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原文与赏析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 《金瓶梅》 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 《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 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 “绮语戒”，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th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 “忏悔” 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析】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关于文艺批评的杂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许多青年的个性解放意识逐渐觉醒，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便成了这个时期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青年诗人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也是这个时期反叛的新诗代表作。《蕙的风》以其勇敢的反抗精神和大胆地描写男女情爱而著称于世，然而却遭到了封建卫道者的猛烈攻击，胡梦华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国的封建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旧礼教像镣铐一样紧锁着广大青年，“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男女授受不亲等等，仍严重地窒息着无数青年。面对着这场尖锐的斗争，鲁迅坚决站在进步青年一边，高扬“五四”反封建的旗帜，给卫道者以致命的一击。他有力地支持了进步青年的反叛呼声，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 “五四” 运动的革命威力。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是抓住要点，逐一反驳。先驳胡梦华攻击《蕙的风》写“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是和《金瓶梅》一样的罪 (《金瓶梅》本身并没有罪，只不过封建士大夫指其有罪罢了，这里姑且不说)。想置人于死地，便随意给加上罪名。固然 《金瓶梅》 一书有“意中人”的说法，但不能以此定：凡写有“意中人”的均与 《金瓶梅》同罪，否则，《礼记》之类的所谓“圣贤” 书也可与 《金瓶梅》 划等号了。因此，鲁迅说：“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 ‘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 ‘瞟’ 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这是锻炼周纳的。”再驳胡梦华说汪静之诗中有“一个和尚悔出家”，便是“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一个怎么就等于全体呢?实在荒唐! 鲁迅指出：“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

以上两点，攻击者都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以偏概全，以个别代全体。鲁迅抓住对方的失误加以反驳，一下子就点到短处，点到痛处，使对手无招架之功。如果胡某人的论断能够成立，普天下不知有多少书都变成了 “坏书”，多少作者都变成“罪人”?个别和尚后悔出家是事实，不存在诬蔑谁的问题，更说不上诬蔑普天下和尚，生硬拉扯却正暴露出虚张声势的伎俩。如此混乱的逻辑，算得上什么文艺批评呢?只不过证明其理论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虚弱而已。

第三，驳胡梦华的“忏悔论”。所谓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其所以垂世不朽，因为五十岁以后终于忏悔了。纯粹是瞎编乱凑，歌德并没有过十九个老婆，也不曾“为世诟病”，更不存在晚年忏悔的事。用子虚乌有的东西来作证，难以服人，汪静之为反封建而歌唱，又有什么值得忏悔?何况他离五十岁还远着呢，没到忏悔的时候，还是写他的情诗吧，充分表明对忏悔论的轻蔑。

最后点题，胡梦华在文中说：“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这种假惺惺的做作，真教人不明白“其意何居”?文艺批评当然决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胡梦华的“悲哀”和“眼泪”不过是虚情假意的骗人把戏而已。如果批评家不是用理论说服读者，而是靠眼泪去打动别人，那么悲哀的决非青年，却正是批评家自己。鲁迅说得好：“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所以，“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这一有力的讽刺恰恰点了题—— “含泪”的批评家究竟是什么货色，为什么要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里又提到这件事说： 看了胡梦华“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那小丑口里背诵着封建礼教的教条，小眼睛里还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可见他对封建卫道批评家的深恶痛绝。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得好：“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以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 本篇的艺术表现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