后调任北京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1953年回到四川，以四川农村作为生活基地从事创作，并任四川文联主席。他的《过渡集》中的前十六篇都写作于这个阶段。这些作品，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进行了探索。其中写得较好的，如《卢家秀》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个农家女孩子的切身感受，揭示出广大农民火山爆发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表现了开展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政策的威力。《老邬》、《开会》、《风浪》等篇注意了在现实矛盾的发掘中刻画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农业合作化内部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沙汀这个阶段的作品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反映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但又没有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将作品变成对具体政策的图解和枯燥的政治说教。
1958年至1966年，为沙汀解放后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较之上一阶段，这一阶段内的作品数量大为减少，主要是收集在《过渡集》中的后八篇短篇小说。其反映“大跃进”的一些作品，如《你追我赶》、《夏夜》、 《欧么爸》等在英雄人物的刻画上较之过去的作品更深了一层，写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注意了以大运动、大斗争作背景，在取材、布局、描写人物、安排环境等艺术表现方面更为圆熟洗练。但是，这些作品因为避开了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现实矛盾和阴暗面，没有能够反映出“大跃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在事实上造成的恶果，所以，在人物塑造上缺乏令人信服的现实根据，以致于大大削弱了这些作品真实感人的力量。
从十年动乱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沙汀恢复了他解放初期那种敢于正视现实矛盾、反映现实中的尖锐课题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青棡坡》、 《木鱼山》两个中篇尤其表现了作者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形象地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艺术概括能力。《青棡坡》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的特定历史时期作为背景，塑造了邵永春、邵永模、文素芳等农村党员的生动形象，正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木鱼山》以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错综复杂的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以公社党委书记汪达非为首的一批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写他们抵制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工作组的瞎指挥，表现了他们在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广大农民群众不满的压力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场斗争。这部作品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具有其独到的概括性和开掘深度。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作者既未重复人们早已熟悉的悲惨故事，又没有把这历史性悲剧全部归咎于个人崇拜，而是在揭示左倾思想影响严重危害性的同时，着力突出了抵制歪风的基层干部的“中国的脊梁骨”的形象，从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真面貌。无疑，这部中篇是沙汀解放后创作的力作。
综观沙汀解放后的小说，与那些大胆揭露生活的阴暗面，着重在严重的斗争中浓墨重彩地突出人物壮美情怀的作品不同，新人形象主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富于喜剧色彩的矛盾，来刻画他们平凡而热烈的内在品格，带着浓郁清冽的生活气息。沙汀刻画的社会主义农村普通人物形象，是他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生活的独特贡献。
五十年创作生活结语
沙汀从三十年代初出现在文坛到现在，创作生活已经历了半个世纪，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主流中，沙汀是有着独特贡献的作家。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夏衍等都很重视沙汀的作品。1979年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除了茅盾和鲁迅，你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中国作家应该介绍到西方来”的问题时，他就曾推举过沙汀。在次年的另一次访问中，当访问者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你比较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时，巴金说： “鲁迅的作品我喜欢读，还有茅盾的、老舍的、曹禺的、沙汀的，另外，李劼人的作品我也喜欢。”(《巴金研究资料》)夏衍也说： “我诚心诚意地劝告青年作者，在你们还未能攻克语言关之前，千万不要因为我‘爱好文学’而一开始就写电影剧本，多幕剧和长篇小说，先读一点茅盾、 巴金、沙汀……的小说”(《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沙汀的作品在对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现实政治黑暗的暴露，以及对于人们的苦难、愤怒和反抗情绪的表达方面;在表现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对于解放后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刻画和讴歌方面;在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写出个性鲜明而又有深刻概括意义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方面;在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四川农村风俗画的绘制方面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卷提供了新的画幅。
从选材和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来看，沙汀解放前后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取材于川西北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人物形象在解放前主要是这个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和地主官吏，土豪劣绅的形象。这既与张天翼主要写灰色的小市民和庸俗虚伪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同，又与艾芜主要写西南边陲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和少数民族贫苦人民的形象迥异。解放后则是取材于这个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即使是《随军散记》中的贺龙，他本身也有一段四川生活的经历，并且是带着浓厚的农民气质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
从典型化方法的特征看，沙汀采取的是从个别出发，经过虚构和概括，又使个别更为鲜明完整的方法。即所谓“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以达到对生活本质的深刻独到的概括。沙汀的优秀作品如《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依据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的观点，既不是铺写一些琐屑的没有意义的故事，又不是编造离奇和富于刺激性的情节，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各种人物典型的塑造，进行深入严肃的开掘，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作郑重有力的揭示。这与自然主义的照像或记录、临摹偶然的、表面的个别现象，轻视艺术的综合和概括是大异其趣的。他作品中的讽刺就是对于生活的真实描写。其间反面讽刺典型的塑造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既是现实中真实的活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形态，又在他们身上集结着历史的、现实的真实关系，有深刻的概括意义。作者在刻画时不露声色，坚持让形象说话，通过反面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揭露出他们自己的可笑、可鄙和可恶。
基于对生活真实的描写，作者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而自己却极少出面直接进行褒贬。如联保主任彭痰在坐酒馆、逛公园的“消遣”中处理公务，在摊派公债的名义下任意鱼肉人民。方治国与邢么吵吵在茶馆众目睽睽之下互相攻讦揭发，卑污的劣迹和肮脏的内心和盘托出，这里运用的是当场出丑、一目了然的讽刺手法。扬言整顿兵役的新县长似乎来势汹汹，而终于借一个可笑的理由放出了邢么吵吵的儿子，这种讽刺手法则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的。当龙哥在大庭广众之中夸耀自己对于北斗镇的“功绩”和“贡献”时，却正在利用筲箕背事件紧张地进行巧取豪夺，所以他的话连他的同伙彭胖也听得打起瞌睡来;而当何寡母向家人大谈巡视田庄的胜利和数说自己治家的业绩时，儿子何人种已经落入了镇上恶势力阴谋的网络之中，因此更显得她的保守，愚顽和可笑。这些都是由于作者如实地写出人物堂皇的谈吐与可鄙可笑的行为之间的矛盾而产生讽刺效果的。此外，有的作品甚至连篇名也蕴含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如《在其香居茶馆里》， 篇名就说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其香居茶馆”，然而在这里演出的却是一场丑剧;在《公道》这个题目下所揭示的也是极不公道的争夺前方阵亡士兵家属的抚恤金的恶行;而《模范县长》中的“模范县长”则是贪污抗日军粮的恶棍;《联保主任的消遣》则在“消遣”二字上点出国民党基层行政人员任意荼毒人民，视抗战公务为儿戏的本质。所有这些讽刺手法的运用，由于都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因此与那种“词意浮露”、 “笔无藏锋”的谴责讽刺是大异其趣的。鲁迅在谈到《儒林外史》的时候说，作者“多据身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刻画、掊击习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中国小说史略》)。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的讽刺艺术是通过真实的、创造性的对现实的描写，来对真实加以发扬，这种讽刺“不证明，也不推翻什么，就靠了十分忠实地揭示事物的特征，或用确切的比较，或用确切的推断，或干脆用如实地描写，十分鲜明地把事物的丑恶表现出来，这样地来扑灭它”(《论莫斯科观察者底批评及其文学见解》)。与吴敬梓、果戈理类似，沙汀小说讽刺手法的特点主要是以生活本身去打动人心，讽刺的锋芒蕴含在“有真意，去粉饰， 少做作， 勿卖弄”的白描手法中，因此含而不露，引而不发，在笑声中收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的讽刺效果。
沙汀作品在人物刻画上，大量真实精确、独特典型的细节的运用，也与作品不露声色、情感潜藏的客观描绘相一致。有的现实主义作家， 当他们从平常事物中看出不平常的东西之后，往往运用夸张的笔墨表现出来，于是，生活细节的描绘，人物性格的勾勒，都成了一些不平常的现象。如张天翼，他笔下的华威先生的强烈的权力欲和终日忙碌的外在表现，就是通过他到处参加会议，到处抢着发言，以至“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 “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的夸张到惊人程度的细节渲染出来的。然而在沙汀笔下， 当他从生活中捕捉到能够突现事物的本质、生动地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时，不是象张天翼那样使它们成为不平常的，而是仍然让它们保持着从生活中得来时那样的平凡性。自然，在总体构思上，他很注意典型情节的提炼和喜剧性矛盾的发掘，善于构思表现力很强的喜剧性情境，使社会矛盾借助荒唐、偶合、误会、越轨的状态以高度浓缩的尖锐的畸形画面呈现出来。然而，作品的细节描写却又如同生活本来的样子得到非常朴素、精细的表现。例如《淘金记》中关于白酱丹的穿戴衣著的描写：他头上戴着猫皮土耳其帽，身上穿着破马褂改成的花缎背心，背心上吊着银质牙签，还有那把从不离手的红铜衬底、白铜镌花的响水烟袋。这种北斗镇人们司空见惯的地道的没落士绅的打扮，一经作者逼真、精细地描绘出来，便鲜明地反衬出他那自视甚高、却穷得揭不开锅的尴尬处境，更加深刻地表现了他千方百计争夺筲箕背金矿的内心世界。还有何寡母，她那身狐腿旗袍，浓黑放亮的头发，头上翘着的一支黄金挖耳，以及手上经常托着的一只细小的描金茶壶和她特有的极为讲究的烧烟方式，处处都显出一副非常尊贵的大家风度。这种描写有助于刻画她的好强逞能而又愚顽守旧的性格，并能更好地反衬出她那自觉尊贵而实则一败涂地的悲剧性处境。沙汀小说中这一类细节描写能够深刻地揭示特定情景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气质，因而是典型的、独特的。然而它们又象生活本身一样的精细、逼真，具有充分的生活具体性和艺术描写的准确性。沙汀说： “找故事容易，找零件难”，这“零件”就是指的“细节”。这句话的意思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庄严”地说“谎”(虚构)，但“在细节上”必须“是真实的”。沙汀作品的细节正是从生活中捕捉得来，又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认真艰苦的构思才赋予它们以艺术生命力的。
沙汀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别具特色的。他善于从生活、从人物出发，努力发掘具有个性化的语言，形成既有浓郁乡土气息又有个性特点的语言风格。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别具一格，注重语调、语势，善于用简洁洗练而又跌岩多姿的笔墨，为形象的描绘作补充，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沙汀对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也是成就卓著的。茅盾曾说： “沙汀的作品在那时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我是很佩服他的”(《短篇创作三题——答青年问》)。大中取小，小中见大，从大背景中选取小侧面和特定角度，又从一个或一些小的生活侧面透视事物的本质，反映大背景、大主题，这是沙汀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很讲究对生活片断的切取，一种是对生活横断面的切取，即经过精心构选，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通过一个或几个生活场景，概括丰富深刻的内容，如《航线》、《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另一种是生活纵切面的撷取，往往借助一条主要线索的勾勒，将若干生活片断串联起来以展示人物和事物的发展，从而揭示深刻的社会历史进程，如《范老老师》、 《呼嚎》等。沙汀短篇小说体裁运用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剪裁，充分利用所选取的矛盾焦点，对布局和结构作艺术的构思，使艺术形象既集中、紧凑，又富于变化，别开生面;既简单明了，又最大限度地发挥画面情节的表现力和概括力。茅盾在评《你追我赶》时曾说： “从艺术的构思看来，短篇小说之所以为短篇小说而不是压缩了的中篇小说，应当有其特殊的条件。字数的限制(例如说万字左右)，不能算是决定性的条件，在我看来，所谓截取生活片断，从小见大，举一隅而反三，这个说法，还是不能抹杀的。如果着眼在这里，那么取材、布局、描写人物、安排环境等方面，短篇小说便自有其不同于中篇之处。如果强调这点，不算是树立清规戒律，那么，我以为《你追我赶》是一篇严守绳墨，无懈可击，而又不落纤巧的佳作。”这一段话完全可以用来概括沙汀解放前后一些优秀短篇小说在体裁的运用和艺术表现上的共同点。
沙汀的作品正是在表现角度的选择、不同主题的提练，独特的形象体系和典型化方法的探寻的基础上，经过对艺术形式、手法、体裁和语言等的推敲、锤炼和探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深沉、含蓄、严谨、精细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沙汀作品的这种风格与同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艾芜的作品比较，可以看得更加分明。艾芜的作品饱含着强烈的感情，长于表现底层人民的理想信念、生活情趣和乐观精神，加以异域风光和传奇色彩融入作品的形象中，因此具有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而又有丰富的生活实感。形成了一种淳朴自然、明朗绚丽的风格。沙汀则长于表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灾难和反映黑暗的现实生活，善于按照生活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从人物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处境出发来刻画人物，加以构思严谨、精当，描写真切、细密，因此他的作品于朴实、洗练中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和回味。同是以现实主义手腕见长的作家，沙汀也既不同于张天翼的机智、明快、锋利、夸张的风格，又与丁玲的大胆坦露、饱和感情的细腻心理分析的特色，有着明显的差异。
我们在论述并赞赏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上述独特风格的同时，又总感到某种不足：他的笔触虽然冷峻犀利，却不够舒展泼辣;严谨精当，但显得有些拘谨简约;含蓄深沉，也略见沉闷晦涩。但瑕不掩瑜，沙汀作为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为现代文学园地增添了硕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终不失为一位有特殊贡献和卓越成就的优秀作家。
注释
附录一 沙汀主要作品目录:
《俄国煤油》,写于1931年4月,最初收入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
《莹儿》,写于1931年10月,最初收入《法律外的航线》。
《码头上》,发表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1月15日),收入《法律外的航线》。
《恐怖》,写于1932年4月,初收入《法律外的航线》,又收入1980年版《祖父的故事》。
《法律外的航线》,写于1932年8月,收入同名短篇集。
《法律外的航线》(短篇小说集),上海辛恳书店1932年10月初版。
《土饼》,发表于《现代》第三卷二期(1933年)。
《老人》, 《文学》第1卷2号(1933年8月1日)。
《丁跛公》,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46期(1935年4月7日),又收入《大公报·文艺丛刊》(1936年8月)。
《凶手》, 《文学》第4卷6号(1935年6月1日)。
《赶路》, 《创作》创刊号(1935年7月15日)。
《兽道》, 《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
《苦难》, 《文学》第7卷1号(1936年7月1日)。
《在祠堂里》, 《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
《灾区一宿》, 《光明》1卷2号(1936年6月25日)。
《土饼》(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年7月初版。
《代理县长》, 《国闻周报》第14卷第1期。
《航线》(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年2月初版,为《法律外的航线》的新版本。
《龚老法团》, 《光明》2卷11期(1937年5月10日)。
《苦难》(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7月初版。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文艺阵地》1卷5期(1938年6月16日)。
《堪察加小景》, 《文艺突击》( 1938年11月1日)。
《联保主任的消遣》, 《文艺战线》1卷2号(1939年3月16日)。
《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报告文学),知识出版社1940年11月重庆初版。本书曾以《我所见之贺龙将军》为名,由新时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
《磁力》, 《抗战文艺》7卷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
《老烟的故事》, 《文艺阵地》6卷1期(1941年1月10日)。
《在其香居茶馆里》, 《抗战文艺》6卷4期(1940年12月1日)。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1960年二次列入“文学初步读物”中出版。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 《抗战文艺》7卷1期( 1941年1月1日)。
《公道》,收入《十人小说集》(沙汀等著,1943年7月重庆文聿出版社初版),后收入沙汀短篇小说集《小城风波》。
《艺术干事》,写于1941年6月,收入短篇小说集《小城风波》。
《淘金记》(长篇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5月初版。
《模范县长》, 《文艺杂志》1卷1期(1942年1月15日)。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 《文艺杂志》一卷三期(1942年3月15日)。
《磁力》(短篇小说、论文集),系艾芜主编《文学丛书》之一。1942年9月三户图书社出版。
《闯关》(中篇小说),建国书店作为“当今文艺丛书”之一于1945年6月初版。
《奇异的旅程》(即《闯关》),重庆当今出版社“当今文艺丛书”之一(1944年5月初版)。
《小城风波》(短篇小说集),重庆东方书社发行“东方文艺丛书”之一(1944年4月初版)。
《困兽记》(长篇小说),重庆新地出版社1945年4月、1946年出版。
《替身》, 《文哨》1卷3期(1945年10月1日)。
《呼号》(即《呼嚎》),《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卷2期(1946年1月20日)。
《范老老师》,1946年1月9日、10日《新华日报》。
《播种者》(短篇小说集),上海华夏书店1946年2月、8月两版;复兴书店1946年亦出版。
《兽道》(短篇小说选集),群益出版社1946年4月出版。
《催粮》,《萌芽》1卷1期(1946年7月15日)。
《烦恼》, 《人世间》复刊第1期(1947年3月20日)。
《意外》, 《大公报·星期文艺》第61期(1947年12月7日)。
《还乡记》(长篇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7月初版。
《呼嚎》(短篇小说集),新群出版社1947年、1950年出版。
《钟敖》,写于1947年11月29日。收入短篇小说集《医生》。
《选灾》, 《小说》1卷1期(1948年7月1日)。
《堪察加小景》(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8月出版。
《医生》,写于1949年11月。
《炮手——蒋管区生活实录》《小说》4卷1期(1950年5月1日)。
《酒后》, 《小说》4卷4期(1950年11月1日)。
《减租》, 《大众文艺》1卷1期(1950年5月)。
《医生》(短篇小说集),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5月出版。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
《谈谈人物的创造》(论文), 《西南文艺》1953年第6期。
《沙汀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
《堰沟边》,《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
《卢家秀》,195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过渡》, 《人民文学》1955年12月号。
《老邬》,《人民文学》1957年5、6期合刊(1957年5月20日)。
《摸鱼》,写于1957年3月6日,发表于《文艺月报》1957年第6期。
《开会》, 《收获》总第一期(1957年7月)。
《在牛棚里》,《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
《夜谈》, 《人民文学》1958年11月号。
《沙汀选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
《过渡》(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3月初版,1963年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
《欧么爸》,《人民文学》1959年12月号。
《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峨眉》1960年第1期,转载于《人民文学》1960年3月号。
《作家的责任》(论文),1960年8月3日《光明日报》。
《你追我赶》,《人民文学》1960年10月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文艺小丛书”,于1961年7月出版。
《假日》,《上海文学》1961年2月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文艺小丛书”,于1961年7月出版。
《夏夜》,写于1961年6月15日。
《一场风波》,写于1963年2月至6月21日。
《煎饼》,写于1964年4月14日。
《青坡》(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谈),《收获》1979年第1期。
《过渡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文艺评论),《文艺报》1980年第4期。
《敌后七十五天》(回忆录),《收获》1981年第2期。
附录二 沙汀研究资料简目:
茅盾《〈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文学月报》第1卷5—6期(1933年12月)。
侍桁《文坛上的新人·沙汀》,《现代》第4卷第6期(1934年4月)。
卞之琳《沙汀的〈淘金记〉》,《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
王瑶《黄曼君著〈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序》,载《华中师院学报》(社哲版)1981年第3期。
黄曼君《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初版。
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王晓明《论〈淘金记〉》,《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3期。
王晓明《论沙汀的〈困兽记〉》,《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王晓明《论沙汀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丛刊》第2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