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送别诗。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送别诗多得难以数计，而这首诗却最负盛名，一脱稿，就被配上乐曲(又称《渭城曲》、《阳关曲》或《阳关三叠》)，到处传唱。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的“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对酒》诗的“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刘禹锡《与歌者何戡》诗的“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的“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都告诉我们这首送别诗的影响多么深远。
全诗四句。一、二两句只写地点、时间和景物，而送行之意，已跃然纸上。“渭城”，即秦时的咸阳城，汉代改称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渭水之阳，乃是汉、唐时代从长安到祖国西北边疆去的必经之地，因而那里就有供旅人寄宿的“客舍”。元二奉命出使安西，当然是从长安出发的;作者那时也在长安作官。诗人不写长安，而写“渭城”“客舍”，则送行之远，情意之殷，都见于言外。那个“朝”(早晨)字也不宜轻易放过。从长安到“渭城”，很有一段距离。送行之地是“渭城”“客舍”，而时间则是早晨，表明诗人从长安送元二到渭城，还不忍分别，就在“客舍”里住了下来。住了多久，不得而知，但至少是一个夜晚;其依依惜别之情，见于言外。正像俗话所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如今已是早晨，元二不得不趁早出发了!凑巧，一阵“朝雨”，压下了“轻尘”;“客舍”外面的杨柳经过雨洗，一片青翠，道路干净湿润，景物清新可喜，朋友们不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分手了吗?可是不然。
三、四两句，抒写好友之间依依惜别的真挚情谊：使命在身，势难挽留，分手在即。此刻，诗人再也没有旁的话可说了，只好又斟上一盅酒来劝慰行人：“老兄!再干一杯吧!”这儿妙在下了一个“劝”字和一个“更”字，说明对方早已推说不能再喝，而主人还在“劝”他喝，屡劝屡喝，最后，还“劝君更进一杯酒”。为什么?就因为“西出阳关无故人”啊!“阳关”，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元和郡县志》说，因为它在玉门关之南，所以称“阳关”，它既是古代自中原赴西北边疆的必由之路，又是古人意念中的内地和边疆的一个地理分界。诗题为《送元二使安西》，安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远在“阳关”之外。诗人不说“西至安西无故人”，却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就留下一大段“潜台词”：老兄，一出阳关，你便再碰不到旧相识了;更何况你还要越走越远，直到安西去呢……别离的凄苦，友谊的真挚，都得到了曲折的表现，令人回味无穷。
现在，再回到一、二两句上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就景色而言，这是清新宜人的。表现离别的凄苦，一般用凄苦的景物加以烘托，杜甫的《新安吏》中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就是一例。王维在这里用了另外一种手法，即“以乐景写哀”。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他举的“以乐景写哀”的例子是《诗经》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王维此诗的一、二两句，在艺术构思上也许受了“杨柳依依”的启发，但又另有新意。“朝雨”初过，“轻尘”不起，柳色青青，景色如此清新宜人，那么朋友们在一起，该多好!然而元二却要远去，怎么能不平添惜别之情!这是一层意思。元二要到阳关之外的“安西”去，那里的景物又如何呢?王之涣的《凉州词》里是这样描写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么，元二“西出阳关”，不仅是“无故人”，就连“朝雨浥轻尘”，“青青柳色新”的自然美景，也无法看到了!这是又一层意思，很清楚，正因为有“乐景”的烘托，下面抒写的惜别之情才格外感人。
元二其人，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却经历了一千二百余年的考验，至今还脍炙人口，说明它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首送别诗究竟凭什么打动了当时以至尔后那么多读者的心弦呢?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有段话可供我们参考。他说：“作诗不可以意循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
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
一是作诗“以辞达意”，就可以流传。“以辞达意”，就是语言为表达思想感情服务。这首诗通俗如话，不事雕琢，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就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试想，老朋友话别，如两人都“以意循辞”，一味追求词藻的华丽或典雅，肯定不是迂腐便是虚伪，怎么能以己之情动人之情呢?当然，李氏所说的“以辞达意”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达”“前所未道”的“意”。人人有此“意”，但谁也没有恰切地表达出来，一旦恰切地表达出来，就恰如人人所欲言，自然会引起心灵的共鸣，这“方可谓之达”。从汉代以来，祖国内地和西域的交往便日益频繁，到了盛唐，西面边疆远伸到亚细亚西部，在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设有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因而从中原到西域，不仅有许多商贾和军士要通过阳关古道，而且政府官员和都护府幕下的工作人员也要通过阳关古道，奔赴自己的目的地。当他们出发之时，总不免要与亲友话别。这一幕，在历史上不知重演过多少次，而直到王维，才将这种情景提炼成一首语意新鲜、感情深透，能表达千百万人共同思想情绪的绝句来。难怪“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来有些诗人作的咏别诗，虽颇费心力，却“不能出其意之外”，因而也没有艺术生命力。这里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记取。
二是“可歌咏”。诗歌与散文不同，它应该有音乐性。可以谱曲歌唱。王维的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如果没有音乐性，不适于配曲，就不可能到处传唱，历久不衰。
最后还应该一提的是，由于古代交通困难和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离开内地到安西那样辽远的地方去，人们便自然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惜别之情，就像王维在这首诗中表达的那样。而现在，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风貌的改变，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所表现的凄凉情感已同我们产生了很大距离。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首诗，仍将以它卓越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永放光彩，为后代人所学习和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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