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相见以诚》原文|注释|赏析
“事实胜于雄辩”,这是最有普遍性而且有永远性的格言。当然这并不是说雄辩就毫无必要,根据事实的辩论是绝对必要的,要这样的辩论,也才理直气壮,真正“雄”得起来。不根据事实,或甚至违背事实,或捏造事实的辩论,尽管怎样的花言巧语,终究骗不了人; 即使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待到事实一揭穿了,那效果会成为逆效果的。到这时言语愈花巧,逆效果来得便愈大。
欺骗有时似乎也有必要。例如医生为求病人精神上的安静把实际的病情瞒着,或甚至把相当重的病情说得很轻。又例如父母对于小儿问到自己的来源,每每扯些无稽的小诳。但这些严格地说时,不能认为是欺骗。前者是一种治疗的方针,后者是一种延宕的教育,教育施行过早有时是有严重的患害的。
谈到军事或作战上来,似乎欺骗便有绝对的必要了。所谓 “兵不厌诈” ,便肯定了诡诈的效力。但这也只如根据事实的雄辩之类。尽管你是怎样善于用兵的人,你能够出奇制胜,但总要有兵可用。所以用兵的原则依然是忌“巧速” 而贵“拙迟”。这一次世界大战,苏、德之间的旋乾转坤的战役,便是这一原则的最具体的说明了。当希特勒对苏联背信负义,突然发动了闪击战时,他是多么 “巧” ,多么 “速”。1941年岁暮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门,1942年又打进了斯大林格勒,在当时希特勒的小胡子不知道会心地微笑了好多次,然而结果怎样了呢?
专门靠欺诈便能打胜战,专门靠欺诈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间决没有那样的事情。要说靠着欺骗便可以治国平天下,那更完全是笑话。中国搞政治的人似乎都中了些苏秦、张仪的毒,说到政治就好象只是几套骗人的纵横捭阖。事实上只要懂得几套纵横捭阖的,居然也就是政治家或甚至大政治家了。我们只感觉着中国的老百姓可怜呵。
就说苏秦、张仪吧,他们似乎也有 “巧速” 与 “拙迟”之分。苏秦巧,张仪拙,苏秦速,张仪迟,然而张仪成功而苏秦失败了。今天的苏秦、张仪,自己周身都是脓疮,满头都是癞疠,却专门拿一枝粉笔在别人背上画乌龟,以为这样便把别人骂倒了,自己得意得不亦乐乎。在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眼里,谁又看不出这些小丑们的可怜相呢?
今天应该是大家相见以诚的时候了。自己拿出真正的责任心来,大胆地照明自己的丑态,彻底地荡垢涤污。不是骂人丑便可以掩盖得了自己的丑。千层的粉饰也把污垢掩盖不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污垢根本还是存在。
有诚便能有勇,所谓 “真金不怕火来烧”。这种人,他能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正视自己的过错,勇于接受批评,更勇于对抗外来的一切横逆、诬蔑、诱惑、冷视。要怎样才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要全靠一个“诚”。老老实实的做人,说话,做事,不存一点损人利己的私心,这样便能产出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这样便能够大无畏。我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就是自己骗自己!
没有诚意的人便没有勇气。这种人鬼鬼祟祟,专门损人利己,做不来一件堂堂正正的事,说不来一句堂堂正正的话。一要装腔作势,立刻便露出了自己的尾巴。但他们也有一项外来的资本,便是靠他人也没有诚意。只要你自己有一毫私心,你有一点软弱,他们便抓到了你这项缺点。于是威胁,利诱,千层的蜘蛛网便罩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动也不敢动,活活地便被奸污。这样的现象四处都是,而以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特别明显。但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拿出诚意来,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对得住人民、也对得住自己的事。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13卷)
赏析 本文写于1945年年底,此时抗战已经结束,国民党正准备挑起新的内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正是针对这种形势,郭沫若才在本文末尾大声疾呼: “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拿出诚意来,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对得住人民、也对得住自己的事。”这是本文的结论与主旨。
通常,人们总是用“有头有尾,首尾相应”来称赞文章的结构,这固然是文章结构的一个优点,然而它决不是一个死板、固定的模式。文无定法,尤其是杂文的结构,更应当灵活多变。杂文贵“杂”,所谓“杂”,自然也指结构方式的多样化。本文的结尾并不曾与开篇在语辞上有所呼应,然而全文仍显得极为严谨,原因就在于它的推理与论证富于逻辑性。开篇先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强调如果违背了事实,言语再花巧也只能失败。接下去又以“欺骗有时似乎也有必要”领起第二段,文章荡开一笔,绕了一个弯子,用四个自然段的文字,专讲对“欺骗”的认识。作者引医生对病人隐瞒某些病情的治疗方式,引父母对小儿所采用的延宕的教育法,引军事上的“兵不厌诈”之说,然后一一加以分析,说明“专门靠欺诈便能打胜战,专门靠欺诈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间决没有那样的事情”。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论证了欺诈之术不可行的道理。既然如此,正当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自然地引出了作者要讲的正面道理:“今天是应该相见以诚的时候了。”如何才能相见以诚,对于准备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怎样才能做到相见以诚呢?文章指出:“自己拿出真正的责任心来,大胆地照明自己的丑态,彻底地荡垢涤污。”这就将论题又引深了一步。接下去再说明,做到这种“诚”,还得有“勇气”。作者又引“真金不怕火来烧”的格言,说明“有诚便能有勇”。最后得出了我们开始时所引的那个结论。
纵观这个结构安排,可以看出,它是极严谨又富于变化的。在展开论述时,并不直接从“相见以诚”的论题切入,而是先将违背事实的“欺骗”之术加以戳穿,实际上是说明了“无诚”之害,而后再从正面论述“有诚”之必要性。一反一正,既加深了论题,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又使行文具有了波澜,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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