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文学与书画·诗人左思与书圣王羲之

齐鲁文化·文学与书画·诗人左思与书圣王羲之

建安之后，太康文学兴旺一时，作家作品众多。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齐国临淄人左思。

左思的作品留存下来的仅有赋三篇、诗十四首，《三都赋》和《咏史诗》是其代表作。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论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三都赋》是左思刻苦努力、呕心沥血的结晶。在故乡临淄时，他就开始构思赞颂三国都城的《三都赋》，公元272年，其妹左芬被选入晋武帝后宫，全家随着搬入洛阳。左思不顾当时社会名流的非难和讥笑，利用任秘书郎的有利条件，继续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尽可能大量搜集关于三国都城繁盛的材料，然后闭门谢客，进行构思和创作。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三都赋》。他又去拜访西北名士皇甫谧，皇甫谧为之写了序言，当时的名人张载、刘逵为之作注，卫瓘作略解。由于《三都赋》文字精彩，轰动一时，出现了“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的盛况。

《三都赋》的成功，使左思跻身于太康文坛，而使他从太康文坛中脱颖而出的却是他的八首《咏史诗》。左思出身寒门，又不善言谈和交游，他虽立下“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的壮志，但门阀制度却使他的良图难以实现。心志高傲、地位卑微的左思只好把深受压抑和排挤的不平凝聚到他的诗作里。他对咏史诗进行发展创造，将咏史变为述怀的“咏怀诗”，如“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里，他把自己比作涧底郁郁挺拔的青松，士族子弟好比是柔弱的小苗，像青松一样高大的人才却受到如小苗一般柔弱的人的遮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地势使之然”，即由士族制度造成的。他还抨击了当时重门第不重德才的社会制度，如“铅刀贵一割，梦想聘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捐归回庐。”铅刀虽然不锋利，但有一割之用也好;自己虽然才能不高，却有一展抱负的愿望。诗中不仅抒发了作者建功立业的壮志和不慕权贵、功成身退的崇高理想，也表现了对怀才不遇的愤慨。

左思的《咏史诗》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在诗坛偏重词藻的时期是难能可贵的。由于他的《咏史诗》感情激烈，格调高亢，笔力矫健，独树一帜，形成了与“汉魏风骨”一脉相承的“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因而被清人沈德潜《古诗源》称为“千秋绝唱”，体现了左思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两晋时期，随着儒学的动摇和玄学的产生，建安时期的慷慨豪爽之风转变为玄学的崇自然、好清谈。当时，“人各有一种风骨，不拘泥于一格也”，这便是有名的魏晋风度。玄学的兴起被认为“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哲学和美学的重大突破，必然引发文化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因此，书法艺术中出现了神韵异常、风度翩翩的行书字体，出现了王羲之这样人品字品极妙的“书圣”。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后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氏为当时的最大世族之一，王羲之本人亦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为“王右军”。他入仕不迷仕，后称病辞官，着意于书法、诗赋和散文。王羲之幼承家学，七岁学书，十二岁看“笔论”，经父亲指点，大有长进。初拜师于卫夫人，后学张芝草书、钟繇正书。他博采众家之长，而又最大限度地突破和完善诸家，使之脱胎换骨，清新入体，开辟新的意境。终于使他的行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王羲之生性坦率，不拘礼节。他年轻时，太尉郗鉴想与王氏大族联姻，派门生到王导家挑选女婿，王导子侄都集中到东厢房让来人挑选。门生回去后告诉郗鉴，说王家子弟都不错，听说要相女婿，都表现出端庄严肃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坦腹吃东西，好像什么事也没听到。郗鉴一听，高兴地说此人正是要选的好女婿。后来查实，那人正是王羲之。晋人崇尚自然，不喜欢矫柔造作，王羲之也是典型之一，《金陵王氏族谱》上有一段王羲之的画像赞语，便显示了他的奕奕神采、翩翩风度，《世说新语·容止》篇称他“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更是晋人品评人物的最高境界。他的外表与心灵和谐统一，在书法上体现得比较充分。他既工草、楷，又把“行笔放体，雨疾风驰;绮靡婉婉，纵横流离”的行书发挥得淋漓尽致。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上巳日(三月三日)，王羲之又一次与同志好友爱子等四十二人宴集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传统的修禊之礼。良辰佳节，山水美景，拨动了他们的心弦，纯朴静远的大自然同智者心灵融为一体，他们惊叹留连，饮酒赋诗，尽情欢娱，最后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序。羲之乘兴，思逸突发，腕底似有神助，蚕茧纸，鼠须笔，一挥而就，写下了文书俱绝的《兰亭序》。《兰亭序》被后人誉为“神品”，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了王氏的家传法书，受到后人喜爱。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倍受珍视。相传山阴有一道士极想得到王羲之墨迹，又怕遭到拒绝。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费尽心思养了一群。一次，王羲之路过，看到这群鹅羽毛洁白，体态轻盈，神情悠然地在水中嬉戏，非常喜欢，很想买下来。道士说只要王羲之写本《道德经》就可换这群白鹅。羲之写后换回白鹅，这就是“以书换鹅”的故事。又有一次，王羲之遇见一位卖竹扇的老妇人，那妇人好久也没卖出去一把扇子。王羲之在她的每把扇子上写了五个字，老妇人声张开去，结果每把卖百文钱，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

王羲之以后，他的儿子王献之又把书法推上一个高峰。献之在书法上继承父风，而能超越创新，别树一帜。他工草、隶，在英俊豪迈之中，又有秀媚之气，对后世也影响很大。后世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称为“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