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西方文化·儒学面临的困境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儒学与西方文化·儒学面临的困境

1843年6月的一个上午,广东花县官禄村,一个二十九岁的乡村塾师,愤怒地将一块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字样的牌子摔到地上,摔成几片还不解恨,又提起脚往碎片上使劲蹬下去,蹬完了依然气愤地站在原地不动,仿佛这块牌子跟他有深仇大恨。

洪秀全(1814—1864),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第一次把他周围世界的黑暗,把自己家庭的贫困和地位的卑微,把自己屡试不第的不幸遭遇,归咎到“孔圣人”的头上。当大洋彼岸的马克思(K.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撰写他们的《神圣家族》(1844—1845)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以及《共产党宣言》(1847—1848),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说资本的运行违背人性时,洪秀全写成了他的《原道救世歌》(1845—1846)、《原道醒世训》(1845—1846)以及《原道觉世训》(1847—1848),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学。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他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掀起了一场空前猛烈、规模巨大的讨孔运动。在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的农民们第一次打起了讨孔反儒的大旗。太平天国明确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在南京,大量的“妖书”被烧毁,有的被人随手扔进了粪坑。一个儒生看到此情此景,悲伤得涕泪纵横,趴在桌上题一首: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泅随手抛。

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

太平天国的战士们占领永安州城后,砸毁州城的孔庙和传习孔学的湄江书院,捣烂武圣宫、龙母庙等二十多所祠堂里的木雕泥胎神像,然后在这些地方分别驻扎男营女营。1853年3月19日,南京“江宁学宫”前,战士们朝那块“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石碑轻蔑一笑,骑马冲了进去。“大成殿”上正中的“至圣先师孔子”牌位,两边的“亚圣”、“复圣”、“宗圣”之类的牌位,一一被打落在地,随后大批的牲口被赶了进来,等着战士们宰杀。这个往昔神圣的、不容有丝毫冲犯的地方,这些被人们崇奉了几千年的“圣贤”们,现在威风扫地了。

与此差不多同时,比洪秀全大十二岁的道光举人,江苏江宁(今南京)的汪士铎(1802—1889),也举起了反儒的大旗。当洪秀全领导的队伍节节胜利,占领他的故乡南京,开始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时,他极力主张“以威断多杀为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当起义的战士们以前所未有的气魄非孔反儒时,这个处于社会上层的“国子监助教”却又站到了起义战士的一边,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其著名的《乙丙日记》(1855—1856)里盛赞起义军的讨孔行为,说“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乙丙日记》卷二,琉璃厂文芸阁本,1936)。他指责圣人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同僧道一样,都是用来吓唬妇女小孩的邪说。近儒言理气心性,跟佛老之遗弃外物以全其真,性质是一样的,不仅“无益于世”,而且都是“空言虚理”,是欺人的把戏。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的言论都是“可笑而又可憎”的。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乃是孟轲的“荒唐之言”,既为乱贼,何惧春秋?纵观历史,“成则为汉明,不成则为胜广闯献,成则为唐宋,不成则为安史,成则为曹马以来之禅让,不成则为新莽,皆乱臣贼子也”(《乙丙日记》卷三)。成王败寇,有哪一个是照着儒家的规范来做的,要说乱臣贼子,历代帝王没有一个不是,而他们口中却高喊着仁义礼智,真是可笑至极。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乱臣贼子”的最好护身符,是因为儒学本身就是“以争胜为心,以痛诋异己为衣钵,以心性理气诚敬为支派,以无可考验之慎独存养为藏身之固,以内圣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为仪注,以束书不观为传授,以文章事功为粗跡,以位育参赞笃恭无言无声色遂致太平之虚谈互相欺诈为学问”(《乙丙日记》卷二)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当权者,一个儒学的既得利益者所可能有的对于儒学的最猛烈攻击。这种攻击意味着,汉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儒家义理,在辉煌了一千八百年以后,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它不仅受到了来自下层的反抗,而且遭到了来自上层的无情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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