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循吉·洞仙歌》原文赏析

《杨循吉·洞仙歌》原文赏析

题酒家壁

吴郊春满，绿草薰南陌。风弄轻帘小桥侧。瞰荒园、秾丽几处夭桃，仿佛似、薄醉西施颜色。

酝香飘十里，更着流莺，乱掷金梭向林织。天宇净繁芳，日暖蜂游，早拦住、高阳狂客。便典却罗衫又何妨，算容易飞花，韶光难得。

这首《洞仙歌》题在酒家壁上。酒家地处“吴郊”，那是太湖平原，江南水乡。时值仲春，正是“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季节。

上片描写吴郊春景，渲染气氛。“春满”二字总写，广阔视野，无处不春，故曰“春满”。从时序来说，“春满”意味着春色已到十分，它由初春、早春发展而来，又将向暮春、残春发展而去。本词结尾的惜春之感，与开头所写的春满景象，前后呼应。一起四字，总揽全词情景。以下所写绿草，天桃，流莺，繁芳，蜂游等等，都是“春满”的具体展示。绿草是春的代表。“草色遥看近却无”，透露出早春消息;这里的“绿草薰南陌”，则显示了春色的浓郁。薰，谓香气散发。绿草的清香、春日的暖气，薰蒸飘散，整个南陌，都香“化”了。佛经曰：“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曰：“闺中风暖，陌上草薰。”词人造句，明显受江赋影响，但将“南陌”调度来作“薰”的宾语，即见精警。“风弄轻帘小桥侧”，点缀酒家“特色”。帘，酒帘，又叫酒旗、酒望子，是酒家的标记。它用竹竿高挑在村边桥头，游人远远望见，便知那里有酒。杜牧《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此处“风弄轻帘”，写春风轻拂，好象在逗弄酒旗，用拟人手法写活了春风，比杜诗之“酒旗风”细微，有飘动感，有逗引力。宋朝画院尝以“竹锁桥边卖酒家”诗句考试画士。不少人在“酒家”上花笔墨，唯一高手，只画“桥头竹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见到酒帘，酒家自然在内。这是虚中见实的画法，妙处在笔墨之外。“风弄轻帘小桥侧”，如果化为图画，画面上也只有“轻帘”，没有酒家。构思之妙，殆与上述高手之画相似。

以上几个“镜头”，先是吴地郊野的春色全景;之后，镜头慢慢移动，转向绿草南陌;再移向小桥边高高竖起的望竿，竿上挑起的酒帘子，在迎风卷舒。接下去，镜头移向荒园，对准“秾丽”的花丛，缓缓地推过去，显现“几树夭桃”。在这里，稍作停留，让观众慢慢欣赏，词人用平缓舒徐的语调在“导游”：“瞰荒园、秾丽几树天桃，仿佛似、薄醉西施颜色。”《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天，灼灼其华。”是用桃花象征新娘的艳丽。此后，天艳的桃花，被视为女性美的代表。诗词中常以花和美人互喻。这首词用西施比拟桃花，“西施颜色”本已很美，加以“薄醉”微醺，其神韵又当如何?着此一比，荒园中几树夭桃之“秾丽”、娇艳自可不言而喻。杨循吉《菊花百咏》组诗中，有一首咏“醉西施”：“西子当年醉馆娃，酒痕一点上秋花。余酣薰透娇肌骨，犹有红潮沁脸霞。”以西施酣醉比拟菊花，可以合看互参。

上片中的“春”(古人名酒多以“春”，“春”可作为酒的代称)、“轻帘”、“薄醉”等字眼，或明或暗，与“酒家”搭上关系，于是下片即正面描写酒香诱人，春色拦客，引起开怀畅饮的狂兴。写法上，酒香、春色，双管齐下：远飘的“酝香”，和流莺穿林、繁花竞芳、日暖蜂游等春天景象，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借助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等诸种感官意象的刺激，使人如临其境，分享词人的愉悦。“高阳狂客”到此，早被“拦住”，不让走了。秦末战争中，高阳郦食其去见沛公刘邦，刘邦听说他是儒生，不肯接待。郦食其乃对通报者说：“你去报告沛公，我不是什么儒生，我是高阳酒徒!”后人遂称嗜酒者为高阳酒徒。而“狂客”比起一般“酒徒”来，其“级别”当然更高。自“酝香飘十里”至“早拦住、高阳狂客”，六句两韵，为“写景佳句”(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其中“乱掷金梭向林织”，把黄莺“物化”为“金梭”，再把它来去穿林的动作，形象地比作往复频繁地在机上编织。以“形似”之语，写“神似”之象，不经过静观默察，没有一定的艺术手腕，无法写出这样精巧而又传神的词句，用“逼真如画”来品评，犹嫌不足，因为流莺的“乱掷”和“织”，是繁忙的动态，静止的画面难以表达;只有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才能摄取这不停地流动着的“镜头”。“天宇净繁芳”，赵氏《提要》引作“野芳繁，天宇净”，按《洞仙歌》音律，两种句式皆可，赵氏所引作六字折腰句，词意似更明朗。“野芳繁”，是平视或俯视所见的近距离景象;“天宇净”，是仰角度摄取的“宏观”立体空间。“乱掷”句所显示的，则是“微观”，可以看到细部。这明净的天空，繁茂的野芳，黄莺圆转流美的叫声和她“乱掷金梭”的编织动作，蝶飞蜂舞，连同上片的绿草、夭桃，组成一幅生动的吴郊春景画，富有色彩美、音乐美和立体感。春色如此迷人，酒香如此诱人，酒客置身此境，即使身无分文，也要脱衣典当、开怀畅饮的。“典衫换酒”，是文人传统，诗仙李白曾高呼“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诗圣杜甫也吟唱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为了畅饮尽兴，名马、轻裘、春衣，可以统统“将出”、典却，换取美酒。最后一韵，先用“便”字引起，领着“典却罗衫又何妨”一个七言句，吟诵起来，摇曳多姿，显出狂发的酒兴无法遏制;再以“算”字领着“容易飞花，韶光难得”两个四言句作结，是说春光易逝，人们要恋惜韶光，及时游赏，纵情畅饮。这个结语，促人“感悟”，补足了“典衫换酒”的词意。

赞美乡野，爱好自然，与嗜酒放诞，是旧时代狂傲失意文士共有的心态，既反映他们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也表现他们对现实的逃避或反抗(消极反抗)。杨循吉生活在明朝中叶，当时，太监干政，社会黑暗。成化年间，有宦官汪直专权，利用新增设的特务机关——西厂，侦刺官吏阴事，罗织罪名，屡兴大狱，官员往往无辜遭祸，受严刑拷掠，或诛杀、或贬远。正德时，宦官刘瑾专权，“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他曾召群臣跪于金水桥南，把海内忠直之臣，如李梦阳、王守仁等数十人，宣布为奸党。一年夏天，御道发现揭露刘瑾罪行的匿名书，他又矫旨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日暮竟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监。当日天气酷热，主事何釴等三人暍死。明武宗是出名的昏君，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又以武功自雄，觉得皇帝的称号没有武将威风，于是下诏封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自署官号，视国家制度为儿戏。正直的文士，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杨循吉性格狂傲放诞，成化时中进士以后，官礼部主事，他“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人称“颠主事”。他又“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这样一位狂放高傲的文人，却受尽皇帝的侮弄。他本来早已辞官家居，明武宗南巡时，召他赋《打虎曲》，命他脱下儒服，换上武人装，把他当作“俳优”。他在皇帝身边过了八九个月的屈辱生活，再次辞归。从此，便一直隐居在苏州郊区。他厌恶官场应酬，喜欢在乡野酒肆之间，寻求生活乐趣。春满时节，春光将老，也许他想起老杜的诗：“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春光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于是在酒家壁上，挥笔题了这首词，抒发一时的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