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曰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

据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 (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人。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 (掌管图书资料文献的小官)。司马迁还指出：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为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就是说，老子研究道德，是不求功名的隐士，以“无为” 自居，见到西周衰败，便出关隐居，到函谷关时，关隘的负责人尹喜让老子留下著书，老子便写下了《道德经》这部五千余言的著作。写完《道德经》之后，便出关隐居去了。

关于老子其人，《老子》即《道德经》其书，在我国古代的典籍《庄子》、《韩非子》、《论语》、《吕氏春秋》等著作当中，都有过不少的论述和记载，说明老子即李耳，即老聃，《道德经》确实是老子的著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老子的《道德经》是春秋末年时代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春秋末年的时代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形成和建立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正是老百姓贫困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动荡的社会条件下，为了治理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不同的学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为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不安，是由于“礼崩乐坏”造成的，因此，主张“克己复礼”，亦即恢复西周以来的旧“礼制”，以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与孔子的儒家学派相对立，并同墨、法各家相区别。墨家的“兼爱”、“尚贤”，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他都不赞成。他针对春秋末年的混乱局面，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的思想是以“道”为核心展开的，他的“道”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哲学的最高范畴。他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老子这里的“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具有规律的意思。但这种“道”确实是存在的。表面看来，“道”是“无”，却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像母亲生产哺育婴儿一样，生产哺育着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盅气以为和。”意思是说，“道”的作用虽是巨大的，然而，它却是“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说，“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它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在这里，他不仅坚持了无神论，而且提出了哲学本体论的思想，这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老子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他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指的是万物都存在矛盾，都是由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构成。因此，在老子的哲学思想当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还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他看来，辩证法的本质是由 “道” 所决定的。根据“道” 的原则，“有”、“无”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产生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的道理就在这里。老子通过用朴素辩证法去观察万事万物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的这个辩证法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辩证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老子建立以“道” 为核心，以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体系，其目的是为了阐明 “无为而治” 的政治路线。他说： “道常无力，而无不为。”侯王若认识和掌握大 “道”，人心就会无欲，万物就会自动来归，天下就会太平。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末年，他主张“无为”，其实是“无不为”。“无为而治”才是目的。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都是通过 “无为而治” 而实现的。老子认为，要实现天下太平，使国家长治久安，作为国君或圣人的统治者，一定要做到“无为”。他说：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这是说“道” 以无为本，圣人应坚持“无为”，做出榜样，不要私欲太重，不要居功自傲，这样的人，才是好的统治者。老子反对用所谓圣人贤人治理国家。他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老子认为，国家混乱，相互争斗，都是因为用了 “贤人”，他们的私欲太重，扰乱了民心。老子主张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太平的日子，他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意思是说，圣人治理天下，就要让老百姓的心灵空荡，肚子吃得饱饱的，不要有反抗之心，身子骨养得结结实实。他还提出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的主张，就是让老百姓吃好、穿好、住好，按自己的习俗过日子。或者说，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在“春秋无义战” 的情况下，他主张结束战争，发展生产力。老子说： “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认为兵器是不祥之物，是人们讨厌的，好的君主是不使用武力的。他主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认为应该将战马用于耕田种地。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和发展生产力呢?老子认为，关键在于国君和统治者。认为国君和统治者应真正做到“无为而治”。对国君盘剥老百姓的行为，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认为老百姓的饥饿和灾难，是苛捐杂税太多造成的。国君和统治者做到“尊道贵德”才能爱护老百姓。他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事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国君和统治者不谋私利，不去宰割老百姓。这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最好的道德。

老子认为，国君和统治者“尊道贵德” 的品格，落实到治国方略上，就是掌握 “三宝”。他说： “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又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提出，统治者对老百姓要“仁慈”，要提倡节俭，不要锋芒毕露出风头去发动战争，国家才能富强。统治者不作威作福，不折腾老百姓，国家才能太平。他的这些主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历史上曾长期发挥作用。特别是他不扰民、不折腾老百姓的思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但是，老子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是有许多缺陷的，有不少消极和保守的成分。他发现了事物的矛盾性，认识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忽略了对立面斗争在转化中的作用，从而把转发看成是循环往复的重复。在政治上，他坚持“小农经济” 的保守思想，主张 “小国寡民”，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能也不可能实现。尽管他的思想虽包含有不科学的、保守、落后的成分，他毕竟是位伟大的哲人，对他不能求全责备，应该持“扬弃”的态度，做到批判继承，使其为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