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傅雷
《傅雷》: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1927年到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和卢佛美术史学院听课,专攻美术理论、艺术批评。留学时期,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1931年秋回国,在上海美专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秋与友人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1940年后主要从事外国文学译著工作。1945年,与马叙伦等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建国后任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 初,受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一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15部,60年代被吸收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译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嘉尔曼》《高龙巴》《老实人》《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艺术哲学》等。现出版有《傅雷译文集》和《傅雷家书》。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 ——最后一封家信
傅雷以他勤奋的一生,从他青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一共翻译了33部外国文艺名著。这位踏踏实实、刻苦耐劳、卓有成就的文艺家,不堪凌辱与诬陷,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同妻子朱梅馥,从从容容,坦坦荡荡,一起含恨弃世。这是他弃世前,即9月2日深夜,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的。
信中说: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 (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这里所讲的“反党罪证”,即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庆龄的照片,保留这两件东西大概是傅雷夫妇致命的“罪行”了。但据傅雷的子女讲: “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 可见他们的“罪行”纯属 “莫须有”。
信中又说: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然后列出委托给朱人秀的13件事。其中包括: “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武康大楼 (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旧挂表 (钢) 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等等。一项项交代得既从容又认真。几个小时后,夫妻俩就离开了人世。
傅雷之死,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20年后,施蛰存先生在《纪念傅雷》中写道:“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中,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老作家柯灵1978年也曾写文章说:“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太桀骜不驯了。但我想,为了社会的清明和进步,党宁取光明磊落的鲁男子,也不该要看风使舵的聪明汉,半阴半阳的两面人。”
永别了,傅雷先生。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愿你们夫妇在地下安息!
傅雷写给儿子的信 (一)
傅雷写给儿子的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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