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
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李潮,唐代大诗人杜甫之甥;师法《峄山碑》,善小篆八分,故杜甫作歌盛称之。
诗第一至第十句为第一层。主要叙写篆书源流,并有针对地提出“书贵瘦硬”的品评标准。
苍颉,一作仓颉,旧传汉字创造者,实为远古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唐张怀瓘《书断》也说,黄帝史仓虬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远古传说中仓颉观鸟迹而作的古篆文字,已经十分渺茫模糊,其后,文字体制的演变衍化,犹如浮云一样。浮云,喻变幻莫测,把捉不定。杜甫《可叹》有名句云: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为苍狗。”随着岁月迁移,置于陈仓之野的石鼓(见韩愈《石鼓歌》赏析),其文字也早已讹变,不像它以前的书体了。大篆,书体的一种。晋卫恒《四体书势》: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其实,石鼓文也属于大篆系统。小篆,秦统一六国后所用文字。卫恒《四体书势》: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 (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在文字变迁史上,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又生八分。八分,指有波磔的隶书,以区别于被称为隶书的楷书(参见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其一)》赏析)。杜甫这里只用四句诗,就概括了字体从古文系统(以仓颉发端的大小二篆)生化出今文系统(八分即隶书及其以后的字体)的演变过程,可谓笔力惊绝。
说到书法家,秦代有著名的李斯(参见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其一)》赏析);汉代有著名的蔡邕(参见陈介祺《题〈甄古斋印谱〉》一诗赏析),张怀瓘《书断》评道: “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蔡邕“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至于李、蔡之间的作者,往往是寂没不闻,这并非杜甫着意抹煞两汉诸家,独尊汉末的蔡邕,而是深惜于两汉书法家姓名之不传,他们虽然显赫于当时,创造了众多风格各异的汉隶名碑,但有闻于后者,却只有一个蔡邕。
杜甫在这首论书诗里,标出了“瘦硬”作为评书标准。他指出, 《峄山碑》已被野火所焚。据史籍载,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国,上邹峄山,刻石以颂秦德,相传为李斯所书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但历代仍不断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取薪其下,以野火焚之,因此残缺不堪摹写。又唐窦臮《述书赋》注: “碑既毁失,土人刻木代之,与斯石上本差媳。所以杜诗说: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杜甫认为原刻的小篆《峄山碑》,是具有瘦硬特色的。经过枣木传刻,已变瘦为肥,完全走样,与原刻不符了,亦即失其瘦硬之美了。
“苦县、光和尚骨立”,此句不知所指何碑,历来有数种解释。有人认为,苦县,即苦县《
老子铭》,蔡邕文并书,字刻极劲,据刘思敬《临池漫记》,老子为苦人,今为毫州真县,县有明道宫,宫有汉光和年所立碑,蔡邕书,马永卿赞,字画遒劲;有人说,光和为《樊毅西岳碑》 (一说《北岳碑》),后汉光和二年立;有人说, “光和”指蔡邕《石经》或指后汉瘦硬的《礼器碑》;还有人疑为立于光和年间的《孙根碑》和《华山亭碑》……不过,不管何碑,杜甫认为苦县、光和之碑是祟尚“骨立”的。骨立,一作“骨力”。骨,这是瘦硬之美的立命之基。
“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杜甫论书名句,不过对此应全面理解。首先,它是针对于“肥失真”而提出的。瘦硬,对于秦《峄山碑》或苦县、光和之汉碑来说,是“通神”而“存真”的。杜甫主张瘦硬骨立,反对肥软无力,是为了让人看到秦汉古碑的真相原貌。杜甫的“瘦硬”,不只是根据秦篆,而且是根据汉隶的主导风格提炼出来的;同时,它又是对初唐书风的概括,试看欧、虞、褚、薛,其书无不瘦硬:释居简称欧阳询书“谨严瘦劲”;董逌《广川书跋》评诸遂良书说: “疏瘦劲炼,又似西汉……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评薛稷书说:“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因此“瘦硬通神”又是对初唐楷书风格的审美概括。可见,不论是篆、隶,还是楷书,杜甫都着眼于其骨力劲紧,而反对肥腴疲软。自开元始,八分已趋肥软,所以杜甫推崇李潮以针砭之。楷书则开元、天宝以后更日益肥厚,至苏灵芝辈而流于重浊肥腴,浮软乏骨,赵崡《石墨镌华》就指出其“肥媚为多”。杜甫为力纠流弊,才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品评标准来的。联系特定的前提条件,结合当时特定的书势,杜甫的提法应该说是正确的,及时的,特别是他反对痴肥软媚,倡导“骨立”或“骨力”的美学思想,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诗的第十一至第二十句为第二层,重点赞美李潮的书法。
杜甫深深慨叹李斯、蔡邕的书迹不可得,至今只有李潮下笔才与他们相亲近。诗人又举出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来和李潮相比。韩择木,唐昌黎(今河北通州东)人。上元元年,韩择木由右散骑常侍迁礼部尚书。 《宣和书谱》称其“隶学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择木乃能追其遗法,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蔡有邻,唐济阳(今属山东省)人,蔡邕十八世孙,官至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工八分书,始薄弱,至天宝间遂至精妙。窦臮《述书赋》称其“工夫亦到,出于人意,乃追天造”。杜甫认为,点数开元以来八分名家,李潮可以包括韩、蔡而成三人。奄,覆盖,包括。欧阳修《集古录》也这样说,“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
接着,又描述李潮的小篆、八分的风格和价值:其小篆,逼近于秦相李斯;其八分,一字可值百金;其书法风格,则如同快剑长戟,森然相向,又如同蛟龙盘曲,筋肉倔强。
这一层着重从与几位书家的联系比较中来突出李潮。李斯、蔡邕为正宗,韩择木、蔡有邻为陪宾,诗人又以小篆、八分双承李、蔡。在前后、左右的联系比较中,李潮书法的艺术地位就突现出来了。
第二十一句到二十四句为第三层,赞其书法入古,这是通过与张旭草书的比较来点染的。
张旭,唐著名草书家,吴郡人,为时人所夸(见参李颀《赠张旭》一诗赏析)。杜甫对张旭的评价也是极高的,写有《饮中八仙歌》、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但是,从书史的角度看,小篆与八分犹未失古意,草书则有“追逐世好”的一面,与杜甫“入古”的品评标准有所抵牾,所以说“草书非古空雄壮”。此外,李潮书法还有“不流宕”的特点,而雄壮、流宕又恰恰与瘦、硬的品评标准不符,故而杜甫借张颠草书以相形。最后论书诗又归结到李、蔡正宗上去,说李潮的小篆、八分是“丞相、中郎丈人行”。丞相,指秦相李斯;中郎,指汉末曾官左中郎将的蔡邕。丈人行,用《汉书·匈奴传》“汉天子吾丈人行”典,本诗意为李、蔡与李潮近乎前后行辈,这就再次点染了“吾甥李潮下笔亲”之意。
论书诗的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归结作歌之意,以收束全篇。
杜甫晚年入川,在巴东碰上了李潮,甥舅相逢,喜之如何。过了一个月,李潮求杜甫作歌。由这可推断,此诗当为大历初在夔州作,夔州本巴东郡。杜甫在诗中自谦道:我不但衰老,而且才力薄弱,将能把李潮写得怎么样呢?事实并非如此。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当时李潮的八分石刻存者已仅有《唐慧义寺弥勒像碑》、 《彭元曜墓志》, “其笔法亦不绝工”。赵明诚还说: “潮书初不见重当时,独杜甫诗盛称之。”经大诗人的作歌赞咏,李潮终能名垂书史,足见“潮乎潮乎奈汝何”为谦词,当然,杜甫又并非任意吹捧。这一层次,写得句式长短错综,词性虚实穿插,尾声如歌之有“乱”,极尽赏叹,意趣悠然不荆
从总体上看,杜甫这首论书诗,富于历史意识和美学深度。 “字体变化如浮云”,一语便括全篇,而且概括了一部书体演变史,令人想见篆隶真草的递相变化,纷如浮云; “枣木传刻肥失真”,在历史上已由《峄山》之评泛化为对重刻碑版及其拓本的品评用语。 “书贵瘦硬方通神”,更成为中国书学批评史上著名的审美标准之一。
《李潮八分小篆歌》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尔后的论书诗也深有影响。 “陈仓石鼓又已讹”,这是论书诗中最早对石鼓文的评咏。为韦应物、韩愈的《石鼓歌》之祖,以后,
苏轼、李东阳、何景明、董其昌等也有不少《石鼓歌》行世,而且大都标以“歌”字。这虽说主要是受韩愈影响,但韩愈受
杜甫影响也极明显,韩诗“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杜诗末二语的模仿。另外,这首诗也引起后来的争论,如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就说,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参见该诗赏析)。苏轼以丰肥为美,他不满意只贵瘦硬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不仅应看到审美趣味各有偏爱,而且还应看到“杜陵评书贵瘦硬”是有其特定时间和前提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