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而作诗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 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陶渊明弃官归隐田园以后，初时生活尚可，愈到晚年， 愈益贫困，又不幸遭逢了田地屡闹虫灾、住宅两次失火这样的天灾人祸，生活更加窘迫，竟至“偃卧瘠馁有日”。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闻知此事，亲自前往问候，并“馈以粱肉”，渊明却拒绝接受， “麾而去之”。《有会而作》即有感于此事而作，并于诗前先以一篇内容精炼、形式工整的小序交代了写作背景和目的。
开头便指出其时正值“旧谷既没，新谷未登”，对于以种田为生的农家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难捱过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如果遇上可望丰收的好年景，如果本人年轻力壮，那么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身心的压力，偏偏又是“颇为老农，而值年灾”，其处境、其心情，不难想见。眼下唯一的指望是新谷的收成，却又“日月尚悠”，遥遥难期;眼前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倒是灾荒，而且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是尽头。年终收获新谷尽管不能解燃眉之急，若能唤起人的希望却也不失为一种鼓舞，但既然是“为患未已”，又怎敢对它抱有奢望? “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流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沮丧的情绪。未来既不可期，眼前又一筹莫展，诗人的境遇自不免日渐艰窘，每况愈下。起初还是“朝夕所资，烟火裁通”，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需要，尚不至断炊， “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就在这饥寒交迫之中，眼看着年终就要到了，怎不令人感慨万端?诗人就是这样以如话家常般流畅自然的笔调，层层深入地揭示了自己“慨然永怀”的原因。小序最后说，之所以要将这些记述下来，是因为“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其实，读完全诗，我们就可以知道，诗人要后生所闻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他饥馁的酸楚，而是他固穷守节的高尚情操。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他8岁丧父， “少而贫苦”。从29岁开始， 断断续续做过几任小官，因厌恶官场的污浊，于41岁毅然辞归， 隐居田园。他亲自耕田，艰苦备尝，晚年更是贫病交加，以至“乞食”。诗的开头两句“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可谓相当真实而又高度凝炼地概括了诗人的一生生活，对他六十几年的生涯来说，的确没有比“乏”和“饥”更为准确恰切的形容了!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通过展示心理活动刻画“乏”、“饥”的程度，是对以上描写的具体化、形象化。菽、麦不过是用以充饥果腹的基本食粮，是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对诗人来说尚且成了“实所羡”的奢侈品， “甘肥”这样的美味连想也不敢想自不言而喻，其“饥”、 “乏”的程度亦不言而喻。
接下去，诗人通过两个典型的生活细节进一步表现自己衣食的匮乏。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意思是说，自己常常挨饿，不过仅次于子思的三旬九食;缺少换季的衣裳，暑天还穿着令人生厌的冬天的寒衣。 “惄”，饥也。“九饭”，用孔子弟子九思的典故，他在卫国居住时，生活极端贫困，三旬只有九次饭食。一说， “亚九饭”“应作‘无恶饭’，无恶饭与厌寒衣对举，以写衣食之缺，饥寒之切”(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如果有人以为以上描写不过是诗人的艺术想象和夸张，那就未免误解了陶渊明，且不说他性格的真率和诗风的真淳为后人所公认，仅从他另外一些诗句，如“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也可以看出，陶渊明于贫困确实有相当深切的体验，因为没有尝过冻馁交并滋味的人很难刻画出如此微妙的矛盾心理，不是经常断炊的人也想象不出饥者初饱的欣悦。诚然，人们确可以从中欣赏到陶诗出色的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但如果没有诗人的真情实感作基础，仅凭技巧，是很难产生如此动人的效果的。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两句，承上抒发了心中悲苦的感情。表面看来，这里的“岁暮”指的是一年将尽，与序中所云“岁云夕矣”相照应，仔细品味则可知它语义双关，也指人的暮年。写作此诗时，诗人已62岁，次年即在贫病煎迫下辞世。所以这两句诗不只是年终将近的感慨，更是对自己从“弱年”到“老至”这悲辛的一生发出的深沉慨叹!
既然境况如此窘迫，靠躬耕难以自给，为什么不肯接受檀道济送上门的馈赠呢?诗人不是明明因饥饿的驱使叩门乞食了吗?难道后者比前者更令诗人以为耻，更加不能忍受? “常善粥者心， 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这四句从字面上看，是说自己常常称赞那些在荒年施粥人的善心，深以那“蒙袂”不食嗟来之食的饥民为非，嗟来之食有什么可憎恨的，何必要白白地饿死呢?倾向仿佛很鲜明，但透过“嗟来之食”典故的运用，不难窥见个中的消息。诗人在这里是把檀道济比作《礼记·檀弓》记载的吆喝“嗟!来食!”的黔敖，自己便是那蒙袂而过的饥民。只须对陶渊明稍有了解就会想到，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渊明是宁肯饿死也决不会接受嗟来之食的。
如果说这四句是诗人用反语表达自己不食嗟来之食的愤激之情，那么，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便是从正面阐明他不愿与“斯滥”无操守的小人为伍，宁愿安处贫困也要保持高节的夙志。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的价值观。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他敢于毫不含糊地对檀道济这样一个刘裕集团的重要人物“麾而去之”的行为，陶渊明早年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归隐，晚年穷愁潦倒、困顿至死，无不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支持着陶渊明如此不慕荣利、甘贫守拙呢?诗的最后两句对此做了回答：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诗人认为饥饿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让它饥饿好了，古时候在安贫守道方面值得我效法的人多得很呢!从陶渊明的一系列诗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确是以无数古代贤人作为典范，这其中有他写诗称颂过的荣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著名贫士，也包括那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无名氏，是他们安道苦节的高尚情操给陶渊明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君子固穷一这种人生信念，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它经由陶渊明等人的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后人对陶渊明十分钦敬仰慕的原因，也是这首诗获得不朽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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