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趣谈·康熙
《康熙》：康熙 清顺治十一年—康熙六十一年（1654－1722），爱新觉罗氏，庙号圣祖。八岁即位（顺治十八年），年号康熙。康熙六年亲政。八年，智捕鳌拜，夺回大权。奖励垦荒，治理黄河；设立南书房掌拟圣旨，加强皇权；收复台湾；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平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巩固了国家统一；又巡行东北，数次发起反击沙俄的战争，签定《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发展。他一生苦研儒学，表倡程朱理学，开博学鸿儒科，设馆纂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
《康熙》：主要闲章：敬天勤民 万机余暇 戒之在得 惟尧则之
敬天勤民
敬天是清朝历代皇帝尊崇的一项重要方针。康熙也不例外，他有“凡富贵皆由天命”的言论，但他对天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认为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并非由天命决定，而取决于人事。并把“天”与“民”等同看待，认为“盖为愚民为不可欺，居官之善与不善，到任不过数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也”。可见，这与单纯的讲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至于勤民，康熙认为君主是为百姓而设的，“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因特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洲无一夫不获其所也”。所以，为君要敬重百姓，时存诚敬之心。“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礼记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终皆言敬慎，大抵诚与敬，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尊重百姓，就是要千方百计为百姓谋福利。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勤民的具体表现就是勤政。就是“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有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君临天下之道，推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并时常提醒自己要“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相间”。这种以民为本的勤政思想，也时常体现在他的诗文集中，“朕抚御天下，每以民生为念，夙兴夜寐，无时少懈也”，“朕先忧而饮食俱废者，为民也”。在其亲政之初，就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事书写下来，悬挂在宫中，以敦促自己尽快解决。三事中，河务、漕运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康熙亲政后一直坚持每日在乾清门御门听政。康熙三十二年，有人建议他更定御门听政日期，隔三四日御门一次，但他不同意，并说：“我听政3 0多年，各项规章制度已经定型，同时自己也习惯了这样规律的生活。一天不御门理政便觉不安。如果隔三四日御门一次，便会产生懒惰心理，这怎么能行呢？”最终还是坚持每日御门听政之制。康熙在位61年，可谓勤勤恳恳，言行一致。他的敬民勤政的思想在雍正、乾隆那里得到了延续。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所说的“康乾盛世”。
康熙像
万机余暇康熙一生不但勤于为政，而且善于调节自己的生活。他说“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尺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读书和写字。康熙一生勤于读书，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他曾说，小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由侍臣讲解经书义理，处理完政事后，又端坐乾清宫读书。以至10岁左右便博览四书五经，十七八岁更加勤奋，有时累到咳血的程度，仍手不释卷。但他的读书不是死读，一是为了加强自身修养，更重要的是经世致用。在书法学习上，他也是一丝不苟，经常临摹米芾、赵孟頫等人的作品，动辄上千字，有时竟忘记了劳累，他有专门的书法老师，“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并且还学得很虚心，沈荃曾说：“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他也不恼，反“深喜其忠益”。正是这种虚心忘我的态度，使他在书法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敬天勤民
万机余暇
戒之在得此印文的来历，《秘殿珠林》卷一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项龄、王掞、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采择经语，可刻小玺者。诸臣遵旨恭拟进呈，俱不当意。有顷，朱笔批出‘戒之在得’四字，谕云：‘朕之得之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稀者也。朕今何思何虑？惟守宣尼四字明训。’诸臣拜手叹美云：‘圣德如天，忧入圣域而学不倦如此。’”宣尼即孔子，他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康熙认为“朕今年高，戒色戒斗之时已过。惟或贪得，是所当戒。朕为人君，何所用而不得？何所取而不能？尚有贪得之理乎？万一有此等处，亦当以圣人之言为戒”。此印刻于康熙六十年，体现了晚年康熙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还曾在康熙四十三年回顾4 0余年的求治经历，自责道：“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清圣祖实录》）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不断自我反省，使康熙一直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而成为一代明君。
惟尧则之康熙一生很注重自我修养，善于从古代圣人的言行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演化为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师古人，主要在师其德，即儒家所提倡的仁、敬、孝、慈、信。他说：“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帝王则要兼而有之。他对《尚书》中所论治天下之法极为信服，并说自尧、舜、禹以来为人君者所应具备的心法和治法，在《尚书》已经全都有了阐述。所谓治法，也就是建都树屏以立其纲，设官置吏以张其纪，经天纬地以尽其才，亲亲尊贤以弘其业，黎民阻饥而为之教稼，五品不逊而为之明伦，为礼乐以导其中和，为兵刑以息其争讼，事未然而预为之备，患已至而亟为之驱，也就是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心法则是敬、诚、中。敬则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摇，诚则孚信在中而伪巧不能间，中则公正无私而邪说不能移，也就是帝王自己的修养和品德。康熙认为心法为治法之本，充分肯定了帝王个人修养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并身体力行之。这就是此印所指。
戒之在得
惟尧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