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人物简历简介,田间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田间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创作，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五十余年来，田间在诗歌园地上进行了严肃而辛勤的探索。田间走过的道路，按照创作内容和艺术追求的变化，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阶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至解放前夕阶段;以及建国以后的阶段。通过对这些创作阶段的特点、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和区别的分析，试图获得对诗人的创作全貌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田间诗歌创作的成就与不足，有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估计。
一
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县人。1916年5月生，自幼在家乡读书。中学时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较多地接触“五四”的新文学作品，同时也开始学写新诗。1933年进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过由“左联”主办的《文学丛报》和《新诗歌》等刊物的编辑工作。
1935年，田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未明集》。1936年，《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也相继出版。写这些诗时， 田间还不到二十岁。它们虽然带着摸索过程中尚嫌幼稚、不免粗糙的痕迹，但是，也显露出清新、泼辣、蓬勃的战斗气息和创作色彩，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未明集》的内容，侧重于描绘三十年代前期旧中国农村、城市的黑暗情状，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诗中回荡着阴郁激愤的情绪，不过，在强烈的痛苦中，又有对于奋起的期待和召唤。《中国牧歌》仍有阴郁和伤感，但色调变得明朗，节奏也趋于急促。表现当时人民群众抵御步步进逼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绪和行动，是这个诗集的主要内容。《中国农村的故事》是一首长诗，分为“饥饿”、 “扬子江上”和“去”三部分。茅盾在当时把这部长诗归入“叙事诗”之列，但也指出它这样的特点：并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有一些粗线条勾勒的跳动着的生活画面，因而又说它“也许不能称为叙事诗”(《叙事诗的前途》)。
这是田间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些诗集(尤其是《中国牧歌》)在当时的受到注意，原因是：其一，诗人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生活感受的真诚态度。它们虽显得幼稚，但“没有诳语”， “诚实的灵魂”向读者解剖(田间《我怎样写诗的》，《未明集·代序》)。率真和坦诚，正是成就一个诗人的可贵的品质。其二，三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气氛、时代情绪，在这些诗中有鲜明的反映。胡风在《中国牧歌》序中讲到： “田间是农民底孩子， 田野底孩子，但中国底农民，中国底田野却是震荡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暴风雨里面。从这里‘养育’出了他底农民之子底温顺的面影同时是‘战斗的小伙伴’底姿势。”一方面，田间以一个“农民之子”的身份，对于流着血和泪的村野，对于辗转、挣扎在这上面的农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忧伤;另方面，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暴风雨所鼓舞，又焕发出投身于战斗的热情与渴望。在田间的主要是感情流动的诗行里，粗犷的线条给我们描画出这样的画面：没有太阳的街、荒芜惨淡的村野、忧郁而无光的河流、侵略者踏着妇人与孩子的尸骸上岸……在这样的黑色的背景上，诗人歌唱着甜蜜的玉蜀黍，年轻的油菜，歌唱着人民的生命力和他们“钢铁的健康”，歌唱着他们“心底的愤怒”和勇猛的“反叛”，赞颂着民众从饥饿的死亡线上出发的“渴望着盐和水”的行列，他们所挺起的“森林般的胸脯”。
出于更好传达那个动荡不安而又酝酿着斗争风暴的时代脉搏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使作品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量和鼓动性，田间在诗中，密集地使用大胆的比喻和奇诡的形象性联想，并创造了一种短句排列的诗行形式，以期产生急迫跳动的节奏。当然，这几本诗集的弱点也是明显的。诗中的具体描述，有的还缺乏足够的提炼，而表现出某种自然形态的“粗陋”，语言的运用，有时也显得芜杂。更主要的是，虽然在整个的情绪、印象、气氛上，传达了时代的某些特征，表现出感觉的敏锐和新鲜，但是， “深奥醇厚不够，有象木炭画那样深朴的佳作，但也有只是勾勒未成间架的败笔”(茅盾《叙事诗的前途》)。这方面的弱点，虽说有属于技巧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理解还不够深入。因而，鲜明、清晰而又内涵丰富的意象的缺少，与不时出现的呈现感觉敏锐新鲜的闪光句子——这两者都同时存在于这些作品中。
1937年初， 田间赴日本。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立即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投身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他从上海来到武汉，在武汉的不长时间里，写下了《中国底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棕红的土地》、《自由，向我们来了》， 《给战斗者》等著名诗篇。这些作品，从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看，是《中国牧歌》的继续与发展。它们是诗人直接从生活的整体、在开阔的社会背景上去把握时代的艺术方法的总结。抗战开始后， 田间更加自觉地要求自己用诗作为武器，在民众的觉醒动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写于1938年1月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给战斗者》“七月诗丛”版“代序” )一文中说：在今天，作为一个诗人底任务， “是应该赴汤蹈火的，是应该再把中国和它底人民推动向这神圣的民族战争的疆场”，诗人的笔尖，应该“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最紧张处，把歌颂的颜色涂染到人民生活的最切实处”。田间的这些作品，特别是长诗《给战斗者》，正是在实践他的这一宣言。《给战斗者》写作时，距七七事变还不到半年。诗人“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角，一同行进”(《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在敌人“突破着海岸和关卡”、 “散布着炸弹和毒瓦斯”，向着人民扫射、绞杀的时刻，田间的这一“召唤”，具有不容犹疑的决断，绝对的性质：
我们/必须/拔出敌人底刀刃/从自己底/血管。
我们/人性的/呼吸，/不能停止;/血肉的/行列，/不能拆散;/复仇的/枪， 不能扭断;/……
“斗争/或者死……”正是这种对民族生存唯一出路的强调，概括了战争初期席卷全国的民族感情的风暴。《给战斗者》是诗人对祖国深切的爱的热情的飞迸，是将炽烈的情绪——带着忧郁，但也悲愤，且更坚韧暴烈——向生活所作的“投射”。应该指出，田间在这首长诗里的“召唤”，并不是一种虽激昂却空泛的口号式的呼叫，在激情的潮水中，贯注有深沉的素质。人民与祖国，与他们生活的土地之间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无法分割的联系，人民在这“呼啸的河流”、 “叛变的土地”，在血的沙漠、血的广场上生活、斗争所培养生长起来的生命力，构成了《给战斗者》感情的内核。 “从村落底家里”飘散出来的五月的麦酒、九月的米粉、十月的燃料、十二月的烟草的令人陶醉的香味，也就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从灵魂里飘散出来的“祖国底热情，祖国底芬芳”。《给战斗者》的动人的段落，就在于牵动、唤醒我们对在祖国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纯朴的生活的深挚的感情：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流上摇起捕鱼的木船;在“乌兰浩特砂土与南部草地” “负起狩猎的器具”;强壮的少女在篝火底野性的烈焰周围的纺织;——这世世代代“用筋骨，用脊背”所开扩的“粗鲁的生活”，是一时一刻不能失去，也绝不能被摧毁的!《给战斗者》的歌，是对底层人民纯朴生活的深情的颂歌，是对劳动者的顽强生命力、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溪流所浇灌形成的性格的热烈的颂歌，也是号召保卫这生活和土地的不屈的战斗者的抗争、战斗的歌。正是因为它的感情内容所达到的深广内涵，它当然比当时某些用抽象的词句、 “豪壮”的口号来进行呼唤的作品，要更能深入奋起的战斗者的心。
从1938年起，田间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年初，他从武汉到了西安，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 )。夏天，到了延安。年底，随“西战团”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此后，一直到全国解放，田间都生活、工作在这里。从参加“西战团”起到1942年前后止，他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1938年5月脱稿于西安的长诗《她也要杀人》(后改名为《她底歌》 )。在写这首长诗前后，还创作了反映“西战团”生活的作品，如《五个人》(又名《五个在商议》)、 《我们的进行曲》(又名《进行曲》)《晚会》、 《早上，我们会操》等。《她底歌》是一首叙事长诗，表现一个“北方底少妇”的悲惨的经历。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她的儿子，大火吞没了她的房舍，她自己被强盗蹂躏。但是，不屈的白娘，在屈辱、绝望之中抬起了她的头，她在黄河两岸的炮火硝烟中，在庄稼汉的斗争中找到了复仇、斗争的生活道路。这个善良的女人，也要举起刀子。这首长诗，有叙事诗的某些基本特征：人物形象、以白娘遭遇为中心的情节。诗人的描述与主人公狂暴式的心理独白的交织是基本的结构方式。然而，田间对情节和人物性格并非十分重视，情节的因素被竭力压缩，诗的描述，被引导到对一种强烈情绪——复仇、斗争的情绪——的表现上。抗战初期，也许需要这种感情倾泻、呼喊式的作品，但感情的缺乏凝聚，表达上的不加节制，不能不说是它的缺陷。
田间这个时期创作的另一部分是街头诗。在武汉时，他就肯定抗战初期出现的报告诗与朗诵诗的作用。一方面是形势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另方面是诗人对配合斗争的职责的自觉，加上象苏联章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罗斯塔之窗”这一形式在精神上的启发(参见田间《〈给战斗者〉重印补记》，1978年)，田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把街头诗创作作为不可推卸的使命的一部分。1938年8月7日，在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倡导、发起了街头诗运动，田间也是发起者和坚持者之一。1938年底，在随“西战团”从延安到晋察冀的路上，他和邵子南、史轮等同志， “常常自己提着标语筒，和白粉笔、黑炭木，一路上写着。在门窗边，在巨石上，在被轰炸过的墙壁上，写着街头诗。”(《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后来，田间的一些街头诗，被收集在边区出版的《诗建设》、 《诗战线》、 《诗》等刊物和油印本的街头诗集中。
在这些街头诗中，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义勇军》、《坚壁》、 《呵，游击司令》、《多一些!》等，是有代表性并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誉的。短小精悍，通俗明白而又带着警策性的语言，迅速揭示事物本质的表达方式，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在一种论辩式的“假设”上展开，归结到不容置疑的、令人震悚的后果：形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坚壁》则是战斗者的坚定的内心独白：坚壁的枪、弹药在诗的第二段中，迅速扩大了它的含义，而成为根据地人民不可摧毁的决心和意志的隐喻。至于《义勇军》，则在两个画面的对比中，以平淡舒缓的色彩来衬托、暗示战斗者的勇敢和英雄气概。
田间这个阶段的另一类作品，是小叙事诗。这较大地显示了他生活的变化在创作上出现的新因素。由于他深入到根据地群众的斗争和日常生活之中，诗人的思想认识和感情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锻炼。似乎是从这时开始，田间的诗歌创作，逐渐地从主观情绪倾泄的方式，转向对客观具体生活事件、人物的表现。抗战初期的这些小叙事诗，大都写于1939年前后，它们大都表现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敌的英雄业绩。这里有年仅十多岁的牺牲在陈庄歼灭战中的敢死队员(《敢死队员》)，有宁死决不屈服的哨兵王良(《王良》)，有为了消灭负隅顽抗的敌人放火烧了自己房屋的老农民(《“烧掉旧的，盖新的……”》 )。在另一些作品中， 田间也接触到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农民如何克服自身弱点锻炼成长的过程(《夜景》、《回队》 )。
二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对田间的诗歌创作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诗人曾一再加以说明。对于抗战爆发到1942年前的作品，田间常常感到遗憾： “这是在暴风雨的年代写的旧作，没有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到政治和艺术的完全统一，我为此感到惭愧。”(《〈给战斗者〉重印补记》)文艺座谈会之后，田间响应深入工农兵的号召，下到基层做实际工作。从1943年到全国解放，先后担任山西盂平县委宣传部长、冀晋区党委《新群众》杂志社社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他从事地方党的工作，参加过从减租减息到最后一次复查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阶段，田间的创作意识，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追求，出现了下列新的特点：一、在表现群众的革命斗争上，以群众的一员，而不是做为一个旁观者去赞美的这一创作立场更加鲜明， “不是想简单叙述一下事变的经过，而是想评论事变和提出希望，而是想如何更有力地鼓舞斗争、鼓舞群众”(田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二、与四十年代根据地、解放区的诗歌创作潮流相一致，表现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叙事诗，占了这一阶段田间作品的最大比重。三、艺术上更加努力于大众化、民族化的追求，这涉及到语言、章法句式、形象比喻等方面。
与初到根据地时的创作相承接，田间1942年以后仍十分重视小叙事诗的创作。作品有《贫农和酒》、《下盘》、《进城》、 《寡妇》等。1944年表现盂平县农村先进模范人物的“英雄谣”，包括《贺刘万诚》、 《打锤老人》、 《康元》、《好医生》等，也属于这一类。另一组著名的小叙事诗，是1945年创作的《名将录》(有《偶遇》、《山中》、 《月下》《马上取花》、《林中之战》等)。比起1939年前后田间的小叙事诗，上述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有了明显的发展。比如，取材范围扩大了。1939年前后写的《敢死队员》等，大体上是记述边区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的英雄行为和模范事迹，而这个阶段的作品，则还深入到群众生活的较为广阔的方面，包括生产劳动、农村阶级矛盾和群众思想意识的发展。《贫农和酒》表现农村民主政权的建立所引起的社会习俗上的变革：农民们冲破封建思想阻力，喝着喜酒，庆祝寡妇再嫁，庆祝斗争的春天。《寡妇》揭露了地主对长工的欺骗，表现了长工的觉醒。在《贺刘万成》等“英雄谣”中，诗人为当时边区的战斗英雄、生产、学习模范立传。这些作品，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感触到边区生活和斗争的蓬勃的气息和跳动的脉搏。
这个时期的小叙事诗的进步，还表现在作者对他所描述的对象把握上的深入。抗战初期田间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人物及其行动的还属比较表面的速写性记述。虽然作者也在努力追寻、揭示事件的更高一层的意义，但这种追寻还不能说都有坚实的基础。而这一阶段，诗人对生活运动的认识显然深刻得多。特别是1945年创作的《名将录》组诗，有意识地摆脱情节事件琐细描述的负累，着力于展示革命军队将领们(贺龙、聂荣臻、杨成武、肖克、白乙化等)的思想风貌和精神境界：他们的雄才大略，在危急情况下的镇定自若，身经百战所锻炼出来的勇武、智慧，以及他们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人物刻画与人物个性、精神境界的揭示上，这些作品受我国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塑造英雄人物的艺术方法的明显影响，表现了浓厚的浪漫气息和传奇色彩。
对于抗战初期作品(如《她底歌》)在感情表达上缺乏制约的“泛滥”、 “似乎无法控制”的状况， 田间已经意识到。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感情深度、力量上存在弱点，使作家倾向于借助反复的渲染和辅陈。而这种不可抑止的渲泄，又进一步使诗的感情浓度稀薄，缺乏致密的质地。因此，注意到感情表达上的完善的轨道，是艺术追求成熟的考虑。在这个阶段，田间的小叙事诗和抒情诗(《参议会随笔》、 《旷野说》组诗、《换天录》等)中，诗人尽力砍去枝蔓，削去多余的形容和修饰，留出暗示、想象的空间，而出现语言朴素明白，诗句简洁，描述和抒情平淡节制的新的风格。另外，从章法句式的错落参差，到保持大致的整齐，以及群众口语、比喻，民间诗歌想象方式的吸取和提炼，也都取得显著的成绩。象《偶遇》中这种洗炼、干净的句子：
将军， 他在我们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的差不差
将军人好/我看连马也好/马栓到树上/树皮也不咬。象《月中》叙事的简洁，而又富于韵味、蕴含着情感的段落：
他独坐窗前/看完一段书/走到院中/忽见月边有雾
这时，天已夜半/他又听见远处/仿佛有马啼唤/笑非笑，哭非哭
将军随即下令/全军枕枪待发/自己仍回窗前/又看完一段书
1945和1946年， 田间先后创作了《戎冠秀》和《赶车传》两部长篇叙事诗。戎冠秀是当时晋察冀边区著名的英雄模范，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全诗除开头的“题像”部分外，共分四章，每章又有若干个小标题，按戎冠秀生活经历先后，截取她在旧时代贫苦日子到翻身、提高觉悟， 以及她爱护关怀子弟兵的模范事迹的一些片断。事件之间虽有时间上的顺序，但每一节都是独立的：或叙述她的某一段遭遇，或描写某一个场面。全诗除极个别地方外，基本上都是每节四行的五言句式。这首长诗原来是配有插图的，诗因此又带有说明的性质。《戎冠秀》是田间运用民歌形式，使诗歌通俗化的一个尝试。由于它的语言、形式上的通俗易懂，写的又是一个受人爱戴的真实的模范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的高尚思想品质，因此，这首长诗在当时受到群众的欢迎。不过，它还不能说是成功的创造。1950年， 田间在《戎冠秀》再版(知识书店版)的《小记》中写道： “这首诗本来没写好，虽然改了，也还不能尽如己意”，“开始创作时没计划好，象这么一件事一件事排开来的写法，不便尽情叙述。”这里所说的确是长诗的重要缺点：一连串的事件的平列，情节显得琐碎，值得展开的部分也受到限制，只能都停留在一般的记述上。另外，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揭示也还比较肤浅，民歌形式的学习、掌握也缺乏创造性。
《赶车传》则取得较大的成功。它与《王贵与李香香》、《圈套》、《死不着》等叙事诗一起，显示了四十年代表现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解放区叙事诗的实绩。1943年前后， 田间在边区工作时，到过一个游击区做征粮工作，还和别的同志一起领着民兵打游击，保卫征收。就在这次与群众一起的紧张战斗中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赶车传》就在这一次工作中开始孕育。长诗发表于1946年，1948和1953年两次修改。故事发生在山西盂县。1936年闹灾荒，五里村贫农石不烂秋收交不上租子，地主朱桂棠趁机想霸占石不烂的女儿蓝妮。石不烂到县衙门告状失败，被迫将女儿送到朱家。成亲那天，他放火烧朱桂棠家，但是，这种个人的反抗并没能取得胜利。石不烂怀着深仇大恨逃离家乡到河北赶车谋生。后来，他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懂得了革命道理，懂得贫苦群众只有提高觉悟，团结起来，才能翻身改换天地。石不烂和共产党员金不换一起回到五里村，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开展减租减息，终于斗倒地主朱桂棠，蓝妮也因此脱离火坑，走进新的生活。
田间在塑造石不烂、蓝妮的形象时，始终突出表现他们与地主阶级的阶级仇恨，他们的斗争精神，他们顽强不屈的性格特征。虽然他们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感情心理的刻画也还缺少层次。但是，他们不惧威逼，不被引诱，压不倒、砸不烂的石头般的性格和烈火一样的爱憎，却表现得强烈感人。与《戎冠秀》不同，田间在这里不是就事论事，不局限于事件表面上的意义，而力图通过石不烂父女的遭遇和斗争经历，来概括、展示现代中国农民悲惨处境和他们求解放的必由之路。
《赶车传》在结构上、情节安排上与《戎冠秀》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较大不同。全诗共十五回，每回集中写一个事件或一个场面，这是相同的地方。但《赶车传》全诗情节比较集中，每回之间内在联系线索紧密，因而构成了一个整体。诗的章法句式都比较灵活，可长可短，但以五字句和六字句做为主干。为了思想感情表达的需要，把整齐与不整齐结合起来，在变化中求整齐。在运用群众语言、比喻、形象等方面，也较少生硬模仿的痕迹，而表现了更多的独创性。
三
“旧世界我打倒，新世界我欢迎;我把我的歌声，唱给新世界听。”——这是田间写于新中国刚诞生时的短诗《预言》中的一节。新中国的建立，使田间的诗歌创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诗人对自己的艺术创造表现了更加高涨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他表示，他似乎是才开始写诗;过去，有许多理想还未实现。他要更积极地用歌来歌唱人民的希望和斗争。
建国后，田间对新的生活很有热情。五十年代初他两次到朝鲜前线。此后，他的足迹遍及内蒙、云南、福建、广东、甘肃、新疆等地。五十年代，他还在长城脚下的农村，他过去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密切关注并常有敏捷的反应。建国初期，他歌唱祖国人民的新生，歌唱保卫和平的运动，反映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他写了“诗传单”，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他在《祖国颂》中，开始把劳动建设的美的主题引进自己的诗中：
在辽阔的国土上，/是谁在摇动山石?/不是狂风， 不是暴雨，/是劳动者的脚步。
1956年和六十年代初，他曾致力于表现内蒙、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活风貌和历史变迁。从1958年起，他更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去表现、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历史上的大事变。八十年代，田间的创作热情未衰，仍不断有新作问世。他表示： “一个革命的写作者，只要还能写作，就没有终点站。”(《田间诗选·跋涉者语》)建国以后的三十余年间，除“十年浩劫”期间以外，他创作的数量比解放前要丰富得多。他出版的诗集(不包括收录解放前作品的集子)有《向日葵》(1955)、 《汽笛》(1956)、《马头琴歌集》(1957)、《芒市见闻》(1957)、《天安门赞歌》(1958)、《东风歌》(1959)、《英雄歌》(1959)、《1958年歌》(1959)、《田间诗抄》(1959》、《火颂》(1962)、《非游游记》(1964)、《太阳和花》(1965)以及《清明》、 《天山诗草》、《长城行》等十几部短诗集，还出版有叙事诗集《长诗三首》、《英雄战歌》和规模宏大的两卷本《赶车传》。
在这些内容各异、形式也有变化的作品中，给读者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抒情短章，特别是1957年以前的部分。朝鲜战争期间写的《雷之歌》、《给一位女郎》等，是动人的。《雷之歌》与田间后期的许多抒情诗不同，它没有更多的比喻和象征，在对情景的富有表现力的叙述中，表现了志愿军战士崇高的感情和责任感。这里，有浓烈的生活实感，也有对强烈感情的高度提炼。1956年，田间访问了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内蒙。这是一片美丽辽阔，充满迷人传说的土地。在这里，他看到了新的生活的萌芽，并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历史性意义。 于是， 在《鹿》、《写在马头琴上》、《历史家》、《喷泉》、《嘎拉玛朝》、《听歌》等作品中，竭力以草原的民间传说作为构思的基础，把历史和现状联结起来，用美丽的传说、幻想来衬托、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的现实和未来。
田间另一组出色的抒情诗，是他1956年底到云南的作品。他到过德宏傣族景颇族首府的芒市，到过大理、丽江、佧佤山和西双版纳。傣族等少数民族的风情，他们的新的生活，中缅边境人民之间的友谊，给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带着欣羡而又从容不迫的笔调来写芒市：
芭蕉是它的门户，/竹林是它的围墙;/一条长长的街道，/就在竹林的中央。
一边是木瓜树，/瓜儿吊在树上;/一边是绒球花，/满树花色金黄。
对于中国和友好邻邦人民间的友谊，他的《给白鹤》超脱事件的真实细节，在动人的比喻性形象上展开：
那边有一群白鹤，/落到我们这一边。/它路过我们的竹楼，/喝下了几口甜水。
这里有一片小湖，/湖边长满了芭蕉树。/树上的露水晶亮，/湖里的清水香甜。
田间以云南几个兄弟民族的历史和新生活做为题材的长诗三首： 《龙门》、《丽江行》、《佧佤人》，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成功。
1958年以后，田间的诗歌创作，也有比较成功的作品，但从总的趋向上看，从创作的总体上看，却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出现了“危机”(1956年，茅盾在《关于田间的诗》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危机”这一说法)。当然，问题的出现，并不始于1958年，但从此之后，暴露得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的思想和感情的肤浅、重复，艺术上，诗的意象、比喻、想象、构思的雷同和越来越脱离丰富多彩的生活土壤。这在《东风歌》、《英雄歌》、《1958年歌》、《火颂》、《太阳和花》等集子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这一严重的“危机”，又集中反映在两卷的叙事诗《赶车传》上。
从1959年到1961年，田间把他原来的叙事诗《赶车传》，扩大、发展为近两万行的上下两卷共七部的鸿篇巨制。这七部是： 《石不烂赶车》、《蓝妮》、《石不烂》、《毛主席》、《金娃》、《金不换》和《乐园歌》。关于为什么要扩展这部作品，田间说，在原来的《赶车传》写成不久，他陆续写过有关阶级斗争的四、五首长诗，主题和人物与《赶车传》有一致的地方。这些草稿，便构成“续篇”的一些素材。更主要的是，田间认识到，中国农民命运的变化，使封建势力彻底崩溃和新中国很快出现的这一艰巨复杂的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诗人感到他有责任“来记录我们时代的变化”，“有义务来歌颂，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变，把斗争的历史告诉全世界的人们 把革命的歌唱给我们的子孙”(《赶车传》上卷《后记》)。这一意图，促使他动手去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
为了适应这一总体要求，田间对原来的《赶车传》作了修改。故事发生地点由盂县改为河北的长城脚下。第一部的个别情节也做了变动。这部长诗，在原来《赶车传》的基础上，写到石不烂、蓝妮、金不换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写到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写到蓝妮的爱情，写到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部长诗的特点是：一、整个故事和涉及的人物，安排在一个大的象征性的构架之中。如作者所说， “我们的时代，好象是车子。赶车的是工人阶级，共产党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石不烂等人。” “这车子，就是这时代的一个象征”(《赶车传》上卷《后记》)。因此，诗人考虑的是怎样赋予他的人物更多的阶级的、普遍性的思想感情内容，事件与人物的个性和特殊性逐渐受到模糊和削弱。二、为了达到对时代所作的史诗性的概括，田间设法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写到诗中，如1947年的延安撤退，毛泽东同志留在陕北继续指挥斗争，延安的收复，平山县西柏坡的全国土地会议， 《土地法大纲》的颁布等等。这些历史事件在诗中，并非只作为社会背景存在，而是作为情节的一部分。于是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故事情节的结合的问题。田间对直接表现这些历史事件的处理，妨碍了诗人把主要力量，放在石不烂等人物及其具体斗争的典型性的研究和表现上。三、在叙事与抒情的处理上，更加趋向于只把握情节基本轮廊，而尽量压缩忽视细节的方法。忽视思想感情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环境，因而也就模糊了思想感情的具体性和个性。
两卷本的《赶车传》出版后，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应。虽然这部长诗的开始部分写得较好，后面也不乏一些出色的章节，但从整体上说，对田间这样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不啻是一次重要的挫折。
四
田间从三十年代初期到现在，作为一个诗人走过一条看起来平坦、实际上有若干起伏的道路。他把自己称为“跋涉者”(1983年出版的《田间诗选》作者前言题为《跋涉者语》)，这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统观田间各个阶段的创作，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特色，他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艺术道路上遇到的矛盾，出现的某些失误，试做如下的分析：
第一，田间的诗歌观，特别是在诗人与人民、诗歌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始终坚持着明确的认识。在《中国牧歌》里用诗的形式写的“跋语”(《诗，我的诗呵! 》)中，田间写道：“诗，/强烈的节拍，/战斗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 “诗，/军队一样，/向明天/和世界去。”1938年1月，他在武汉写了《论我们时代底歌颂》一文，热烈期待着、呼唤着诗歌对于神圣的民族战争的配合，把诗人的歌颂， “符合着战斗者底步伐”， “迎接着英雄的呼声”。1942年，田间曾写过诗论形式的《拟一个诗人的志愿书》。在这里，人民、战争、革命，是这个诗人行动、写作的最崇高的目的，而诗，则是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枪、武器。这种诗歌观念、创作态度，也是他建国后写的《关于诗的问题》(见《海燕集》)等重要文章的中心论点。对诗人职责、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这种理解，使田间从一开始创作起，就自觉关注时代风貌、社会变革、人民命运与斗争等重大问题，也使他十分重视诗歌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效果。他对街头诗等形式的重视，对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追求，都可以从这方面得到解释。这种诗歌观，使他十分注意表现时代的伟大斗争和人民的生活情绪。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简短的诗行、急促的节奏传达出那个苦难、也是奋起的时代的脉搏和情绪，他反映根据地、解放区人民生活、战斗的诗篇，都是他的这种追求的成功的结晶。当然，诗人要在自己的歌中代表人民的意志，就必须正视现实。他生活着，感受着，也同时思考着。诗歌对于时代生活的高度的艺术概括——如田间所极力追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人通过独创性的形象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深刻思考，是在优美动人的诗行中显露出来的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感情的真知灼见，是发掘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发掘生活中美丑的对立和消长……因此，任何对社会生活的表面化的、停滞僵化的观点，都直接阻碍这一追求的实现。田间在后期，特别是1958年以后，把社会主义的建立，看作是理想境界的完全实现，把我们的社会生活看成没有矛盾、没有纷扰、没有暗影的透明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乐园”。这种把握生活的指导思想和艺术构思的基本公式，使他放弃了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真实体察。田间是重视深入群众生活、鄙视脱离实际的“象牙之塔”的。但是，这种凝固不变的思想观点所形成的思想壁垒，却把他与真实的生活隔离。这也就是他后期某些诗，包括长篇叙事诗《赶车传》的思想内容日益空泛、肤浅的症结所在。
第二，诗的意象、节奏、感情强烈的生活色彩，逼人的生活气息，是田间诗歌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原因。1943年，闻一多在评论田间诗的文章《时代的鼓手》中，指出田间抗战时期的作品“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伴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闻一多在引录了《多一些! 》和《人民底舞》之后中肯地指出：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类似的评论，也表现在胡风的一些文章中。在《中国牧歌·序》中，胡风指出年轻的田间的诗里“充满了战争气息”， “在独创的风格里表现着感觉底新鲜和印象底泛滥”，在他的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这都指明了田间诗作的优长之处。田间初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说，他的那些“粗野的句子，愤怒的句子，燃烧的句子”，是“从故乡的风，扬子江上农民底暴风雨中来的”，是“从田野的哭泣，和茅屋的眼泪中来的”，是“从岁月的饥饿”， “从失去的东北底土地”来的(《诗，我的诗呵!》)。真实的生活感，贴近土地、贴近人民胸间的“生活欲”，这就是田间那些作品的动人力量所在。在他的诗中，有棕红的土地，篝火的烈焰，热燥的水流;有一面喂她底乳儿，一面听着演说的荣誉战士，有在血还没有干的沙滩上愤怒行进的农民队伍，有沉醉在酒里，欢迎着春天的贫农……不过，后来，尤其在建国后的某些诗作中，田间在对诗的情感、语言进行值得肯定的提炼的同时，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一特色的保持和发展，生活气息、色彩在削弱，在某些作品中，甚至减退到苍白、不可辨认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另一重要的失误。
第三，田间在诗歌艺术上，几十年来，进行了辛勤、艰苦的探索。这涉及到诗艺的许多方面。从主要的方面说是两点，一是对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追求。这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时就开始，而1942年后，则从理论和实践上却表现得更自觉。1958年后，他把诗歌大众化，新诗学习民歌的问题，提高到方向、原则的高度来看待，把学习民歌看作是新诗首要任务和取得成绩的首要保证，是新诗的出路，并反对民歌的艺术形式有局限性的说法。从田间的创作实践上可以看到，凡是他注意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创造力，在这一基础上去吸取民歌艺术形式的某些特点，加以融合、改造时，他就能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他的一些小叙事诗，他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的不少短篇抒情诗，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显然，对我国民歌的创造性的学习，对建立起他那种朴实、简练、明白、大体整齐的诗的格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赶车传》(1946)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民歌的概括生活、表达感情、塑造诗歌形象上，在学习运用群众口语、比喻上所取得的成绩。这说明，对于民歌的学习和借鉴(对中外的各种诗歌传统也是这样)，需要诗人根据自己的条件，自己的创作个性，加以合理的继承和改造，融合为自己艺术风格的血肉。而当田间有时过份强调无条件向民歌“靠拢”，被民歌的“巨大威力”所“震慑”，而缺乏广阔的胸怀和高度的魄力去消化、改造时，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他的《戎冠秀》，他的叙事诗《英雄战歌》，他1958年后不少“大跃进民歌”式的作品，从艺术形式上说，便是模糊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产物。
田间艺术探索的第二方面，是逐渐放弃那种侧重对生活事件、生活现象作铺陈排列，把具体描述与诗人无法控制的感情呼唤结合起来的表现方法，而追求更高的概括，追求外在形式的简约与内在思想感情含量扩大之间的统一。 “诗是一种风声，诗是一种火光，诗是一种雷电”，诗， “不应该只局限于一方面。每一首诗，似乎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田间诗抄·小引》)——就是这种追求的说明。于是，在《名将录》组诗中，尽管田间对那几位将领是熟悉的，掌握的材料也不少，“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首长诗”，但他只选择富于特征的一两个生活片断，在很少的文字中力图揭示人物精神性格的精髓。在《英雄谣》中，按照题材性质这也是些小叙事诗，而诗人却竭力不用诗句接触具体事件，而把人物的事迹用序和夹注的方法来处理。他在边区写的《参议会随笔》等作品，则努力从具体情景的描述中升华，而达到更高的概括。这种艺术方法，在他的《赶车传》，在他建国后抒情诗的创作中，都表现了十分明显的痕迹。田间的这种努力方向，当然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实际上，有思想、有更高追求的诗人，都不会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自然主义的描述，总是想在有限的语言、有限的生活情景的描述中，蕴含深刻的思想，揭示丰富的社会内容。
但是，艺术的具体性与高度的概括性却是存在矛盾的，使这两个矛盾的因素统一起来，也许要经过艰苦的努力。田间在这方面，并非都很令人满意。一是，在某些作品中，存在着具体形象与更高概括之间的不协调、生硬、割裂的毛病。尤其是叙事诗《赶车传》的后几部，人物性格、感情已失去应有的个性特征，情节事件——人物的行动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特殊性，诗人热衷于提高诗的含义，热衷于感情、意境的升华，这就使作品逐渐演化为某些观念、某些原则、某些主观幻想的交织。二是，为了提高诗的思想感情的含量和高度，田间大量采用象征的手法。边区参议会开幕的铃声，象征为民众灵魂的觉醒。参议会结束时送参议员的玻璃杯， “象星，象星在山空里照射”，象征着民族的意志和行动。内蒙古草原上的勘探队员，被写成代表打开新生活的力量，而西双版纳允景洪上一个卖橄榄的傣族女子，作为一个民族自由新生的形象出现……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对田间的上述艺术追求，起到重要作用，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是， 当诗歌形象、象征手法脱离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把握，缺乏对具体事物、具体情感的特征的捕捉时，也会走向毫无生气或重复雷同的反面。田间后期(特别是1958年后)，比喻、象征形象的重复和随意性，是明显的。在他的诗中，星星、月亮、彩霞、金鸟、仙女、凤凰、大树等等，大量出现，且与许多不同特征的具体对象相联，这在实际上，是不能切合、透视事物的个性和特征的。
一个作家、诗人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也出现矛盾和失误，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因为艺术创造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上面简略的回顾田间走过的道路，是为了寻找正确的认识。1985年8月30日，田间在北京病逝，使这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没有来得及从主观方面去回顾他走过的道路，对他的成绩和失误做出比较深入的认识。这，只能由后人去完成了。
注释
附录一 田间作品要目:
《未明集》,1935年每月文库社出版。
《中国牧歌》,1936年诗人社出版。
《中国农村的故事》,1936年诗人社出版。
《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
《盂平英雄故事》,1944年盂平县宣传委员会(油印本)。
《戎冠秀》,1946年冀晋日报社; 1950年天津知识书店出版。
《给战斗者》,希望社1943年桂林初版。本诗集收1937年抗战爆发后至1942年的重要作品。
《抗战诗抄》,1950年新华书店出版。
《短歌》,1950年群益出版社出版。
《一杆红旗》(长诗),1951年工人出版社出版。
《赶车传》,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向日葵》,1955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
《汽笛》,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誓辞》,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田间《抗战诗抄》与《短歌》的合辑,收1943年到建国初期的重要小叙事诗和抒情诗。
《马头琴歌集》,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芒市见闻》,195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诗三首》,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天安门赞歌》,195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田间诗抄》,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田间建国后至1959年出版的短诗选集。
《东风歌》(和社员合唱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英雄歌》,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62年再版改名《火颂》。
《英雄战歌》(长诗),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8年歌》(街头诗集),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赶车传》(上卷),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赶车传》(下卷),196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非洲游记》,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太阳和花》,196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清明》,197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行》,198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芒市见闻》、《长诗三首》及一部分新作的合集。
《田间诗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田间1935年至1981年的短诗选集。
《海燕颂》(理论),195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新国风赞》(理论),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板门店记事》(散文),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拍碗图》(中篇),1951年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作家出版社版改名《宋村纪事》。
附录二 田间研究资料简目:
胡风《〈给战斗者〉后记》, “七月诗丛”版的《给战斗者》。
胡风《关于诗和田间底诗》,1950年泥土社版《剑·文艺·人民》,又198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
茅盾《叙事诗的前途》,《文学》第3卷第2期。又198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
茅盾《关于田间的诗》,见《鼓吹集》。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闻一多全集》第3卷。
闻一多《艾青和田间》,《闻一多全集》第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