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佞佛

萧衍佞佛

梁武帝(464—549年)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其父萧顺之是萧齐的大臣，与齐皇室同宗，同为侨居南兰陵之素族。萧衍长于文学，后来以军功起家，乘萧齐内乱乱夺取帝位，建立梁朝。他十分迷信佛法，定佛教为国教，以加强思想统治。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东汉初年已正式传入中国。到了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南朝，寺院已开始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刘宋时有寺院一千九百多所，僧尼三万六千多人。萧齐时有寺院二千余所，僧尼三万两千五百人。萧梁时达到鼎盛，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可见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中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非夸张之辞。佛教在南朝之所以如此繁盛，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扶植更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北朝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对于佛教从政治上予以保护，从经济上予以支持。其中梁武帝兼衍的佞佛言行最为突出。

萧衍早年曾崇奉道教，中年转而奉佛。称帝后，他于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下《舍事道法诏》，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表示今后要“弃迷知返”，“归凭正觉”，信仰佛教。此后，他甘心受戒，并敕建大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窋、光宅、解脱、开善和同泰诸佛寺。其中同泰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取返语以协同泰为名，帝晨夕讲议，多游此门”(《建康实录》卷十七)。寺中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皆壮丽辉煌。萧衍常常幸监此寺讲经、设法会。他曾三次在此寺“舍身”，然后每次又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通过“舍身”、“奉赎”，大大充实了同泰寺的经济实力，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抬高了佛教的地位。为了严格戒律，萧衍主张蔬食，反对吃荤。他亲自撰写了《断酒肉文》及《与周舍论断肉敕》，反复强调要断禁肉食，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从此形成了中国汉族出家僧尼与居家佛教信徒吃素的传统。这也是当时佛教进一步屈服于王权的又一具体表现。

在佛教思想方面，萧衍提出“三教同源”。主旨是以佛教为中心，同时包容儒、道。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与个的目的。他既要以佛、儒治国，又要向道家求长生。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萧衍虽多次“舍身”，但终未脱俗，佛教在他手中虽被提到国教的高度，但实质上只是一种统治术。

由于萧衍佞佛，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也都好佛。故梁朝时佛寺、僧尼之众，居六朝首位。这种状况也曾遭到人们的反对，郭祖深曾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所言虽切中时弊，但却不被采纳。

萧衍佞佛，把梁朝政局搅得乌烟瘴气。佛教的影响空前扩大，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也随之恶性膨胀起来，构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出现了实力强大的寺院地主阶层。不少统治者都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筑寺庙，一砖一瓦，无不是人民的滴滴血汗。兴佛，原为借其劝善说教，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结果适得其反，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佛教流行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社会生产，加重了人民负担，败坏了社会风气，削弱了梁朝的国力，加速了梁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