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海外的早期传播·东西方与儒学文化圈的早期接触·罗马时代西欧开始与东方的儒学文化圈接触

一儒学在海外的早期传播·东西方与儒学文化圈的早期接触·罗马时代西欧开始与东方的儒学文化圈接触

在东西交通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当属罗马时代。《汉学发达史》描述：“随罗马之勃兴，希腊文化光被之诸地方，统一于罗马政权下，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结果，造成东方(Orient)一概念，盖于希腊罗马世界即欧罗巴世界对立之特殊世界也。”(第3页)由此可见，“东方”与之欧罗巴世界对立的概念，则是罗马时代的产物。而且，东西方交往的最早记录也在这个时代。因为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 奥尔雷(Mark Aurle)作为特使到过中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秋之卷，第154页)。

据《汉学发达史》记载：“略记中国位置住民物产之文献，盖始于纪元前后。当时关于中国名称，有二系统：一曰：赛里斯(Seres)赛里加(Serice)之系统，惟一传自陆路者，时代较早;赛里斯(Seres)指中国人，赛里加(Serice)指中国之地。一曰秦(Sin，Thin)秦尼(Sinai，Thinai)之系统，主要传自海路，时代较晚;秦(Sin，Thin)指中国之地，秦尼(Sinai，Thinai)则称其住民。Seres Serice二字乃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绢绘之Serikon Sericum。此字又系由阿尔泰语转讹。中国名产之绢，早为欧西社会所喜，古来经索格德那(Sogodiana)安息(Parthia)之商人输往西方，商人之获巨利与希腊罗马士女之珍爱绢绘，历史上著名事也。”这就是说，纪元前后，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谓，先由陆路，后由海路，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由阿尔泰语转化为希腊罗马语而来的，都源于始皇帝之大秦皇朝，是关于中国的最初文化。公元174年(东汉灵帝熹平三年)，希腊史学家撤尼亚斯在他的著作中已有“赛里斯人”(Seres)养蚕纺丝的记载。他们使用了一个在汉文中指“丝”的词，即“丝绸国之人”。

公元380年左右(东晋孝武帝时)希腊史学家在其《史记》中仍称中国为“赛里斯国”，并云：“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抱，连续不绝，成天然屏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其平原有两大河贯流之。”(转引自《中国文化走向论》，第228—229页)。另一位希腊人马赛里努斯在所著《史记》中仍称中国。

公元一世纪时，中国的丝绸传到了罗马，在贵妇人中风靡一时。当时罗马的社会风纪的监查官曾经义愤填膺地说过：“丝绸现在开始从一端到另一端地穿行整个大地了，而这完全是为了使罗马贵妇人能在一种透明的薄纱下卖弄其媚态风骚。”(《国际汉学》第一期，第428页)当时罗马人尚不知丝绸为何物，直至千世纪的玛尔赛林还把它当作是来自某些树叶上的一种“柔软绒毛”，因而适合妇女使用，而且禁止男性使用。

这里讲的陆路，就是由骆驼队跋涉的丝绸之路。它的命名是由十九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泛指从安都起，穿过了整个安息帝国(伊朗帝国)，然而在到达中国之前要越过帕米尔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最后到达了长安城的赛拉首都(丝都)。细说之，有南、北、中三路。南路由河西走廊经敦煌折向古阳关，沿若羌、且末、于田、和田、叶城、莎车穿越南疆，取道塔什库尔干南去印度、克什米尔，西去阿富汁、伊朗;北路由河西走廊，北至哈密，然后沿北疆的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宁，顺伊犁河下游通往里海沿岸;中路由河西走廊经敦煌、玉门关，顺汉古长城经古楼兰，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喀什通往伊朗及地中海沿岸各地。这是一条穿越我国新疆的山岭、草原和沙漠通往南亚、西亚乃至里海、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商路，总长达7000多公里，是古代东西交通的要道，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止，把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也把我国古老的中原文化、印度恒河流域文化和古老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条路虽然受安息人控制，致使中国和罗马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了阻碍，甚至阻止了公元97年中国派向大秦(赛里斯人知道的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使节。正如《后汉书》所记载的，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丝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但我国的养蚕、织丝技艺、火药、造纸、印刷术等，都从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而国外的佛教、景教、伊斯兰教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亦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进入我国并融入我国的文化之中。

例如，我国西汉的张骞二次通西域，是中国人与希腊人的最初接触，使我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乃至南亚、西亚有了频繁的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十三个春秋，做十一年的匈奴之俘，历尽千辛万苦，同行者一百余人，回来时，只剩了他和匈奴侍从堂邑父两人。张骞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至印度河流域)等国，还了解到旁边有五、六个大国。大宛的东北有乌孙，大月氏之西有安息(今伊朗)，再西有条枝(今伊拉克)，康居的西北有奄蔡等。他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地理、物产、风俗等情况都有详细考察，并报告了汉武帝，使我国在2000年前的古代，就开始了解了今新疆和中亚、西亚的一些具体情况，并促进了东西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继张骞之后，汉武帝又多次派使节西行，意在“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东汉时又派班超出使西域，抗击匈奴对丝绸之路的扰乱，他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波斯湾而还。经过数代人的开拓，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千年，成为贯穿欧亚大陆、交流东西文化的丝绸之路。

我国正史记载，佛经传入中国及中国人诵习佛经，就是开始于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卢的(见《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从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存放在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从此，外来僧人不断增多，兴建佛寺，佛教在我国开始迅速传播。

国时，我国沙门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朱士行，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前后达二十多年，八十高龄死于于阗。他虽然没有到达印度，却是后人去印度取经者之先驱。后来东晋僧人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至印度取经，游经三十余国，历时十四年，于413年经海道归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市崂山)。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道场寺与外国禅师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六部二十四卷。又著有《佛国记》一书，记其取经历程，已有英、法译本，是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及印度历史的可贵资料。

北魏高僧宋云与惠生也到西域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经若羌、且末、和田、塔什库尔干这条丝绸南路入今阿富汗，然后越兴都库什山到达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古钵卢勒国、乌场国、犍陀罗城等地，并向当地传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六年后(522)回到洛阳，取回经书一百七十部。今传《宋云行记》就是他们的纪行著作，已有英、法译本，是研究中印、中巴交通史和古印度、巴基斯坦史地的重要资料。

唐高僧玄奘(即三藏法师)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启程西游印度，历经俄国托克马克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最后到达印度的王舍城那烂陀寺，即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佛教圣地。他游学各地，辩说四方，名震古印度，被视为古印度第一流的学者，获“大乘天”这一极高荣誉。贞观十九年，他回国抵达长安，撰成《大唐西域记》，并带领助手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将佛学经典《大乘起信记》由汉文译成梵文，重新流传印度，又把印度的因明学介绍到中国，促进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

总之，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交通，沟通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传播、交流和融合。

这里所说的海路，就是由一百多艘船舶组成船队的海路贸易。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主要是泉州、广州，直航南亚、西南亚、非洲东北部及埃及沿海港口。他们往往利用季风航行，用八个月往返一次，经红海和印度洋而抵达马拉巴尔印度海岸之谬济里斯或科罗曼德尔河岸的本地治里，然后再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国海岸北上，一直到达《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所说的“特大城”秦那(Thina)。该书指出，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罗马和中国运输者们从不会走完这条路的全程，而基本是在中途接换的，只有很少的海员敢于冒险直达中国海。不过，公元166年有一名罗马商人到达中国，此人声称受安敦皇帝派遣(《国际汉学》，第42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这条海路，也称“香料之路”。因为由中国及中间地，运至锡兰的商品中，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通过航行，打破了双方彼此的互不了解和相互抵牾，逐渐有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例如“波斯梅”的称谓，事实上这种梅树是经过商队之路从中国传到波斯的。罗马人称为“亚美尼亚梅”的，也是公元初从中国经商队之路传到罗马，又经中国人长期培植的结果。所以，就整个世界而言，罗马时代已使东西互相寻找时期有了良好的开端。

罗马人为了与中国通商，交换丝绸、皮货和香料，就为中国提供了羊毛织物和绢布，还付出了昂贵的黄金和白银。中罗的这种贸易虽然在三世纪末曾经中断过，不过后来又经过几个中转站重新恢复了，而且还有了宗教的交流。公元330年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东罗马帝国创建后，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景教创始人)于公元498年在波斯的塞琉西亚主教会议上组成了一个东方独立教会。公元635年阿罗本到达中国并创建景教修会，而且受到唐朝最初几位皇帝的友好相待，促进了唐朝文明的鼎盛。同时，生活在中国的景教修士们还掌握了中国养蚕术的秘密，他们在一根竹杖中把蚕娥卵带到君士坦丁堡，把蚕虫的食物白桑叶树由中国经波斯传到了拜占庭帝国，致使查士丁尼执政时创建了西方的第一家丝绸企业，后来成为国家的垄断工业，成为西欧贸易的重要内容。

所以，罗马时代称东西交通为海陆的丝绸之路，它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有其深远的意义和历史的现实的价值。从公元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的丝绸、茶、火药、纸、印刷术等源源流向西方，“使那片蛮夷之壤受到中华‘王道’的熏陶”。而对中国来说，引进了新的动、植物品种，动物如乌孙马(称“天马”)、月氏马、狮子、大雀、羚羊(大秦)、鹦鹉(天竺)、狗熊(高昌)、孔雀、封牛、象及沐猴、犀牛、骆驼;植物有葡萄、目宿、胡桐(梧桐)、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荽(芫荽)、胡蒜(大蒜)、酒怀藤、石榴、菠菜、西瓜、茄子、胡椒、姜、芦荟等，丰富了中国的自然资源。

在文化交流方面，汉唐的都城长安集中了世界之珍，如玉石、珠玑、珊瑚、虎珀、马鞍、象牙、犀角，大秦的夜光壁、明月珠、骇鸡犀，埃及的十色玻璃，罗马的火浣布等等。从西域还传入了胡装、胡乐、胡戏、胡舞等，都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也改变了中国人的艺术情趣。例如，西域传来的胡琴，经中国乐器师的改造，已有京胡、二胡、粤胡、板胡、四胡、椰胡等，为中国人所喜爱。西域传来的胡舞，也已演变成汉唐的宫廷歌舞。中国杂技中的吞刀吐火、弄丸倒立、屠人截马等，也是学习西域杂技后形成为中国特色的惊险杂技。还有西域贡奉的狮，中国人不但放养在皇家园林，而且雕成石身，放置在仪门两侧，以壮声威。可见，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丝绸之路已“溶入邈远的黄沙，漫不可寻”。

当然，丝绸之路对世界的意义更大，因为它开通了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为汉学，尤其是儒学的传播打开了畅通的渠道(详见后章节)。这样，中西文化交流就会促进融合、互补、相互为用的作用。正如周谷城教授所指出的：中西文化交流“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决不是谁吃掉谁，而是损益者有之”(《论中西文化的交融》)。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见解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